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戰

借鑒烏俄戰爭: 《全動法》的媒體管制與資通訊動員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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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07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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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安全與決策推演研究所 曾敏禎 政策分析員



關鍵字: 《全動法》、假訊息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國防部近期預告修正《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除名稱修正為《全民防衛動員法》(簡稱《全動法》),其中訊息傳播的主管機關平時應對出版、廣播電視、網路平台與應用服務提供者及新聞從業人員實施調查、統計、編組,而戰時優先使用傳播媒體與通訊設備,報導戰事與緊急應變資訊。而資通訊的主管機關平時規劃辦理政府及關鍵基礎設施資訊安全防護的準備,對電信器材、電信事業廠商進行調查、統計及編管,戰時依各機關資通安全防護及應變管控需要,徵用資安人才。 [1]

平時:健全的媒體與通訊環境嚴陣以待,防堵敵方妖言惑眾


關於近期《全動法》修法所引發國內出現「管控媒體、言論控制」等諸多爭議,事實上回顧2014年克里米亞(Crimea)脫烏併俄,烏克蘭首先將境內80個與俄羅斯政府相關、具有意識型態的電視頻道切斷,2017年烏克蘭封鎖俄羅斯的社群媒體跟俄方支持的新聞網站,[2] 2021年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已下令關閉國內3家親俄電視台,以封鎖俄國大外宣,遭異議者大肆批評「此舉箝制言論自由」。[3] 然而俄羅斯接續創造親俄的烏克蘭媒體在烏國「合法」且「有執照」的營運電視台,這些代理人成當地的宣傳要角,可窺俄羅斯試圖以裡應外合、鯨吞蠶食的方式控制烏克蘭的媒體話語權。

在俄羅斯真正揮兵大舉進攻前,2022年伊始已先頻繁密集展開宣傳戰,從文化、歷史、社會的矛盾角度,試圖從內部瓦解民心,說服烏克蘭人「不戰而降、接受和平」,短期利用海量的假訊息,長期打造一個恢復古俄羅斯帝國榮光的敘事模式。借鏡慘烈的烏俄戰爭教訓,《全動法》對傳播媒體及通訊設備的管理規定,除為在平時能過濾分辨為虎作倀的灰色敵人,避免渠等挾「復興一個偉大的中國幻想」侵擾台灣社會,且政府及關鍵基礎設施資訊安全防護涵蓋範圍廣、牽涉程序步驟要領之提出與整合,並非一蹴可及,故須在承平時期規劃、檢驗及修正,及早搶修、復原、備份與備援,絕非止於紙上談兵。

戰時:面對敵國動搖人心與戰局,傳遞民眾正確訊息以應戰


在烏俄戰爭之始,烏克蘭在等待國際援助的關鍵期,俄羅斯不斷釋放烏國總統澤倫斯基早已安排家人出逃的假錄音檔、烏克蘭國防部大樓被俄軍三枚飛彈夷平、烏國邊防軍隊已放棄烏俄邊境駐地等假訊息。[4] 由於烏克蘭民眾長久以來接觸來自俄羅斯的政治宣傳與資訊戰,已訓練出對俄國任何訊息都抱持質疑審視態度,因此在開戰後,烏克蘭各地的事實查核組織快速連結,共同打擊流竄的相關錯誤資訊,發揮極大關鍵作用。

鑒於人民在遭逢戰亂時,主要關心的是戰局的發展趨勢,和攸關自身利益的經濟與金融問題,因此「能抵抗多久」,是戰爭中的重中之重。敵國勢將透過廣播新聞、社交媒體、間諜奸細等各種管道,散播流言蜚語,用來宣傳反戰思想,流傳物資匱乏或戰敗消息,煽動民眾叛亂投降暴動、囤積搶奪求生物資、銀行恐慌性擠兌等氛圍,民心若遭假訊息動搖——以為總統與軍隊已逃跑、首都遭攻陷、軍事基地港口被炸毀,恐將一路潰敗。因此《全動法》戰時的優先使用傳播媒體與通訊設備,報導戰事與緊急應變資訊,均係為了政府能在第一時間上下統一口徑,讓謠言無所遁形,確保大家接收正確同步的訊息,且為避免網路攻擊下的公共服務斷網,造成民心焦慮恐懼,資通訊應變管控並徵用資安人才,才能維持治安提高抵禦能量,避免敵國達到離間軍民、破壞金融經濟交通、打擊後方部隊士氣等,妨礙戰爭遂行。

敵暗我明:針對假訊息立法與設立專責機構,阻止失序訊息蔓延


就俄羅斯與中共等威權國家政體而言,因渠等感受到崛起的行動網路與社群媒體成為人民串聯反抗的助力,因此限制人民使用境外的媒體工具,從源頭截斷,加以在其國內封鎖關鍵字、刪文、斷網,以便隔絕當局禁止的新聞輿論,「限縮資訊」成為威權國家常見的網路審查手法。而「擴張流量」包括在其國內選擇性散布有利當局的話題,或分散民眾對重大爭議事件的關注度;另亦針對潛在敵對或競爭關係的民主國家,發動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DDoS)或是進階持續性威脅(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APT)攻擊等網路戰,同時配合傳播大量不實訊息,以此分化煽動目標國民眾情緒,使社會集體陷入認知癱瘓。

根據瑞典哥德堡大學的跨國學術調查V-Dem(Varieties of Democracy)計畫結果顯示,台灣遭受境外假訊息侵擾嚴重程度,從2013起已連續9年排名世界第一,[5]對照台灣在言論自由、民主自由或選舉競爭透明程度等各方面,在全球排名均名列前茅,代表政府透過政策干預言論自由,或社群網路程度很低,致使假訊息具有更多散播空間。相較美國、歐盟近年相繼針對假消息提出應處機制,台灣對於潛伏的「在地協力者」運用媒體操弄不實訊息或認知作戰的法律層面不足,另亦缺乏處理假訊息專責機構,台灣政府相關部門亟需反守為攻,提出加強防禦手段,早日針對假訊息完成立法,合作破除虛實難辨的社會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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