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九屆六中全會觀察中共的脆弱與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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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九屆六中全會觀察中共的脆弱與成功
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所 梁書瑗博士後研究
關鍵字：六中全會、歷史決議、長期執政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關鍵字：六中全會、歷史決議、長期執政
歷時四天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於（2021年）11月11日閉幕，會議上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第三份歷史決議）與《關於召開黨的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十九屆六中全會的會議主題一經公開後，旋即掀起一陣討論風潮，直到會議公報及第三份歷史決議的全文公開，討論熱度依舊不衰。目前評論多聚焦於分析第三份歷史決議對習近平鞏固個人權力的「作用」，以及第三份歷史決議如何評價中共黨史上爭議的歷史事件，如文革、天安門事件等。雖然第三份歷史決議的內容新意不多，但本文認為其價值在於揭示：中共如何評估自身在維持長期執政上的弱點，以及如何試圖解決之。若可從此角度加以分析，將有助於吾人釐清中共施政背後的考量、邏輯，避免流於偏聽。
以問題導向為主的第三份歷史決議
當中共公布十九屆六中全會的主題後，不論是外界或中共官方，均不可避免地在論及第三份歷史決議時，一併提及毛、鄧所主導的前兩次歷史決議。毛或鄧所主導的歷史決議，除了重新指明當時中共的政治路線之外，更重要地是發揮總結前一階段的「黨內鬥爭」的功能。然而，從中共於會前透露的訊息，可知第三份歷史決議將側重從歷史經驗中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而非給予外界黨內存有路線之辯的印象。[1]
十九屆六中全會閉幕後，從中共官方釋出的訊息及第三份歷史決議的全文可知，[2]第三次歷史決議的論述框架有三。第一，前兩次歷史決議基本上已將中共的「重大是非問題」處理完畢，第三次歷史決議則遵循毛、鄧對此的論斷。其次，第三份歷史決議側重於，總結中共黨史上的初步經驗、寶貴經驗與重大成就，以肯認現今的政策方向。最後，則在呈現習近平的「成就」時，也一併指出十八大之前中共內部存在的問題。綜上述，第三份歷史決議的基調為：點出中共在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並藉歷史經驗一方面尋求解決之道，另一方面提供中共現今政策方向的理論基礎，以提高中共應對風險的能力。
第三份歷史決議揭示中共維繫政權的挑戰
雖第三份歷史決議藉羅列各項政策以宣傳習近平之斐然成就，試圖正當化其連任之路而看似了無新意。但事實上，第三份歷史決議全文的內容遠不只如此。本文認為，第三份歷史決議仍具觀察價值，因內文除堆疊外界已知的「政績」之外，也透露了兩點相互關聯的訊息。
其一，內文在論及習近平諸多「成就」的篇幅裡，也輕描淡寫地提到改革開放後到十八大前中共面臨的問題。從第三次歷史決議全文裡可知，中共面臨四項挑戰：執政黨內部的凝聚力、治理績效、社會意識形態多元，以及掌握國家暴力機器的能力。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治理績效的問題。雖然官方資訊多採「黨要依靠人民」一類宣傳式語言包裝，但從「打黑」、「脫貧攻堅」、「共同富裕」，以及整治幹部司法不公、貪污等政策部署看來，習近平的確特別重視基層幹部執政表現的問題。一旦共黨國家從「烏托邦」理想走向「發展」，[3]「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維繫政權的功能便會每況愈下。但共黨政權不允許民主選舉、不重視人權、自由意志，勢必要提供另一套統治基礎。因此，中共在改革開放後，率先以高速的經濟發展作為共黨統治的合法性來源。隨著經濟成長趨緩，習近平又面臨另一次合法性來源的挑戰。從近年中共施政重點觀察，基層幹部的治理績效儼然成為經濟發展以外另一個統治合法性的支柱，為中共取得基層社會支持的原因之一。中共強調治理能力的考量與政策部署並非空中樓閣，而是有其理論基礎。根據Guriev與Treisman的跨國研究，威權國家內的公共安全，尤其是人民對鄰里間治安的看法與對威權統治者的政治認同度存在正相關。[4]顯見，基層治理的品質恐直接影響人民對中共一黨體系的認同。若循此主軸追溯下去，也可解釋中共為何會看重如生態文明、二次分配的改革、市場壟斷問題、依法治國、掃黑，以及幹部治理能力、作風紀律等問題。
其次，中共高層在思考，中共如何成為長期執政的政黨，以及在長期執政下中共又該是甚麼面貌。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共執政的時間已超過當年的蘇聯，成了名符其實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傳承者」，中共到達了連蘇聯也未到達之處。作為一個處於長期執政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應該是何種運作方式，而此運作方式又如何可回過頭來持續鞏固黨長期執政的地位，顯然是中共近年持續探索的問題。吾人可從官媒披露王岐山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文可知，中共高層早在2012、2013年間就開始思考中國改革之路何去何從，著手處理鄧改革開放遺留下來的矛盾：對外開放之路與中共一黨專政之間如何相互協調，以保江山不變。[5]
習近平試圖以毛的政治原則推進鄧的改革路線
不論第三份歷史決議帶來何種效果，中共推出第三份歷史決議最初始的目的為：學習過去的歷史經驗，強化今日中共長期執政的能力。吾人可從第三次歷史決議中所指出的「寶貴」經驗，推知習近平企圖結合毛、鄧彼時解決問題的思維，而成為新時代克敵制勝的養份。毛、鄧帶給習近平的啟示分別如下所述。
首先，毛藉整風整黨增強了黨的「純潔性」，意即要求嚴明的意識形態、政治紀律、組織紀律、作風紀律，以提升黨的內聚力。同時，毛也強調黨與人民之間必須緊密聯繫，透過中共黨組織，形成穿透社會的強制力。鄧則將中共從「烏托邦式共黨」扭轉為「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的「發展式共黨」。鄧此舉對中共最大的貢獻在於，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存續奠定了穩固的「物質基礎」。本文認為，習的「兩個不能否定」其真義便在於此：[6]中共不會因為改革開放而放棄在政治上的壟斷地位，但也不會因強化黨的能力而放棄改革開放的發展路線，反而要運用在政治上的優勢，推進國家的發展。習近平屢屢提及的「舉國體制」則為一例。
站在中共的立場上來看，不管今日國力是否強盛，長期執政都不會是給定的前提，而是需要全黨一心越過諸多挑戰才能完成的目標。因此，習近平才會這麼強調要讀黨史，並以其他共產國家發展的過程為鑑，持續提醒黨內菁英，全黨須從歷史上學習甚麼是共黨崩潰的變數，並加以防範。
以問題導向為主的第三份歷史決議
當中共公布十九屆六中全會的主題後，不論是外界或中共官方，均不可避免地在論及第三份歷史決議時，一併提及毛、鄧所主導的前兩次歷史決議。毛或鄧所主導的歷史決議，除了重新指明當時中共的政治路線之外，更重要地是發揮總結前一階段的「黨內鬥爭」的功能。然而，從中共於會前透露的訊息，可知第三份歷史決議將側重從歷史經驗中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而非給予外界黨內存有路線之辯的印象。[1]
十九屆六中全會閉幕後，從中共官方釋出的訊息及第三份歷史決議的全文可知，[2]第三次歷史決議的論述框架有三。第一，前兩次歷史決議基本上已將中共的「重大是非問題」處理完畢，第三次歷史決議則遵循毛、鄧對此的論斷。其次，第三份歷史決議側重於，總結中共黨史上的初步經驗、寶貴經驗與重大成就，以肯認現今的政策方向。最後，則在呈現習近平的「成就」時，也一併指出十八大之前中共內部存在的問題。綜上述，第三份歷史決議的基調為：點出中共在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並藉歷史經驗一方面尋求解決之道，另一方面提供中共現今政策方向的理論基礎，以提高中共應對風險的能力。
第三份歷史決議揭示中共維繫政權的挑戰
雖第三份歷史決議藉羅列各項政策以宣傳習近平之斐然成就，試圖正當化其連任之路而看似了無新意。但事實上，第三份歷史決議全文的內容遠不只如此。本文認為，第三份歷史決議仍具觀察價值，因內文除堆疊外界已知的「政績」之外，也透露了兩點相互關聯的訊息。
其一，內文在論及習近平諸多「成就」的篇幅裡，也輕描淡寫地提到改革開放後到十八大前中共面臨的問題。從第三次歷史決議全文裡可知，中共面臨四項挑戰：執政黨內部的凝聚力、治理績效、社會意識形態多元，以及掌握國家暴力機器的能力。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治理績效的問題。雖然官方資訊多採「黨要依靠人民」一類宣傳式語言包裝，但從「打黑」、「脫貧攻堅」、「共同富裕」，以及整治幹部司法不公、貪污等政策部署看來，習近平的確特別重視基層幹部執政表現的問題。一旦共黨國家從「烏托邦」理想走向「發展」，[3]「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維繫政權的功能便會每況愈下。但共黨政權不允許民主選舉、不重視人權、自由意志，勢必要提供另一套統治基礎。因此，中共在改革開放後，率先以高速的經濟發展作為共黨統治的合法性來源。隨著經濟成長趨緩，習近平又面臨另一次合法性來源的挑戰。從近年中共施政重點觀察，基層幹部的治理績效儼然成為經濟發展以外另一個統治合法性的支柱，為中共取得基層社會支持的原因之一。中共強調治理能力的考量與政策部署並非空中樓閣，而是有其理論基礎。根據Guriev與Treisman的跨國研究，威權國家內的公共安全，尤其是人民對鄰里間治安的看法與對威權統治者的政治認同度存在正相關。[4]顯見，基層治理的品質恐直接影響人民對中共一黨體系的認同。若循此主軸追溯下去，也可解釋中共為何會看重如生態文明、二次分配的改革、市場壟斷問題、依法治國、掃黑，以及幹部治理能力、作風紀律等問題。
其次，中共高層在思考，中共如何成為長期執政的政黨，以及在長期執政下中共又該是甚麼面貌。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共執政的時間已超過當年的蘇聯，成了名符其實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傳承者」，中共到達了連蘇聯也未到達之處。作為一個處於長期執政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應該是何種運作方式，而此運作方式又如何可回過頭來持續鞏固黨長期執政的地位，顯然是中共近年持續探索的問題。吾人可從官媒披露王岐山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文可知，中共高層早在2012、2013年間就開始思考中國改革之路何去何從，著手處理鄧改革開放遺留下來的矛盾：對外開放之路與中共一黨專政之間如何相互協調，以保江山不變。[5]
習近平試圖以毛的政治原則推進鄧的改革路線
不論第三份歷史決議帶來何種效果，中共推出第三份歷史決議最初始的目的為：學習過去的歷史經驗，強化今日中共長期執政的能力。吾人可從第三次歷史決議中所指出的「寶貴」經驗，推知習近平企圖結合毛、鄧彼時解決問題的思維，而成為新時代克敵制勝的養份。毛、鄧帶給習近平的啟示分別如下所述。
首先，毛藉整風整黨增強了黨的「純潔性」，意即要求嚴明的意識形態、政治紀律、組織紀律、作風紀律，以提升黨的內聚力。同時，毛也強調黨與人民之間必須緊密聯繫，透過中共黨組織，形成穿透社會的強制力。鄧則將中共從「烏托邦式共黨」扭轉為「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的「發展式共黨」。鄧此舉對中共最大的貢獻在於，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存續奠定了穩固的「物質基礎」。本文認為，習的「兩個不能否定」其真義便在於此：[6]中共不會因為改革開放而放棄在政治上的壟斷地位，但也不會因強化黨的能力而放棄改革開放的發展路線，反而要運用在政治上的優勢，推進國家的發展。習近平屢屢提及的「舉國體制」則為一例。
站在中共的立場上來看，不管今日國力是否強盛，長期執政都不會是給定的前提，而是需要全黨一心越過諸多挑戰才能完成的目標。因此，習近平才會這麼強調要讀黨史，並以其他共產國家發展的過程為鑑，持續提醒黨內菁英，全黨須從歷史上學習甚麼是共黨崩潰的變數，並加以防範。
[1] 根據習近平於「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2021年2月20）上的談話，以及柴方國（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院長）於《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與行動價值》文獻新聞發布會（2021年8月26日 ）回答作者提問的內容，可知中共在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並藉歷史經驗尋求解決之道，以提高黨應對風險的能力。習近平，〈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求是網》，2021年3月31日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03/31/c_1127274518.htm。〈《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與行動價值》文獻新聞發布會文字實錄〉，《共產黨員網》，2021年8月26日 ，https://www.12371.cn/2021/08/26 /ARTI1629950003236567.shtml。梁書瑗，〈習近平的課題：中共總結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問題下的路線修補〉，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2021年9月17日 ，https://reurl.cc/WXYopx。
[3] 關於共黨國家政權的演化，可詳見：吳玉山，〈從比較共產主義看中共百年〉，《政治學報》，第71期（2021年6月），頁1-31。
[4] Sergei Guriev and Daniel Treisman, “The Popularity of Authoritarian Leaders: A Cross-National Investigation,” World Politics, Vol. 72, No. 4 (October 2020), pp. 601-638.
[5] 〈王岐山為何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新華網》，2013年1月1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1/18/c_114410249.htm。
[6] 「兩個不能否定」意指，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習近平，〈關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求是網》，2019年3月31日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9-03/31/c_112430277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