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國防政策轉向初步觀察
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 許智翔助理研究員
關鍵字: 德國、烏俄戰爭、國防政策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2022年2月24日烏俄戰爭爆發，在各方壓力及地緣政治環境變化下，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不僅決定援助烏克蘭軍火、緊急增派兵力支援北約﹑更宣布將大幅強化國防預算、重新強化聯邦國防軍（Bundeswehr）的能力。[1] 在此政策需求下，是否重啟徵兵制之議題也再次浮上檯面，這是自1999年科索沃維和後，德國安全政策再一次重大轉向。
烏俄戰爭促使德國決定改變長期國防政策
與其他國家以武器裝備援助烏克蘭防禦不同，德國在烏俄戰爭前夕，以不出口武器至危機地區（Krisengebiet）之一貫政策為由，[2] 拒絕援助武器，同時也拒絕愛沙尼亞等國運交原屬東德人民軍（Nationale Volksarmee）的俄製D-30 122mm榴砲。 [3] 戰事初期也僅援助「防禦性」裝備，如5,000頂頭盔與野戰醫院等，引發國際批評。 [4] 2022年2月26日政策卻轉向，蕭茲總理首先同意荷蘭以刺針飛彈（FIM-92 Stinger）援烏之餘，提供400套德製鐵拳3（Panzerfaust 3）反裝甲火箭，隨後更宣布援烏1,000套鐵拳3及500枚刺針飛彈，而愛沙尼亞原擬援烏的榴砲也因此獲得批准。2022年3月2日，德國經濟部則批准提供烏克蘭2,700枚前東德人民軍使用之舊式俄製9K32箭-2（Strela-2，北約代號SA-7）式防空飛彈。[5]
2022年2月27日，蕭茲總理更進一步宣布將大幅增加國防預算，除國防預算每年將超過GDP 2%（約700億歐元）外，2022年更將追加1,000億歐元特別基金（Sondervermögen）以緊急加強軍備；而討論增加總兵力員額同時，2011年終止的徵兵制是否恢復，也成為檯面上議題。[6]
大幅增加國防預算重建聯邦國防軍
根據德國國防部（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規劃，前述1,000億歐元中，340億歐元將用於多國合作之先進武器系統，如德法合作新型戰機與戰車，或歐洲無人機（Eurodrone）等項目；而其餘680億歐元，將用於採購急需補充的裝備：預估150億歐元可能採購F-35A戰機與電戰型歐洲戰機（Eurofighter），以取代龍捲風戰機（Panavia Tornado）；50億歐元用於新式重型運輸直升機；200億歐元採購三軍所需各式彈藥；30億歐元用於數位加密無線電系統；新型巡邏艦需20億歐元；愛國者飛彈性能提升也預計投入6億歐元等。 [7]
重建軍事能力的需求，也能從近年大國競爭環境，導致德國政府必須逐漸重新加強軍事投資上看出，儘管在烏俄戰事爆發前，德國在國防上的投資僅從約GDP的1.2%增加至約1.5%左右，距離北約的2%標準仍然甚遠。在德國於2021年決定向印太地區派遣巡防艦前，德國國防部就已有相關提議；[8] 而軍隊現有能力與裝備妥善，更是近年屢受關注與質疑的問題。在此情況下，烏俄戰事爆發後，德國陸軍總監麥斯中將（Generalleutnant Alfons Mais）就在個人「領英」（LinkedIn）帳號上批評長期忽視軍事的政策，希望能重建軍隊能力以遂行憲法使命與盟邦義務。[9] 聯邦國防軍甚至希望國防部增派裝甲擲彈兵（Panzergrenadier，即機械化步兵）營協助東歐盟邦防衛； 德國也在數日內派遣部分單位前往東歐強化北約盟軍兵力。
近年大國衝突環境醞釀德國政策轉向
前述重大轉變是近年來大國競爭日趨激烈化，加上當前烏俄戰爭的催化所造成。由於過往歷史因素，德國在政策上經常採取與他國不同的「特殊道路」（Sonderweg）；對戰後德國而言，歷史經驗、戰後經濟強韌發展與美國保護傘，使柏林能在後冷戰時期致力於開放、國際化且盡可能採和平主義。 [11]
然而，近年大國競爭逐漸激烈，川普、普丁及習近平等領袖在近年塑造的國際政治格局，讓德國難以繼續維持其傳統立場。[12] 甫於2021年底上台的執政「紅綠燈聯盟」（Ampelkoalition），在國防上原強調改善聯邦國防軍採購體制，更有效運用預算；[13] 然「2%」國防預算則在大選時遭聯盟中的社民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與綠黨（Bündnis 90/Die Grünen）批評，而傾向採用於該聯盟中自民黨（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之提案，在外交、安全與發展政策上投資GDP 3%，[14] 可見國際環境轉變對德國政策轉向的影響。
結論
德國長期奉行的對外政策方向，在近年國際環境變動下轉向，在烏俄戰爭刺激下進行冷戰結束以來最大變革。就其國力而言，不論對北約、歐盟或民主陣營而言，可成為舉足輕重的關鍵力量；過往歷史包袱則可為借鏡，讓德國在武力行使與保衛理念同時，避免重蹈覆轍。然而，長期不重視軍事力量的問題仍需制度與結構等各方面的徹底變革，同時長時間大量資金投入能否持續貫徹，以及德國本身能否有效減低對中俄在貿易與能源上的依賴，則仍待後續觀察。
關鍵字: 德國、烏俄戰爭、國防政策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2022年2月24日烏俄戰爭爆發，在各方壓力及地緣政治環境變化下，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不僅決定援助烏克蘭軍火、緊急增派兵力支援北約﹑更宣布將大幅強化國防預算、重新強化聯邦國防軍（Bundeswehr）的能力。[1] 在此政策需求下，是否重啟徵兵制之議題也再次浮上檯面，這是自1999年科索沃維和後，德國安全政策再一次重大轉向。
烏俄戰爭促使德國決定改變長期國防政策
與其他國家以武器裝備援助烏克蘭防禦不同，德國在烏俄戰爭前夕，以不出口武器至危機地區（Krisengebiet）之一貫政策為由，[2] 拒絕援助武器，同時也拒絕愛沙尼亞等國運交原屬東德人民軍（Nationale Volksarmee）的俄製D-30 122mm榴砲。 [3] 戰事初期也僅援助「防禦性」裝備，如5,000頂頭盔與野戰醫院等，引發國際批評。 [4] 2022年2月26日政策卻轉向，蕭茲總理首先同意荷蘭以刺針飛彈（FIM-92 Stinger）援烏之餘，提供400套德製鐵拳3（Panzerfaust 3）反裝甲火箭，隨後更宣布援烏1,000套鐵拳3及500枚刺針飛彈，而愛沙尼亞原擬援烏的榴砲也因此獲得批准。2022年3月2日，德國經濟部則批准提供烏克蘭2,700枚前東德人民軍使用之舊式俄製9K32箭-2（Strela-2，北約代號SA-7）式防空飛彈。[5]
2022年2月27日，蕭茲總理更進一步宣布將大幅增加國防預算，除國防預算每年將超過GDP 2%（約700億歐元）外，2022年更將追加1,000億歐元特別基金（Sondervermögen）以緊急加強軍備；而討論增加總兵力員額同時，2011年終止的徵兵制是否恢復，也成為檯面上議題。[6]
大幅增加國防預算重建聯邦國防軍
根據德國國防部（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規劃，前述1,000億歐元中，340億歐元將用於多國合作之先進武器系統，如德法合作新型戰機與戰車，或歐洲無人機（Eurodrone）等項目；而其餘680億歐元，將用於採購急需補充的裝備：預估150億歐元可能採購F-35A戰機與電戰型歐洲戰機（Eurofighter），以取代龍捲風戰機（Panavia Tornado）；50億歐元用於新式重型運輸直升機；200億歐元採購三軍所需各式彈藥；30億歐元用於數位加密無線電系統；新型巡邏艦需20億歐元；愛國者飛彈性能提升也預計投入6億歐元等。 [7]
重建軍事能力的需求，也能從近年大國競爭環境，導致德國政府必須逐漸重新加強軍事投資上看出，儘管在烏俄戰事爆發前，德國在國防上的投資僅從約GDP的1.2%增加至約1.5%左右，距離北約的2%標準仍然甚遠。在德國於2021年決定向印太地區派遣巡防艦前，德國國防部就已有相關提議；[8] 而軍隊現有能力與裝備妥善，更是近年屢受關注與質疑的問題。在此情況下，烏俄戰事爆發後，德國陸軍總監麥斯中將（Generalleutnant Alfons Mais）就在個人「領英」（LinkedIn）帳號上批評長期忽視軍事的政策，希望能重建軍隊能力以遂行憲法使命與盟邦義務。[9] 聯邦國防軍甚至希望國防部增派裝甲擲彈兵（Panzergrenadier，即機械化步兵）營協助東歐盟邦防衛； 德國也在數日內派遣部分單位前往東歐強化北約盟軍兵力。
近年大國衝突環境醞釀德國政策轉向
前述重大轉變是近年來大國競爭日趨激烈化，加上當前烏俄戰爭的催化所造成。由於過往歷史因素，德國在政策上經常採取與他國不同的「特殊道路」（Sonderweg）；對戰後德國而言，歷史經驗、戰後經濟強韌發展與美國保護傘，使柏林能在後冷戰時期致力於開放、國際化且盡可能採和平主義。 [11]
然而，近年大國競爭逐漸激烈，川普、普丁及習近平等領袖在近年塑造的國際政治格局，讓德國難以繼續維持其傳統立場。[12] 甫於2021年底上台的執政「紅綠燈聯盟」（Ampelkoalition），在國防上原強調改善聯邦國防軍採購體制，更有效運用預算；[13] 然「2%」國防預算則在大選時遭聯盟中的社民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與綠黨（Bündnis 90/Die Grünen）批評，而傾向採用於該聯盟中自民黨（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之提案，在外交、安全與發展政策上投資GDP 3%，[14] 可見國際環境轉變對德國政策轉向的影響。
結論
德國長期奉行的對外政策方向，在近年國際環境變動下轉向，在烏俄戰爭刺激下進行冷戰結束以來最大變革。就其國力而言，不論對北約、歐盟或民主陣營而言，可成為舉足輕重的關鍵力量；過往歷史包袱則可為借鏡，讓德國在武力行使與保衛理念同時，避免重蹈覆轍。然而，長期不重視軍事力量的問題仍需制度與結構等各方面的徹底變革，同時長時間大量資金投入能否持續貫徹，以及德國本身能否有效減低對中俄在貿易與能源上的依賴，則仍待後續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