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政

河南「隨遷子女」家長維權抗爭事件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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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07
作者
方琮嬿
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 方琮嬿 助理研究員

關鍵字: 隨遷子女、維權抗爭、國家與社會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河南省鄭州市爆發維權衝突。2022年8月30日,150多名家長聚集在當地一間小學門口,抗議學校臨時通知將175位隨遷子女分流到其他學校就讀,甚至有家長發現部分學童被分配到「小平房」而非學校本區就讀,有歧視這些隨遷子女之嫌。隨遷子女的父母多為外地務工(農民工),在中國特殊的制度下這些家庭的戶口無法輕易遷入他們居住的城市,因此為非戶籍地就學的孩子。[1]校方在家長抗議過程中一直沒出面,但有數十名的警察與不明白衣人士到現場驅離抗議者,不僅導致衝突,還有部分家長在隔天被白衣人抓走。[2]此事件有側錄影像,但至今只有一間海外媒體報導,中國內部完全沒有相關的消息,代表此事件訊息已被地方政府封鎖。

地方政府對民眾維權的回應:「暴力化」與「黑社會化」


鄭州當局對待維權家長的方式令人想起今年四月同樣發生在鄭州村鎮銀行的3,000人維權行動。在這兩次事件中政府都派出警方驅趕民眾,並且都有不明的白衣人穿插其中對抗議民眾施暴。過往對中國社會抗爭的研究發現,國家對群眾事件的反應凸顯出中共的治理邏輯,即政府的回應會因人、事、地所延伸出的不同因素(例如:誰在抗爭?多少人參與抗爭?在農村還是城市抗爭?為了維護政治權利還是實質利益而抗爭?) 而不同,且會在「棍棒」和「胡蘿蔔」之間選擇手段。[3]但即便這兩次事件都發生在河南鄭州,村鎮銀行事件的抗爭人數遠高於參與隨遷子女抗爭的家長們;村鎮銀行的儲戶來自各地,屬於中產階級,而隨遷子女的家長多數為農民工,兩者在中國的社經地位不同。即便有這些差異,但地方政府皆以暴力手段壓制維權抗爭者,不僅反映出中共在二十大即將召開之前為避免政局動盪而加大力度維穩,也代表在習治理下的中共政權高壓控制社會,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隱性博奕空間已被縮減。

「白衣人」頻頻現身於中國的社會抗爭事件中。以近幾年來說,白衣人最早出現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7月22日在元朗港鐵站爆發白衣惡煞無差別攻擊乘客及記者,造成多人受傷的事件。今年4月到6月上海實施疫情封控管理期間,多次傳出穿白色防疫服的「大白」毆打民眾,在4月14日更傳出兩起政府強行徵收住宅區而與居民產生衝突的狀況,住宅區很多居民被警察與「大白」暴力對待。[4]加上前面所提到的兩起鄭州的維權抗爭事件,白衣人的出現和舉動意味著中共不僅默許甚至可能「外包」暴力,導致暴徒橫行地方。筆者認為,警察壓制維權民眾並夥同「白衣人」對這些手無寸鐵的民眾施暴,黑白不分的現象顯示中共正黑社會化中。

維權衝突事件凸顯農民工問題,外來人口仍被歧視


這次事件中的維權抗爭的家長多為農民工。農民工因為中國的制度而產生身分上的二元及生活上的困難——即便長期居住於城市,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階段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在工作場所卻經常受到剝削,在生活上也因為其農民身分而始終無法順利融入城市,反而常常被視為邊緣、次等的公民。戶口制度除了影響農民工的身分認同外也決定了他們在城市的社會福利:因為無法取得城市的居民身分,這些農民工也就無法享有居住地的社會保險,包含他們的子女也無法像城市居民般進入城市的公立學校就讀。為了解決農民工子女因制度而無法順利就學,進而迫使這些孩子進入參差不齊的農民工學校或是被送回家鄉與父母分離,成為「留守兒童」的情形,中國教育部自2016年起推出了多項政策,包含了2016年的《關於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要求流入地政府將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納入城鎮發展規劃與財政保障範圍;2021年的《關於督促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就學工作的通知》,要求學位資源相對緊張的地區加強學校建設與學位供給,確保「應入盡入、就近入學」和其他幫助隨遷子女在城市順利就學的相關政策。[5]但從這次的事件可看出,學校只針對隨遷子女進行分流,被分流到的「小平房」看似不是學校本區,加上家長前一夜才被臨時通知,因此很難讓人不想像這些隨遷子女受到校方的歧視。校方在抗爭過程中不出面,反而放任警方與白衣人驅趕家長,更讓人懷疑這些意圖改善農民工子女教育、幫助提升農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政策在某些地方並沒有真正落實。

20大後的中國社會問題與國家因應


目前跡象顯示,中共在20大之前為了確保政權穩定而對社會實施嚴格的維穩控管, [6]但筆者認為中共對於社會的控管將會延續到20大之後。中國的經濟在短期內將會繼續停滯,因此目前所遇到的基本民生問題——就業難、住房難(爛尾樓)、提款難、就學難等——恐怕會惡化,也可能會衍生出更多其他問題,影響中國內部的不同群體。中共已敲定在10月16日召開20大,外界解讀中共內部已經討論好重要人事安排,習近平第三任連任在望。若習順利連任,很可能會持續目前的政策方向,包含了對社會的高度維穩控制。因此,中國短期內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只會愈來愈緊張,但國家並不會以更柔軟與彈性的手段回應,而會更加全面、極端與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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