WTO弱化與APEC政治化的連動效應——台灣的因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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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6期- WTO弱化與APEC政治化的連動效應——台灣的因應方向
關鍵字：WTO、APEC、自由貿易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今年的亞太經合會（APEC）貿易部長會議在中國蘇州舉辦，中國國台辦稱，將按照「一個中國原則」和APEC相關諒解備忘錄規定及慣例，處理「台灣地區」參會事宜，引發我外交部強烈抗議，並譴責指出台灣1991年簽署的入會備忘錄中並無「一中原則」文字，且敘明平等參與各項會議及活動，中方此舉違背其前年爭取主辦APEC時所做出的承諾，惡意打壓我國的參與地位。[1]中方強硬舉動並非意料之外，但在區域經貿會議中開始實質凸顯其政治意圖，實有脈絡可循。對台灣而言，其背後的意涵更為重要，尤其是在多邊經貿體系的鬆動與大國競逐下，如何從中國打壓中繼續努力爭取國際空間。
WTO制度弱化與APEC的結構性限制
WTO自1995年成立以來，一直被視為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制度核心。然而近年其最關鍵的爭端解決機制幾近停擺，已成為制度性危機的象徵。關鍵轉折出現在2019年，美國阻擋上訴機構法官任命，導致WTO二審機制失去運作能力。此後，多數貿易爭端難以透過具約束力的裁決解決，致使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秩序出現裂縫。[2]
APEC作為亞太最重要的經濟合作平台，與WTO所代表的自由貿易秩序具有理念上的互補關係，但以共識決為基礎，幾無法律約束力。當WTO功能弱化後，APEC也可能出現結構性變化。一方面，區域合作進展趨緩；另一方面，議題逐漸從經濟自由化轉向供應鏈安全、科技治理與經濟韌性，使原本以經貿為核心的論壇，逐步承載更多地緣政治色彩。
美中角色轉變與多邊體系動能下降
美國長期是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主導者。以經濟規模而言，美國仍約占全球GDP四分之一，是全球最大單一消費市場，因此其政策取向對WTO與APEC具有結構性影響。然而近年美國政策明顯轉向。自川普政府以來，美國強調「美國優先」，並對多邊機制採取更審慎態度，包括暫停WTO爭端機制運作、推動關稅政策常態化，以及倡議「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使得WTO的多邊架構協商功能大為下降。
在多邊體系出現鬆動與美國揚言退出WTO的同時，中國的經濟與制度影響力顯著上升。中國約占全球製造業產出30%，並成為超過120個國家與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中國亦可透過區域協定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強化其制度影響力，並在多邊場合逐步提升話語權。同時，中國亦在部分國際場域推動政治性敘事，試圖將「一中原則」延伸至經濟合作框架之中，使技術性經貿平台承受政治壓力。
對台灣的結構性壓力與可行因應方向
台灣目前在WTO以「臺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身份參與，在APEC則以「Chinese Taipei」名義出席。這種制度安排雖然在現實上確保台灣仍能參與多邊經貿體系，但也使其長期處於受限且易受政治干擾的架構之中。
在當前多邊體系弱化與地緣政治升溫的背景下，台灣面臨的挑戰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第一，制度空間持續被政治化壓縮，使技術性經貿議題更容易受到外交壓力干擾。第二，全球貿易規則逐漸從多邊轉向雙邊與區域化，使台灣參與制度的門檻提高。第三，供應鏈安全與經濟安全議題上升，使台灣高度外向型經濟面臨更多戰略風險。
然而，面對上述結構性限制，台灣仍可透過多層次策略強化自身國際經濟韌性與制度參與能力：首先，在產業層面，台灣應持續鞏固半導體與高科技產業的全球關鍵地位，強化不可替代性，以維持在全球供應鏈中的核心節點角色。其次，在經貿戰略上，台灣應積極推動與主要民主經濟體的雙邊與多邊經貿合作，包括強化與美國、歐盟及印太夥伴在數位貿易、關鍵供應鏈與投資協定上的連結，以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同時提升制度性嵌入程度。第三，在區域參與方面，台灣應持續深化在APEC框架下的實質貢獻，以功能性合作強化存在感，避免國際參與被限縮為象徵性角色。第四，在制度策略上，台灣可更積極參與新興多邊或準多邊機制，例如跨國數位貿易規範、供應鏈韌性聯盟與高標準經貿協定架構，透過「議題型參與」而非僅依賴傳統國際組織，擴展國際連結網絡。
[1] 中華民國外交部，〈外交部再次嚴厲譴責並駁斥中國國台辦有關打壓及矮化台灣平等尊嚴參與「亞太經濟合作」（APEC）的謬誤說法〉，2026年5月13日，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95&sms=73&s=1222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