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課題：中共總結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問題下的路線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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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的課題：中共總結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問題下的路線修補
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所 梁書瑗博士後研究
關鍵字：六中全會、歷史虛無主義、意識形態、黨組織
關鍵字：六中全會、歷史虛無主義、意識形態、黨組織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今（2021）年8月31日中共政治局會議決議，十九屆六中全會於11月召開，會議主題為「全面總結黨的百年奮鬥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問題」，將聚焦於總結過去中共百年成功的經驗，並釐清未來應如何才能繼續成功。[1]然而，十九屆六中全會總結中共百年成功經驗與歷史問題，除了鞏固習近平的歷史地位與尋求連任的意識形態基礎以說服黨內菁英之外，[2]尚有哪些意義？本文認為，十九屆六中全會的目標應為，提高應對風險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在思想準備上，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在工作準備上，則須不斷提高治理能力和水準。
習抨擊歷史虛無主義加固「全黨認識的統一狀態」
毛澤東受到《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的影響，透過鬥爭錯誤路線，以辨明正確路線，成為中共總結歷史的基調。[3]因此，中共特別重視黨史的詮釋權與「定性」。習近平三番兩次告誡黨員要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意在言外。歷史虛無主義源自於1989年12月江澤民的一席話，胡錦濤任內也數度提及，[4]其意指背離中共歷史定性的觀點。中共領導人抨擊「歷史虛無主義」有雙重意涵，除了強調黨中央掌握歷史（尤其是中共黨史、近代史）的詮釋權外，更要防堵歷史虛無主義背後存在黨內意識型態分歧甚至是信仰危機的可能性。習近平以蘇聯為鑑，對黨內發出警鐘。習認為蘇聯解體前，因意識形態鬥爭激烈，造成否定蘇共統治的歷史詮釋紛紛出籠，侵蝕蘇共一黨專政的意識型態基礎，進而成為蘇聯垮台的原因之一。[5]中共透過十九屆六中全會一槌定音，不只達到打擊歷史虛無主義、收攏歷史詮釋權的效果。同時，也可推知中共或進一步藉「正確」分析爭議性的歷史事件，提供支撐「兩個不能否定」的論述，[6]使黨內保守派與改革派的論爭限縮於可控制的範圍之內，讓黨的意識型態路線重新獲取平衡，達到「既防左、又防右」的效果。一方面不至在改革的道路上走得太遠，忽略了一黨專政的信仰；另一方面也不會因過於強調計畫經濟的遺產，輕忽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帶來生產力提高的成就。
藉總結重大成就與歷史經驗問題合理化現今「克敵制勝」的方向
中共在針對自身發展歷程做出歷史「定性」時，不僅指出成就何在，也以「汲取教訓」為由，藉「科學評價」過去的失敗、錯誤之處，轉移施政重心。今年2月習近平於「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以毛總結革命經驗後所提出的克敵致勝之道（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為例，指出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原因在於，要不斷提高應對風險挑戰的能力。
近年來，因美中摩擦，外界多半將焦點置於中國的外部風險，然而鄧一手促成的改革開放，雖取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成就，中共卻也付出了馬列毛意識形態霸權消融與黨組織控制弱化的代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紅線雖為「四個堅持」，[7]但對鄧而言，真正的底線僅有中共一黨專政，其它三項堅持都可隨情勢調整。[8]在這樣妥協下，卻產生了侵蝕一黨專政的危機。第一，中國社會隨著經濟發展，多元價值萌發後，中共一黨專政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基礎馬列毛思想逐漸褪色，產生了信仰危機。同時，為了鬆綁在計畫經濟下由國家牢牢掌握的經濟、社會運作，黨組織漸漸隱身幕後，放鬆原本禁錮市民社會、經濟活動的力道。黨政、黨企分離的革新不絕於耳，社會市民組織也開始在有前提下出現。然而，經過40年間的演變，顯然習近平認為，共黨意識形態的空洞化與黨組織對內、對外的掌握能力已削弱到了不得不處理的程度，斷然不能使前述危機不斷累積，造成量變導致質變，進而使江山易幟。
習執政後，已陸續拋出一系列管控前述兩種危機的舉措，也因此掀起了許多爭議與討論。例如：從強調「兩個維護」、習思想入黨章、一系列關於黨建的制度建設、民營企業設黨組，再到打擊民營企業、整治文娛圈等等看似「毛式」的政策。但中共對此卻遲遲缺乏一個合理化推動這些政策的基礎，而正恰恰可透過總結中共發展歷程時順勢補充之。
習企圖修補路線不足之處
不可諱言，此次六中全會的主題使外界自然地聯想到中共黨史上兩次「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次是由毛所主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另一次則是鄧所主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這兩次「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藉評價中共發展歷程中的功過「撥亂反正」，確立何為正確與錯誤的路線，重塑中共政治路線。毛、鄧也藉此，替自己的過去「平反」，同時削弱對手的聲望或權力基礎。[9]然而，本文認為，此次十九屆六中全會應有別於毛、鄧所主導的兩次「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而較傾向於「糾偏」—「查找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薄弱環節，提出改進措施」，[10]延續以往的作風，以制度調整入手，而不會如毛、鄧一般，欲藉修撰黨史掀起「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的鬥爭，以收打擊政敵或扭轉前人路線之效。下文則說明上述主張之因。
第一，習近平為了樹立「兩個維護」在黨內的有效性，從反腐切入，繼而推動各項黨建制度，重塑習作為黨中央核心的威望。習本身已化身頂層設計的代表，為路線部署、各項政策規劃的軸心，目前黨政菁英群體中，也不存在得以與習一別苗頭從事路線之爭的另一個太陽。其次，習近平即使目前為中共黨內的第一號人物、黨中央的核心，但權力來源仍與毛、鄧不同。習與毛、鄧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習的權力來源為自身所掌握的職務與相應的體制架構，而非來自於與毛、鄧一樣的革命功勳。因此，習並不具備扭轉由鄧所定下改革開放路線的實力，也不具備大規模毀壞既有體制的動機。習反而需概括承受前人所締造的偉大成就與歷史問題，採取在既有體制內調整制度的方式漸次修補之。
習抨擊歷史虛無主義加固「全黨認識的統一狀態」
毛澤東受到《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的影響，透過鬥爭錯誤路線，以辨明正確路線，成為中共總結歷史的基調。[3]因此，中共特別重視黨史的詮釋權與「定性」。習近平三番兩次告誡黨員要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意在言外。歷史虛無主義源自於1989年12月江澤民的一席話，胡錦濤任內也數度提及，[4]其意指背離中共歷史定性的觀點。中共領導人抨擊「歷史虛無主義」有雙重意涵，除了強調黨中央掌握歷史（尤其是中共黨史、近代史）的詮釋權外，更要防堵歷史虛無主義背後存在黨內意識型態分歧甚至是信仰危機的可能性。習近平以蘇聯為鑑，對黨內發出警鐘。習認為蘇聯解體前，因意識形態鬥爭激烈，造成否定蘇共統治的歷史詮釋紛紛出籠，侵蝕蘇共一黨專政的意識型態基礎，進而成為蘇聯垮台的原因之一。[5]中共透過十九屆六中全會一槌定音，不只達到打擊歷史虛無主義、收攏歷史詮釋權的效果。同時，也可推知中共或進一步藉「正確」分析爭議性的歷史事件，提供支撐「兩個不能否定」的論述，[6]使黨內保守派與改革派的論爭限縮於可控制的範圍之內，讓黨的意識型態路線重新獲取平衡，達到「既防左、又防右」的效果。一方面不至在改革的道路上走得太遠，忽略了一黨專政的信仰；另一方面也不會因過於強調計畫經濟的遺產，輕忽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帶來生產力提高的成就。
藉總結重大成就與歷史經驗問題合理化現今「克敵制勝」的方向
中共在針對自身發展歷程做出歷史「定性」時，不僅指出成就何在，也以「汲取教訓」為由，藉「科學評價」過去的失敗、錯誤之處，轉移施政重心。今年2月習近平於「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以毛總結革命經驗後所提出的克敵致勝之道（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為例，指出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原因在於，要不斷提高應對風險挑戰的能力。
近年來，因美中摩擦，外界多半將焦點置於中國的外部風險，然而鄧一手促成的改革開放，雖取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成就，中共卻也付出了馬列毛意識形態霸權消融與黨組織控制弱化的代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紅線雖為「四個堅持」，[7]但對鄧而言，真正的底線僅有中共一黨專政，其它三項堅持都可隨情勢調整。[8]在這樣妥協下，卻產生了侵蝕一黨專政的危機。第一，中國社會隨著經濟發展，多元價值萌發後，中共一黨專政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基礎馬列毛思想逐漸褪色，產生了信仰危機。同時，為了鬆綁在計畫經濟下由國家牢牢掌握的經濟、社會運作，黨組織漸漸隱身幕後，放鬆原本禁錮市民社會、經濟活動的力道。黨政、黨企分離的革新不絕於耳，社會市民組織也開始在有前提下出現。然而，經過40年間的演變，顯然習近平認為，共黨意識形態的空洞化與黨組織對內、對外的掌握能力已削弱到了不得不處理的程度，斷然不能使前述危機不斷累積，造成量變導致質變，進而使江山易幟。
習執政後，已陸續拋出一系列管控前述兩種危機的舉措，也因此掀起了許多爭議與討論。例如：從強調「兩個維護」、習思想入黨章、一系列關於黨建的制度建設、民營企業設黨組，再到打擊民營企業、整治文娛圈等等看似「毛式」的政策。但中共對此卻遲遲缺乏一個合理化推動這些政策的基礎，而正恰恰可透過總結中共發展歷程時順勢補充之。
習企圖修補路線不足之處
不可諱言，此次六中全會的主題使外界自然地聯想到中共黨史上兩次「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次是由毛所主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另一次則是鄧所主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這兩次「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藉評價中共發展歷程中的功過「撥亂反正」，確立何為正確與錯誤的路線，重塑中共政治路線。毛、鄧也藉此，替自己的過去「平反」，同時削弱對手的聲望或權力基礎。[9]然而，本文認為，此次十九屆六中全會應有別於毛、鄧所主導的兩次「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而較傾向於「糾偏」—「查找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薄弱環節，提出改進措施」，[10]延續以往的作風，以制度調整入手，而不會如毛、鄧一般，欲藉修撰黨史掀起「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的鬥爭，以收打擊政敵或扭轉前人路線之效。下文則說明上述主張之因。
第一，習近平為了樹立「兩個維護」在黨內的有效性，從反腐切入，繼而推動各項黨建制度，重塑習作為黨中央核心的威望。習本身已化身頂層設計的代表，為路線部署、各項政策規劃的軸心，目前黨政菁英群體中，也不存在得以與習一別苗頭從事路線之爭的另一個太陽。其次，習近平即使目前為中共黨內的第一號人物、黨中央的核心，但權力來源仍與毛、鄧不同。習與毛、鄧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習的權力來源為自身所掌握的職務與相應的體制架構，而非來自於與毛、鄧一樣的革命功勳。因此，習並不具備扭轉由鄧所定下改革開放路線的實力，也不具備大規模毀壞既有體制的動機。習反而需概括承受前人所締造的偉大成就與歷史問題，採取在既有體制內調整制度的方式漸次修補之。
[1]〈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召開十九屆六中全會〉，《人民網》，2021年9月1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1-09/01/nw.D110000renmrb_20210901_1-01.htm。
[2] 鄧聿文，〈客座評論：習近平為何要做第三份歷史決議〉，《德國之聲》，2021年9月6日，https://reurl.cc/GbkZn3。
[3]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台北：聯經出版社，2019年二版），頁380。
[4]〈中共建黨百年：『虛無主義』陰影下剪不斷、理還亂的中共歷史〉，《BBC中文網》，2021年6月28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7581184。
[5] 習近平此番見解出於2013年1月5日「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於六年後的2019年3月才於《求是》公開部分內容。習近平，〈關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求是網》，2019年3月31日，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9-03/31/c_1124302776.htm。
[6] 關於習近平「兩個不能否定」較完整論述詳見「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兩個不能否定」意指，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同前註。
[7] 「四個堅持」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斯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8]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台北：聯經出版社，2019年二版），頁955。
[9]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台北：聯經出版社，2019年二版），頁905。
[10]〈《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與行動價值》文獻新聞發佈會文字實錄〉，《共產黨員網》，2021年8月26日，https://www.12371.cn/2021/08/26/ARTI1629950003236567.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