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情勢

日本執政黨勝選有助印太安全與臺日合作
瀏覽數
2801

第949期-日本執政黨勝選有助印太安全與臺日合作

關鍵字:高市早苗、嚇阻、中國威脅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日本執政黨自由民主黨在大選獲得壓倒性勝利,創下該黨有史以來最高席次,對高市早苗首相的國策與安保戰略可說獲得選民認同。[1]儘管開票的最終席次雖仍待計算,依照《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自民黨以316席以上的優勢將可掌握總席次465席的2/3優勢,不僅席次達到絕對穩定多數,甚至超越可制衡參議院不同意見的310席門檻,獲得在眾院自主立法的權力,再加上執政盟友「日本維新會」的34席可說如虎添翼。自民黨掌握行政、立法權的優勢,可說是北京對日本採取脅迫戰略反而激起日本選民的反感,並進而支持強化安保措施的高市政府。

中國威脅促使日本調整安全路線


日本傳統的防衛戰略為「專守防衛」屬於被動防禦,雖有採行主動防禦的「敵基地攻擊」倡議,但一直未能定調。近年由於地緣政治轉變,日本可說處於戰後最重要的安保戰略轉型期。首相高市早苗的安保主張與產業政策,代表的不只是個人政治主張,也象徵日本逐步從經濟技術強國走向安全與軍事保障的結構性轉變。由日本官方政策、防衛裝備整備趨勢來看,東京正同時推動軍事能力強化與防衛工業兩條戰略主線。例如日本通過2026年防衛預算創下歷史新高的9兆日圓(580億美元)較2025 年增長了 9.4%,並加速發展長程打擊飛彈、無人作戰系統與反擊能力,以應對中國軍事壓力。[2]

首先,日本對於安全威脅認知已出現質變。《2025年日本防衛白書》強調,中國軍事擴張已構成日本乃至全球安全的戰略挑戰」並指出中國在臺海進行的系列演習、中俄聯合行動乃至北韓核武與飛彈投射能力,使日本安全環境比冷戰後任何時期都更嚴峻。《防衛白書》同時明確指出台海衝突可能直接影響日本安全。例如報告強調,日本西南島鏈距離台灣極近,一旦台海爆發衝突,極可能衝擊日本領土與美日基地運作。[3]

其次在防衛政策層面,將由「防衛大綱」過渡至「國家防衛戰略」,高市內閣最核心的戰略是加速強化日本防衛能力,並將軍費提升至GDP 2%。高市在政策演說中明確表示,日本必須在安全環境劇烈變化下「從根本上強化防衛能力」,並提前實現國防支出達GDP 2%的目標。[4]顯示日本安全政策正由最低限度防衛轉向持續性嚇阻能力。

而在防衛裝備政策,從產業的角度來看,依照日本防衛白書強調的「防衛生產基盤」(國防產業方針)正進入快速成長期。根據日本防衛產業資料,日本主要軍工企業訂單近年大幅成長。例如NEC航太與國家安全市業的產值較2022年多了一倍,而三菱重工防衛與太空訂單在2023至2024年超過1.8兆日圓(36億美元),相較2022年增幅達三倍的水準。[5]

日本政府也逐步放寬武器出口限制,使國防產業從國內防衛型產業轉向國際供應鏈型產業,特別是美國外交與安全政策界也明確指出,美國已難以單獨供應全球盟友武器,日本國防產業將在民主陣營安全供應鏈中扮演更重要角色。[6]

日美共同強化第一島鏈集體防衛有助臺海安全與合作


綜合來看,高市路線代表三個長期戰略趨勢,首先東京的安保政策正在從防衛型轉向嚇阻型,其次是日本軍事角色正從同盟輔助者轉向區域安全共同承擔者,第三則是日本國防產業正從國內防衛市場走向民主陣營軍工供應鏈核心。此一戰略轉型對印太安全格局具有深遠影響。日本不再只是經濟與科技強國,而是逐步成為能影響區域軍事平衡的重要安全力量。若此趨勢持續,日本可能在未來十至二十年內,成為美國以外最重要的高端軍工與安全技術節點之一。

從長期戰略角度看,日本的安全轉型並非短期政策調整,而是面對全球權力結構變化的國家再定位。高市早苗路線,很可能標誌著日本正式邁向走向正常國家的歷史階段。同時,高市強調「絕不能容忍任何企圖以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行為」,[7]並在國會質詢時表達「台灣有事可能促發日本集體自衛權」的論述獲得日本選民認同,也與美國安戰略強調的「集體防衛」一致,[8]此都有利於臺海安全與穩定的維持。同時,美國開始強化軍事技術轉移臺灣以及日本武器出口政策的調整,臺灣也同步投資美日先進晶片生產,將有機會強化臺美日的共同安全利益以及安全產業的合作。


[1] 日本選舉紀錄,自民黨最高席次為中曾根康弘任黨首時於1986年取得300席。
行動版選單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