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析威權勢力對「國際刑警組織」滲透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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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國際刑警組織、威權國家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國際刑警組織」（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簡稱INTERPOL）秘書長史托克（Jürgen Stock）於2022年10月17日表示因「國際刑警組織」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代表，臺灣是中國一部份，固無法給予臺灣觀察員地位。[1] 我國外交部對此結果表達高度遺憾和嚴正不滿，認為「國際刑警組織」的決定係以政治考量凌駕警政專業。[2] 事實上，各界近年來針對「國際刑警組織」批判聲浪不斷，其中一項原因係威權國家似乎正利用「國際刑警組織」擴張海外威逼手段。有鑑於此，本文試圖簡析威權勢力對「國際刑警組織」之滲透。
「國際刑警組織」已成為威權國家打壓異己之利器
威權國家正透過「國際刑警組織」的全球「紅色通報」（Red Notice）系統，打壓海外異議份子。[3] 「紅色通報」係「國際刑警組織」要求會員國協助偵查，提供情報與定位特定人士的全球機制。理論上，「紅色通報」僅係一種預警與情報交換機制。然實踐上，許多會員國往往因為該通報而直接鎖定、拘留與移送通報上公布之人員，造成威權國家另類的長臂管轄。
2019年1月，著名的巴林（Bahrain）政治難民足球明星阿雷比（Hakeem al-Araibi），在前往泰國時因巴林透過「國際刑警組織」發布的「紅色通報」而遭到泰國政府拘留，震驚國際。[4] 阿雷比於2017年在澳洲已獲得政治庇護的身份，但依舊逃不過「紅色通報」的系統，飛機一落地就被戴上手銬，面臨可能遣返巴林的安排。[5] 鑒於阿雷比的知名度，最終泰國政府並無將其遣返巴林，然依舊拘禁他77天。
中國係濫用「國際刑警組織」全球「紅色通報」系統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6] 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一改先前對「國際刑警組織」的保守態度，積極參與及利用「國際刑警組織」系統，打壓海外異議份子，與「勸說」及控制海外僑民。[7] 維吾爾（Uyghur）維權人士艾伊尚（Yidiresi Aishan）於2021年12月在摩洛哥，就因中國透過「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的「紅色通報」而被拘留，並遣返中國接受調查。[8] 研究顯示，自2000年至2020年間，中國發布的「紅色通報」數量增加10倍。[9] 中國公安部資訊揭露，中國每年透過「國際刑警組織」管道處理的案件約3,000件起，其中「紅色通報」的案件最少有500件。[10] 換言之，中國每年有超過2,000件以上的國際案件係透過「紅色通報」以外的系統偵辦進行。「國際刑警組織」無形中擴張中共在國際的執法能力。
非民主國家掌握「國際刑警組織」的多數投票
若觀察2020年前20大「國際刑警組織」公開經費貢獻最高的國家，14個國家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評為自由，2個國家被「自由之家」評為部分自由，4個國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中國、俄國與卡達）被「自由之家」評為不自由。[11] 換言之，民主自由的國家貢獻至「國際刑警組織」的經費高於非民主國家。[12] 然而在一國一票的規則下，「國際刑警組織」內自由國家的票數為77，部分自由國家的票數為58，而不自由國家的票數為54。[13] 這形成民主自由國家的投票影響力僅整體票數的四成，無法過半。簡言之，在公開的資料中，民主國家對「國際刑警組織」投入的經費較高，但投票時，部分民主與非民主的國家票數可以決定結果。
經費捐贈亦可能成為威權國家擴張影響力之管道
「國際刑警組織」每年所需之經費約1億4仟5佰萬歐元，其中5仟9佰萬來自會員國的貢獻，美國係最大經費捐贈國，其次為日本、德國、法國、英國與中國。[14] 絕大多數的經費則需仰賴國際行為者依據計劃或專案推動的「自願贊助」（Voluntary Funding）支持。這讓威權國家有機會藉著專案合作，貢獻經費，並進一步延伸其影響力，逐步加大「國際刑警組織」對透明度較低資金的依賴。[15] 舉例來說，「建立更安全的世界國際刑警組織基金會」（INTERPOL Foundation for a Safer World）係「國際刑警組織」主要的經費捐贈者之一，而該組織係由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捐贈創立。[16]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於2021年指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政府持續嚴重侵犯人權，任意拘留，殘忍對待被拘留者，壓制言論自由與侵犯隱私權。[17]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前內政部督察長阿萊希（Ahmed Naser al-Raisi）更於2021年11月25日獲選為「國際刑警組織」的新任主席。[18] 阿萊希充滿爭議的執法、刑求與監控手段飽受人權團體之批評，法國、土耳其等五個國家甚至對他提出刑事指控。[19] 但阿萊希依舊獲選成為「國際刑警組織」新任主席的事實證明，威權國家似乎可以透過經費援助強化其在「國際刑警組織」內的影響力。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中國與「國際刑警組織」的互動之中。習近平於「國際刑警組織」第86屆全體大會公開宣示要加大對國際刑警組織全球行動之支援。[20] 爾後，中國公安部國際合作局副局長胡彬郴，也於2021年11月25日獲選為「國際刑警組織」亞洲地區執行委員。[21] 由歐洲議會與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29國，跨黨派國會議員組成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於2021年11月15日時曾發出公開聲明，反對胡彬郴進入「國際刑警組織」的執行委員會，因此舉似乎默認與同意中國濫用「紅色通報」系統與迫害海外異議份子的行為。[22] 然結果顯示，中國的影響力已深入「國際刑警組織」的行政與決策體系。「國際刑警組織」短期內距離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