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安全保障戰略推展現況
國家安全研究所 王彥麟助理研究員
關鍵字: 日本、經濟、安全保障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2022年2月4日，日本內閣府召開第二次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會議，首相岸田文雄指示加速「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立法工作，法案預於2月25日送交國會審議。[1] 日本將於年內完成《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修訂工作，屆時如何於國家總體安全觀下定位「經濟安全」概念，殊值關注。
日本經濟安全保障戰略首重因應中國威脅
中國近年以大國之姿崛起，終結冷戰後單極化世界。中國因價值觀差異及經濟、軍事實力提升等因素，時與美國等傳統強權及周邊國家產生摩擦。當前局勢與冷戰時期不同之處在於，中國近年之高速發展係奠基於經濟實力增長，而軍事衝突恐致經濟成長停滯，故多以經濟制裁等舉措應對衝突。例如2010年中日兩國於釣魚台海域發生撞船爭議事件後，中國旋即停止對日出口稀土，更成該國「以經逼政」經典事例。
日本於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前夕，加速推行經濟安全保障立法工作，此前自民黨更於「經濟安全保障政策建言」中，指陳中國運用供應鏈及基礎建設優勢，對各國發揮政治影響力，[2] 顯示當前日本總體安全觀下，中國威脅已超越政治、軍事等傳統安全範疇，漸擴大至基礎建設、金融、經濟或新興科技等非傳統安全領域。
經濟安全保障戰略旨在因應非傳統安全威脅
針對傳統安全威脅，日本現行法律制度中已存在「和平安全法制」，分階段定義「重要影響事態」、「存立危機事態」及「武力攻擊事態」等情況，據以因應潛在、間接或直接軍事危機。然而隨經濟及科技發展，近年平、戰界線已漸趨模糊，上述制度對因應戰略物資供給中斷或網路攻擊等非傳統安全威脅仍顯不足。
由日本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會議成員及相關議題觀之，[3] 可發現其藉經濟安全保障戰略補強上述制度空白之企圖。首先，會議由首相岸田文雄擔任議長，副議長由小林鷹之（經濟安全保障大臣）及松野博一（內閣官房長官）分別擔任。若僅論職務階級，松野理應位居小林之上，然副議長卻以小林為首。此配置除顯示岸田可直接循小林統轄經濟安全事務，更可見該議題於行政部門間具備高度優先性。其次，經濟安全保障戰略看似以經濟為主軸，實則遠超經濟範疇，除外交、軍事等傳統安全議題外，更橫跨財政、法律、環境、農林漁產、教育、智慧財產、衛生勞動等多元領域（見表1），足見日本政府運用經濟安全保障戰略，強化國家總體安全戰略之企圖。
經濟安全保障概念推廣及配套措施成形尚需時日
日本現行《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未明確定義如何藉經濟手段增進國家利益，[4] 且經濟安全保障戰略涉及領域甚廣，難以單一概念總括。對於外資在日本境內商業行為，目前雖已存在「土地利用規制法」（管制外資取得重要軍事基地、水源地周邊土地）及「外為法」（防止外資惡意取得關鍵機敏技術）等法律，仍不足全面因應經濟活動潛藏之國安風險，故當務之急係在法律層面完成補強。
體日前批露，岸田政權原計畫對「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案」置入罰則，其後迫於民間壓力，刻檢討刪除或減輕部分處分措施。[5] 此外，經濟安全保障大臣小林鷹之日前表示，用以管制政府或企業職員接觸涉機敏資訊之「背景調查」規定將於今年夏季以後實施。[6] 推測其選擇於上述時間點導入規定，或為避免對7月參議院選情產生衝擊。而上述情況亦顯示日本民間對經濟安全保障戰略尚持疑慮，其主因或出於戰略意涵及具體範疇仍處形塑、推廣階段，即便岸田政權積極推動，施行細則及配套措施仍難一步到位。
主導國際經濟秩序及跨國合作成效仍待觀察
中國近年以搶占國際組織要職等方式，形塑對其有利之國際經濟環境，日本則鮮有國籍人士擔任國際組織重要幹部。自民黨內部對此深刻省思，其後於2021年初由外務省召開「國際機關幹部職務戰略聯絡會議」研擬對策，並於同年8月成功取得萬國郵政聯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 UPU）秘書長職務。 [7]
為進一步創造有利經濟安全保障戰略之國際環境，日本近期加速追趕。由日本內閣府第一次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會議議事紀錄可發現，該國現已將爭取國際通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等國際組織要職列為經濟安全保障戰略重點工作。[8] 此外，近期「日法外交國防首長2+2會談」、「日美元首電話會談」、「美日韓外長會談」及「日印外長會談」等峰層互動，均可見日本和與會國就經濟安全保障合作議題達成共識。[9] 值得注意的是，經濟安全保障政策雖漸成日本外交工作主軸，然各國國情及經濟結構不同，自須面臨不同經濟威脅。日本與他國能否協調利害關係、推出具體政策，跳脫「始於宣言，終於宣言」窠臼，仍待長期觀察。
表1、日本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會議與會部門及任務分工
關鍵字: 日本、經濟、安全保障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2022年2月4日，日本內閣府召開第二次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會議，首相岸田文雄指示加速「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立法工作，法案預於2月25日送交國會審議。[1] 日本將於年內完成《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修訂工作，屆時如何於國家總體安全觀下定位「經濟安全」概念，殊值關注。
日本經濟安全保障戰略首重因應中國威脅
中國近年以大國之姿崛起，終結冷戰後單極化世界。中國因價值觀差異及經濟、軍事實力提升等因素，時與美國等傳統強權及周邊國家產生摩擦。當前局勢與冷戰時期不同之處在於，中國近年之高速發展係奠基於經濟實力增長，而軍事衝突恐致經濟成長停滯，故多以經濟制裁等舉措應對衝突。例如2010年中日兩國於釣魚台海域發生撞船爭議事件後，中國旋即停止對日出口稀土，更成該國「以經逼政」經典事例。
日本於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前夕，加速推行經濟安全保障立法工作，此前自民黨更於「經濟安全保障政策建言」中，指陳中國運用供應鏈及基礎建設優勢，對各國發揮政治影響力，[2] 顯示當前日本總體安全觀下，中國威脅已超越政治、軍事等傳統安全範疇，漸擴大至基礎建設、金融、經濟或新興科技等非傳統安全領域。
經濟安全保障戰略旨在因應非傳統安全威脅
針對傳統安全威脅，日本現行法律制度中已存在「和平安全法制」，分階段定義「重要影響事態」、「存立危機事態」及「武力攻擊事態」等情況，據以因應潛在、間接或直接軍事危機。然而隨經濟及科技發展，近年平、戰界線已漸趨模糊，上述制度對因應戰略物資供給中斷或網路攻擊等非傳統安全威脅仍顯不足。
由日本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會議成員及相關議題觀之，[3] 可發現其藉經濟安全保障戰略補強上述制度空白之企圖。首先，會議由首相岸田文雄擔任議長，副議長由小林鷹之（經濟安全保障大臣）及松野博一（內閣官房長官）分別擔任。若僅論職務階級，松野理應位居小林之上，然副議長卻以小林為首。此配置除顯示岸田可直接循小林統轄經濟安全事務，更可見該議題於行政部門間具備高度優先性。其次，經濟安全保障戰略看似以經濟為主軸，實則遠超經濟範疇，除外交、軍事等傳統安全議題外，更橫跨財政、法律、環境、農林漁產、教育、智慧財產、衛生勞動等多元領域（見表1），足見日本政府運用經濟安全保障戰略，強化國家總體安全戰略之企圖。
經濟安全保障概念推廣及配套措施成形尚需時日
日本現行《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未明確定義如何藉經濟手段增進國家利益，[4] 且經濟安全保障戰略涉及領域甚廣，難以單一概念總括。對於外資在日本境內商業行為，目前雖已存在「土地利用規制法」（管制外資取得重要軍事基地、水源地周邊土地）及「外為法」（防止外資惡意取得關鍵機敏技術）等法律，仍不足全面因應經濟活動潛藏之國安風險，故當務之急係在法律層面完成補強。
體日前批露，岸田政權原計畫對「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案」置入罰則，其後迫於民間壓力，刻檢討刪除或減輕部分處分措施。[5] 此外，經濟安全保障大臣小林鷹之日前表示，用以管制政府或企業職員接觸涉機敏資訊之「背景調查」規定將於今年夏季以後實施。[6] 推測其選擇於上述時間點導入規定，或為避免對7月參議院選情產生衝擊。而上述情況亦顯示日本民間對經濟安全保障戰略尚持疑慮，其主因或出於戰略意涵及具體範疇仍處形塑、推廣階段，即便岸田政權積極推動，施行細則及配套措施仍難一步到位。
主導國際經濟秩序及跨國合作成效仍待觀察
中國近年以搶占國際組織要職等方式，形塑對其有利之國際經濟環境，日本則鮮有國籍人士擔任國際組織重要幹部。自民黨內部對此深刻省思，其後於2021年初由外務省召開「國際機關幹部職務戰略聯絡會議」研擬對策，並於同年8月成功取得萬國郵政聯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 UPU）秘書長職務。 [7]
為進一步創造有利經濟安全保障戰略之國際環境，日本近期加速追趕。由日本內閣府第一次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會議議事紀錄可發現，該國現已將爭取國際通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等國際組織要職列為經濟安全保障戰略重點工作。[8] 此外，近期「日法外交國防首長2+2會談」、「日美元首電話會談」、「美日韓外長會談」及「日印外長會談」等峰層互動，均可見日本和與會國就經濟安全保障合作議題達成共識。[9] 值得注意的是，經濟安全保障政策雖漸成日本外交工作主軸，然各國國情及經濟結構不同，自須面臨不同經濟威脅。日本與他國能否協調利害關係、推出具體政策，跳脫「始於宣言，終於宣言」窠臼，仍待長期觀察。
表1、日本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會議與會部門及任務分工
|
內閣職務 |
任務分工 |
|
內閣總理大臣（岸田文雄） |
議長 |
|
經濟安全保障大臣（小林鷹之） |
副議長 |
|
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 |
副議長 |
|
外務大臣 |
● 強化跨國經濟安全保障合作關係 ● 協助推行經濟安全保障戰略立法工作 |
|
財政大臣 |
● 強化外資對涉機敏技術企業投資審查 ● 強化涉軍事物品情報蒐集及出口管制措施 ● 強化金融安全基礎建設 |
|
國土交通大臣 |
● 航空、鐵路及海運安全 |
|
農林水產大臣 |
● 強化糧食供給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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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大臣 |
● 取得ITU等重要國際機關職位 ● 通訊產業供應鏈安全 ● 強化通信基礎建設安全性 ● 強化通信產業研發工作 |
|
防衛大臣 |
● 強化國防產業基礎 ● 循經濟安全保障措施強化國家安全保障戰略 |
|
環境大臣 |
● 非鐵金屬及稀土回收利用 ● 低碳化等環境保護關鍵技術 |
|
經濟產業大臣 |
● 防治機敏技術外流 ● 重要物資及技術之國產化 ● 強化半導體等重要產業供應鏈 ● 與友好國家建構貿易管理機制 |
|
厚生勞動大臣 |
● 重要醫藥、防疫物品之供給安定性 |
|
法務大臣 |
● 機敏技術及資訊外洩情報之蒐集研析 |
|
國家公安委員會委員長 |
● 強化商業間諜及管制物品輸出取締工作 ● 於警察廳下新設「經濟安全保障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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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部科學大臣 |
● 先進關鍵技術研發工作 ● 支援國際標準化制定工作 |
|
經濟再生大臣 |
● 經濟成長戰略 |
|
智慧財產戰略大臣 |
● 國際化標準之推行 |
|
數位暨網路安全大臣 |
● 強化國內網路安全措施 ● 強化網路通信業務之產官學合作 |
資料來源：日本內閣官房第1、2次經濟安全保障會議資料（出處同註解1及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