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航空難和徐州八孩案看中共言論控制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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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航空難和徐州八孩案看中共言論控制的邏輯
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 方琮嬿助理研究員
關鍵字: 東航空難、徐州八孩、言論控制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2022年3月21日，編號MU 5735、搭載132人的波音737東方航空客機墜毀於廣西梧州。在事件發生後，中共採取了極度嚴格的資訊言論管控：在空難後所發布的記者會中，東航雲南公司董事長孫世英全程照稿念，對於外媒記者提問避而不答。[1]中國與外國記者到空難現場採訪卻被工作人員阻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以下簡稱國信辦）則以遏止網路謠言為由，刪除27.9萬多條違法違規信息，處置2,713個帳號。[2]中共在空難事件所採取的言論資訊控制有別於一月份對於「徐州八孩」案的反應：在江蘇省徐州市豐縣，一位被綁著鐵鍊的八孩母親的影片被發布後引起網民對於人口拐賣賣的議論及批評，但中央在過程中並未介入，而是讓地方政府一次次在網民壓力下推出內容相互矛盾的調查報告。雖然說兩個事件的屬性不同，但都發生在2022年，攸關習近平是否連任成功，再者兩個事件都引起高度的民意討論與批評，理當都會引發中央的高度關注與介入。中共高層面對上述事件的態度與做法使人困惑：為何在東航事件中快速的控制言論與資訊，但面對徐州八孩事件時卻顯得緩慢且被動？筆者提供以下的看法。
事件發生的時間點影響中共回應
東航墜機發生在俄烏戰爭期間。俄羅斯於2月20日攻打烏克蘭，原本普丁（甚至外界）認為俄國會快速取得勝利，但烏克蘭的抵抗使得戰事延燒至今。北京似乎也沒預料到戰事會拖延，加上其在俄烏之間曖昧不明的態度引發了西方國家的批評。對於中共來說，目前時機非常敏感，東航墜機事件的相關訊息很可能會引發與戰爭有關的聯想，造成國內的民意動盪。因此，嚴格管控墜機事件的相關言論與訊息可能是中共為了要維穩所作出的因應。先前對於戰爭的誤判也會促使中共更加謹慎，而最謹慎的做法就是封鎖資訊。
徐州八孩事件的關鍵影片於1月28日被公布，在中國境內及海外網路上延燒了一個多月。事件之初正值北京冬奧，是中共向全世界展現中共強大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絕佳時機，對於尋求連任的習近平及需要政權合法性的中共來說特別重要。[3]在此狀況下，中共高層可能無暇顧及徐州八孩事件，就如地方政府也未將其視為重大社會案件，[4]導致網路上形成輿論風暴。
事件主責的層級影響中共回應
中共中央與地方可用委託—代理關係來比擬。根據委託代理理論（principal-agent theory），中共中央為委託人，地方為代理人，中央委託地方政府替其治理。中央與地方存在著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代理人擁有資訊上的優勢，會出現投機利益行為，傾向對中央隱瞞甚至扭曲資訊。根據此理論，越接近中央的代理人越難隱瞞扭曲資訊，也就可讓中央迅速的作出決策。因中共五級政府體制，形成冗長的「委託代理鏈」，代理鏈越末端的代理人則越容易隱瞞扭曲資訊，影響中央的決策。在東航事件中，負責主管航空飛安的單位為中國民用航空局航空安全辦公室，由國務院下轄交通運輸部管理，為中央副部級部門。危機發生後，中共高層可以快速要求主責單位即時回應、掌握情勢並作出收緊言論的決策。
徐州八孩事件則是發生在基層。事件初由縣級政府回應，在網民壓力下才由徐州市政府和江蘇省政府介入。改革開放以來的地方政府為了怕被問責，而經常性的隱瞞資訊。「委託代理鏈」過長的狀況導致從基層而上的層層隱瞞，確實可能造成高層在事件最初無法立即收到正確的資訊，而低估了此事件所引發的輿論風暴。
假設中共高層後來得知徐州八孩事件的嚴重性——畢竟事件在網路上發酵了一個多月，這時間足以使中共高層收集到相關的資訊——那中共高層為何遲遲不介入？一種可能是中共高層要藉由網民的討論來收集更多資訊。前面提到，中央與地方存在嚴重的資訊不對稱，單靠地方政府非常可能無法得到事件的完整樣貌，所以中共意圖透過輿論探討來減少資訊落差，因此在初期並未收緊網路上對於徐州八孩案的討論和質疑。
再者，中共高層可能覺得民意的批判不會影響到他們，因此在初期未做出收緊言論的動作。事件初期，網民雖然要求政府調查影片中八孩母親的身世，當豐縣及後續徐州市政府作出回應後，網民大部分是對這兩個層級的地方政府批評與施壓。一直到2月15日，北京大學的100位校友向最高當局發布聯合公開信，懇求升高調查層級，而此舉也促使了北京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四川大學等校友也一同展開連署，弔詭的是公開信一發布沒多久就在網路上被封殺，在那之後微博上關於徐州八孩案熱蒐的討論度也下跌，[5]顯示中共自那時才開始收緊關於徐州八孩案的網路輿論。北京大學的校友公開信或許成功驚動高層，進而出動省級政府介入調查，但此舉也可能使高層意識到民意開始將此事件與中共高層連結，一旦連結後高層就很可能遭受批判。北北大校友的舉動與後續效應甚至可能喚醒中共高層對於六四事件的記憶，提醒中共高層要避免民意串聯形成政治抗爭。因此，中共高層初期放任八孩母親案的輿論發酵，但當民意開始對高層問責時，高層為了避免遭受到後續的批判而縮限言論。
強力控制言論將導致政權與社會更加對立
東航墜機與徐州八孩母親事件有一個共同點：從地方基層到中央高層，中共在面臨危機時皆企圖掩飾資訊，漠視人民需要真相的聲音。為了要維護其政權穩定，中共大力箝制內部言論空間，深怕來自民間的異議引起挑戰。中共預計在今年秋天舉行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外界普遍認為習近平將尋求連任，因此對中共而言，今年的目標是將局勢穩住直到年底。筆者認為，今年可預見中共面對危機的因應將更為僵硬，會比以往更加縮限言論空間，而這樣對社會過度的壓制，將導致更多的不滿累積，加深政權與社會的對立。
關鍵字: 東航空難、徐州八孩、言論控制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2022年3月21日，編號MU 5735、搭載132人的波音737東方航空客機墜毀於廣西梧州。在事件發生後，中共採取了極度嚴格的資訊言論管控：在空難後所發布的記者會中，東航雲南公司董事長孫世英全程照稿念，對於外媒記者提問避而不答。[1]中國與外國記者到空難現場採訪卻被工作人員阻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以下簡稱國信辦）則以遏止網路謠言為由，刪除27.9萬多條違法違規信息，處置2,713個帳號。[2]中共在空難事件所採取的言論資訊控制有別於一月份對於「徐州八孩」案的反應：在江蘇省徐州市豐縣，一位被綁著鐵鍊的八孩母親的影片被發布後引起網民對於人口拐賣賣的議論及批評，但中央在過程中並未介入，而是讓地方政府一次次在網民壓力下推出內容相互矛盾的調查報告。雖然說兩個事件的屬性不同，但都發生在2022年，攸關習近平是否連任成功，再者兩個事件都引起高度的民意討論與批評，理當都會引發中央的高度關注與介入。中共高層面對上述事件的態度與做法使人困惑：為何在東航事件中快速的控制言論與資訊，但面對徐州八孩事件時卻顯得緩慢且被動？筆者提供以下的看法。
事件發生的時間點影響中共回應
東航墜機發生在俄烏戰爭期間。俄羅斯於2月20日攻打烏克蘭，原本普丁（甚至外界）認為俄國會快速取得勝利，但烏克蘭的抵抗使得戰事延燒至今。北京似乎也沒預料到戰事會拖延，加上其在俄烏之間曖昧不明的態度引發了西方國家的批評。對於中共來說，目前時機非常敏感，東航墜機事件的相關訊息很可能會引發與戰爭有關的聯想，造成國內的民意動盪。因此，嚴格管控墜機事件的相關言論與訊息可能是中共為了要維穩所作出的因應。先前對於戰爭的誤判也會促使中共更加謹慎，而最謹慎的做法就是封鎖資訊。
徐州八孩事件的關鍵影片於1月28日被公布，在中國境內及海外網路上延燒了一個多月。事件之初正值北京冬奧，是中共向全世界展現中共強大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絕佳時機，對於尋求連任的習近平及需要政權合法性的中共來說特別重要。[3]在此狀況下，中共高層可能無暇顧及徐州八孩事件，就如地方政府也未將其視為重大社會案件，[4]導致網路上形成輿論風暴。
事件主責的層級影響中共回應
中共中央與地方可用委託—代理關係來比擬。根據委託代理理論（principal-agent theory），中共中央為委託人，地方為代理人，中央委託地方政府替其治理。中央與地方存在著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代理人擁有資訊上的優勢，會出現投機利益行為，傾向對中央隱瞞甚至扭曲資訊。根據此理論，越接近中央的代理人越難隱瞞扭曲資訊，也就可讓中央迅速的作出決策。因中共五級政府體制，形成冗長的「委託代理鏈」，代理鏈越末端的代理人則越容易隱瞞扭曲資訊，影響中央的決策。在東航事件中，負責主管航空飛安的單位為中國民用航空局航空安全辦公室，由國務院下轄交通運輸部管理，為中央副部級部門。危機發生後，中共高層可以快速要求主責單位即時回應、掌握情勢並作出收緊言論的決策。
徐州八孩事件則是發生在基層。事件初由縣級政府回應，在網民壓力下才由徐州市政府和江蘇省政府介入。改革開放以來的地方政府為了怕被問責，而經常性的隱瞞資訊。「委託代理鏈」過長的狀況導致從基層而上的層層隱瞞，確實可能造成高層在事件最初無法立即收到正確的資訊，而低估了此事件所引發的輿論風暴。
假設中共高層後來得知徐州八孩事件的嚴重性——畢竟事件在網路上發酵了一個多月，這時間足以使中共高層收集到相關的資訊——那中共高層為何遲遲不介入？一種可能是中共高層要藉由網民的討論來收集更多資訊。前面提到，中央與地方存在嚴重的資訊不對稱，單靠地方政府非常可能無法得到事件的完整樣貌，所以中共意圖透過輿論探討來減少資訊落差，因此在初期並未收緊網路上對於徐州八孩案的討論和質疑。
再者，中共高層可能覺得民意的批判不會影響到他們，因此在初期未做出收緊言論的動作。事件初期，網民雖然要求政府調查影片中八孩母親的身世，當豐縣及後續徐州市政府作出回應後，網民大部分是對這兩個層級的地方政府批評與施壓。一直到2月15日，北京大學的100位校友向最高當局發布聯合公開信，懇求升高調查層級，而此舉也促使了北京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四川大學等校友也一同展開連署，弔詭的是公開信一發布沒多久就在網路上被封殺，在那之後微博上關於徐州八孩案熱蒐的討論度也下跌，[5]顯示中共自那時才開始收緊關於徐州八孩案的網路輿論。北京大學的校友公開信或許成功驚動高層，進而出動省級政府介入調查，但此舉也可能使高層意識到民意開始將此事件與中共高層連結，一旦連結後高層就很可能遭受批判。北北大校友的舉動與後續效應甚至可能喚醒中共高層對於六四事件的記憶，提醒中共高層要避免民意串聯形成政治抗爭。因此，中共高層初期放任八孩母親案的輿論發酵，但當民意開始對高層問責時，高層為了避免遭受到後續的批判而縮限言論。
強力控制言論將導致政權與社會更加對立
東航墜機與徐州八孩母親事件有一個共同點：從地方基層到中央高層，中共在面臨危機時皆企圖掩飾資訊，漠視人民需要真相的聲音。為了要維護其政權穩定，中共大力箝制內部言論空間，深怕來自民間的異議引起挑戰。中共預計在今年秋天舉行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外界普遍認為習近平將尋求連任，因此對中共而言，今年的目標是將局勢穩住直到年底。筆者認為，今年可預見中共面對危機的因應將更為僵硬，會比以往更加縮限言論空間，而這樣對社會過度的壓制，將導致更多的不滿累積，加深政權與社會的對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