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3期-共軍「正義使命—2025」圍台演習的戰略訊號：從封控演練到區域安全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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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2025 年 12 月底，解放軍東部戰區啟動「正義使命—2025」對台聯合演訓，並明示納入多軍兵種聯合作戰、要港要域封控（Key Port and Area Control Operations）、外線立體懾阻（Outer-Layer Multi-Domain Deterrence）等科目，且於12月30日在台灣周邊多處海空域規劃特定時段的射擊∕火力演練，整體規模與強度可觀察到已明顯高於一般常態化戰備警巡水準，呈現更強的實戰化導向。[1]
相較過往偏重象徵性威懾的作為，此次演訓除在台灣周邊劃設多區限制∕危險空域並同步影響航路規劃外，也引發大規模航班調整與民航運輸成本外溢，顯示相關作為已不僅是軍事展示，更對區域航行安排與風險評估形成可觀的現實干預。[2]
基於此，本文旨在分析此類演習傳遞的戰略訊號，及其對區域安全結構的影響，並探討解放軍對台行動邏輯是否已發生階段性轉變? 透過制度化視角，可更精準理解北京如何將軍事演訓作為「低於戰爭門檻」（below the threshold of war）的政策工具，進而評估台海安全環境是否正向「封控導向」的危機型態趨近。
戰略意涵：從「威懾展示」轉向「封控情境測試」
「正義使命—2025」 之核心轉變，在於其將「要港要域封控」與「外線立體懾阻」由抽象想定轉化為具體的演練重點。此舉已跨越傳統「戰備警巡」的象徵性範疇，精準鎖定「低於宣戰門檻、具實質強制力」的封控情境。所謂「封控」，其戰略本質並非尋求立即性的全面交戰，而是在不進入正式戰爭狀態的前提下，透過海空域控制、航道干擾與心理威懾，迫使對手在政治穩定、經濟運行及風險承受層面，負擔持續且可累積的戰略成本。
其次，本次演習採取「同步公告特定時段」與「劃設多處限制海空域」之手段，並輔以實彈射擊，顯示解放軍已逐步建構一套「可重複啟動」的限制區操作模式。相關限制區呈現「多點分散、跨方向」配置，不侷限於單一航道，而是分布於台灣周邊關鍵進出門戶與外圍海空域。這種空間布局實質提升了國際航行規劃與風險評估的複雜度，不僅更貼近實際封控所需的空間結構，亦透過「風險疊加」效應，系統性地改變了整體的通行環境。
再者，從制度層面觀察，跨軍兵種聯合作戰的展示，除具備對外威懾功能外，更具備對內檢驗戰區指揮鏈、協同程序與聯合作戰流程的實務價值。透過在高度敏感的海空域進行演訓，解放軍得以在趨近實戰的條件下，測試情監偵（ISR）、指揮協同與火力運用之銜接效率。惟觀察家仍須謹慎區分「預演型科目呈現」與「實際動態作戰效能」之間的差距，避免將程序性的演練成果直接等同於最終的實戰能力評估。
為更精準定位「正義使命—2025」在對台行動光譜中的角色，有必要將單一演訓置於近年共軍圍台行動的「升高階梯」框架下觀察。下表綜合解析北京如何在低於衝突門檻的情況下，彈性調節對台施壓強度與外部介入成本，實現精密的「危機升高管理」。
表1、共軍圍台行動之戰略升高矩陣
本表顯示，共軍圍台行動並非線性推升衝突強度，而是透過不同升高階段，彈性組合內向（對台）與外向（對潛在介入者）之操作重點，以進行升高管理。特別是在第2至3階段，「限制區宣告」與「要港要域封控」逐步結合外線立體懾阻，使封控由一次性示警行動，轉化為可重複啟動、可調整強度的制度化政策工具，同時服務於對台施壓與介入成本管理兩項目標。
區域安全影響：三項風險的累積
在前述升高階梯的定位下，「正義使命—2025」對區域安全所產生的影響，未必立即表現為衝突爆發，而更可能以風險的結構性累積形式呈現。
首先，誤判與擦撞風險上升。多處限制區與實彈射擊同時實施，並對民航運作造成明顯干擾，使軍事與民用活動之間原有的時間與空間緩衝被壓縮。在此情境下，任何識別判斷失誤、驅離行動升高，或臨時航路調整，都更容易觸發非預期的升高。
其次，灰色地帶壓力外溢至經濟與航運層面。即使封控僅屬短期演訓，只要限制區宣告反覆出現，航運、航空與保險市場便可能逐步將地緣政治風險內生化，進而調整航路選擇、運能配置與保費評估。此類影響未必止於演訓期間，而將隨演訓重複啟動與風險評估變化而延續。
第三，區域安全困境加深。周邊國家在此情境下，往往被迫強化情監偵活動、提升軍事存在或進行公開表態，以確保自身安全利益不被忽視；然而，這些回應行動又可能被北京解讀為「外部干涉」，進而引發新一輪反制，形成「行動—反應—再升高」的循環，使整體區域安全環境更趨脆弱。
與近期軍演比較：封控模板的制度化趨勢
若將「正義使命–2025」置於近兩年圍台軍演的整體脈絡中，其戰略定位與功能變化更為清晰。相較之下，2024 年「聯合利劍」系列演習多以政治示警與威懾展示為主，封控∕封鎖想定往往以模擬與訊號化方式呈現，並與政治時點高度連動。[3]
2025年4月的「海峽雷霆—2025A」則更明確呈現「封鎖∕精準打擊」的想定與科目，屬於升高示範與能力展示取向的演訓。[4]「正義使命–2025」則未在強度上持續推高，而是在既有封控框架下進行整理與複用，使相關行動逐步成為可預期、可調整的制度化選項。此一轉變意味著，共軍圍台行動的重心，正由一次性危機威懾，轉向長期、可管理的壓力型操作。
表2、近年圍台軍演之功能定位比較
結論：共軍封控作為戰略訊號與台灣的政策反思
綜合觀察，「正義使命—2025」所傳遞的核心訊號，未必在於即時動武，而在於封控能力的可用性與可重複性。透過制度化演訓，北京正逐步將「封控∕隔離」塑造成介於和平與戰爭之間的政策工具，使其成為未來台海危機管理中的一項常備選項。
基於此，台灣的應處重點宜由單次危機反應，轉向長期壓力管理。具體而言，應透過對封控行動進行分級研判、維持一致且可預期的對外論述，並強化跨部會協調與夥伴國家之風險訊號對齊，以降低封控常態化對經濟運行與區域穩定所可能產生的外溢衝擊。同時，台灣亦宜「穩定推動國防預算，持續強化防衛整備、聯合應處能力與嚇阻可信度」，使共軍任何封控或升高行動，均須承擔實質且可預期的成本，而非被視為低風險操作。唯有將封控納入一項可預期、可管理的安全挑戰框架，並結合制度化的國防建構與整體風險管理機制，台海安全環境方能在高度壓力下，仍維持於相對可控的範圍之內。
[1] 中華民國國防部，〈中共針對性軍演 國防部：沉著應處確保國家安全〉，2025 年 12 月 30 日，https://www.mnd.gov.tw/news/mnd/85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