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惡意制裁恐加速國際「反脅迫」聯盟成形
瀏覽數
1356
關鍵字：制裁、聯盟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我國總統蔡英文於今年（2023）3月29日至4月7日啟動「民主夥伴共榮之旅」，訪問瓜地馬拉及貝里斯等友邦國家，並過境美國，出席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全球領導力獎晚會」，獲頒「全球領導力獎」（Global Leadership Award），更於加州「雷根總統圖書館」（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會晤美國眾議長麥卡錫（Kevin McCarthy）。中國外交部於4月7日發表聲明，認為「哈德遜研究所」與「雷根總統圖書館」協助台灣從事分裂活動，損害中方主權與領土完整，因此制裁該兩所美方機構，限制日後交流活動。[1]不僅機構層級受到報復，中方還鎖定個人，針對「哈德遜研究所」董事會主席史登（Sarah May Stern）、所長兼執行長華特斯（John P. Walters），與「雷根圖書館」執行董事修普希（John Heubusch）、雷根基金會首席行政官德瑞克（Joanne M. Drake）等人進行制裁，試圖擴張符合中方政治利益的自我言論及行為審查規範。[2]我國著名「非政府組織」（NGO），「遠景基金會」與「亞洲自由民主聯盟」，亦在中方4月7日的制裁名單之中。[3] 隨著中國在國際間惡意制裁範圍擴張趨勢，其試圖控制國際輿論的企圖日益明顯。本文認為，建立類似「北約」（NATO）的國際聯盟，集體反制中方惡意制裁行為的舉措已勢在必行。
中國惡意制裁的範圍正逐步全球擴張
中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於2021年6月10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以下簡稱《反外國制裁法》），不僅象徵中方將擴大對外制裁範圍的野心，更凸顯中國對不符合其利益之外國言論與行為的警告。《反外國制裁法》明定，中國國務院部門不僅可直接或間接決定制裁清單中的個人與組織，列入制裁名單中個人的配偶、直系親屬、相關單位，與被制裁的組織內部管理人員，都可成為中方制裁的對象。[4]該法亦指出，制裁手段包括（不限）不簽發簽證、不准入境、扣押與凍結在中國境內財產、禁止與限制制裁對象與中國境內的組織與個人進行交流與合作，與其他必要措施。[5] 換言之，《反外國制裁法》將成為中方試圖影響個人，與國際行為者言論及行為的法律利器，而其中「連坐」式的制裁方式，可視為強化外國行為者與個人的自我審查，形成互相猜忌與監督的影響，極具威權特色。舉例來說，當「哈德遜研究所」與其董事會主席史登被列為制裁對象後，該智庫內部其他人員與家屬亦可能係中國制裁的目標。該等手段旨在打壓不符中共政治利益的言論與行為，希冀透過「連坐」方式形成寒蟬效應。
事實上，中國利用制裁，「武器化」（Weaponize）因全球化而形成的「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情勢，正逐步擴張至全球各個領域，啟動制裁的底線也變得寬鬆，無固定標準可循。研究指出，中國對外制裁次數隨著習近平2013年主政後大幅增加，舉凡違背中共政治利益的外國言論與行為，包括新疆、西藏、香港等議題、人權爭議、南海與釣魚臺等領土爭議、批判中共執政言論、貿易爭端等都係啟動制裁的理由。[6] 從數據觀察，2018年以降，中國對外制裁的動機更擴大至各種可能損害中國國際形象之舉措、對中國企業之打壓與各種違反中國政治利益或「反中」（Anti-China）行為。[7]制裁手段更多元與細緻化，可直接報復或間接打壓，更會利用中方綿密經貿關係，迫使他國企業聯合排擠中方制裁對象。從2021年瑞典品牌H&M因人權議題停止使用新疆棉花，而引爆中方抵制，到今年「哈德遜研究所」因頒獎給蔡英文總統而遭受制裁，中方啟動制裁的底線標準，不斷鬆動與擴大。
建立反制中方惡意制裁的國際聯盟勢在必行
中國惡意制裁各界，希冀扭轉國際行為者與個人行為與言論的企圖並不成功，反而無形中助長建立反制中方惡意制裁行為聯盟的能量。以「哈德遜研究所」來說，該智庫被制裁後表示，對於頒獎支持蔡英文總統對抗暴政的勇氣感到驕傲，未來會持續支持台灣，因為中共致力於海內外「噤聲」（Silence Voices）的行為註定失敗。[8]被制裁的「遠景基金會」也表示，中方舉措無助兩岸及中國與世界的交流，未來將秉持學術獨立精神與捍衛主權原則，持續與外界展開交流合作。[9]
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近期研究發現，中方利用經貿關係遂行惡意制裁的手段事與願違，原因係中方往往無法確實落實其制裁政策。 [10]研究也指出，中國的惡意制裁，無形中為美國開啟鞏固盟友與夥伴的戰略契機，除了營造出中方在商業行為上的不確定性，更迫使國際行為者的團結，試圖建立「拒絕脅迫」（Coercion-Denial）的國際聯盟。[11]
前英國首相特拉斯（Liz Truss）於今年2月出席「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的日本論壇時，公開倡議國際應以「七大工業國集團」（G7）的經濟版圖為基礎，建立反制中國脅迫性經濟的「經濟北約」（Economic NATO）。[12] 特拉斯於2022年4月27日的公開演說中，亦闡述建立「經濟北約」的概念，也就是若一個聯盟夥伴成為侵略性政權經濟制裁的目標，聯盟應該集體採取行動支持。[13]
不論係以G7為主的「經濟北約」聯盟，或是結合更多理念相近成員的「拒絕脅迫」聯盟，中國持續以惡意制裁打壓國際輿論與試圖修正其他行為者行為的作法，正在加速國際間反制中方脅迫聯盟的成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