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架隸屬美國空軍第9遠征轟炸中隊（the 9th Expeditionary Bomb Squadron）的B-1B「槍騎兵」（B-1B Lancer）戰略轟炸機，2025年4月15日從德州戴斯空軍基地（Dyess AFB）陸續飛抵日本青森縣三澤空軍基地（Misawa AB）。除了15號當日與護航的南韓空軍F-35A、F-16 戰機在朝鮮半島上空進行演練，4月24日更與日本航空自衛隊的F-15J在台灣東面、日本沖繩東南空域進行聯合演訓。[1]演訓結束後，B-1B「槍騎兵」並未飛返美國本土，而是展開駐紮三澤基地的「前進部署」（Forward Deployment）。這反映了美軍近年來奉行的「戰略上可預期、戰術上不可測」（strategically predictable but operationally unpredictable）原則，即已方在「武力部署、軍事態勢與行動」（force employment, military posture, and operations）上，讓敵人無法捉摸，並展示在短時間內有能力從本土或海外選定的地點向第一島鏈投射軍力。[2]

這項自川普第一任期便開始的戰略轉型，讓美國空軍全球打擊司令部（Air Force Global Strike Command）調整過去在關島安德森基地（Andersen AFB）常駐一個轟炸機中隊的「保證與威懾任務」（Bomber Assurance and Deterrence Missions, BADM）模式，改為以「轟炸機特遣隊」（Bomber Task Force, BTF）編組的「動態兵力運用」（Dynamic Force Employment, DFE），沒有固定的駐紮地點與輪調時間。其目的除了讓美軍的戰略轟炸機，能夠以自己的節奏，向潛在敵人展示威懾力；亦可在過去相對不熟悉、但可能成為作戰場景的環境，與友盟部隊加強「互操作性」（Inter-operationality）的訓練。[3]

因此，有別於過往以關島安德森基地與印度洋上的迪亞哥加西亞島（Diego Garcia）為前進基地，此次任務是美空軍自越戰以來，再度向日本東北部的三澤基地派駐B-1B「槍騎兵」。[4]實際配置上，B-1B可在機內彈艙掛載24枚AGM-158系列「聯合空對地距外飛彈」（JASSM/JASSM-ER）或其它精準導引彈藥；經過近期的改良計畫，B-1B恢復了機身外掛點使用能力，未來單機攜帶遠程巡弋飛彈數量上限可提高到36枚，在一次出擊中對多重目標發動飽和攻擊。[5]隨著此款可低空高速飛行的戰略轟炸機進駐前線，預料將對解放軍在第一島鏈的行動造成極大的壓力。本文對電腦兵棋模擬軟體「指揮：現代作戰」專業版（Command: Modern Operations Professional Edition，以下簡稱CPE），設計數個想定場景檢視B-1B「槍騎兵」前進部署第一島鏈對解放軍所造成的威脅。

從近年解放軍的演習動態來研判，外界普遍擔憂中國將採取「由演轉戰」的模式，大幅壓縮台灣防衛可以反應的時間。例如，解放軍極可能利用大規模演習之名，將航艦戰鬥群開赴台灣東部海域之際，趁機發動入侵，反制我方空軍與海軍往東部移轉進行戰力防護，並進一步封鎖台灣海域。而美軍於日本部署B-1B「槍騎兵」轟炸機，則可趁解放軍與我軍交戰之際，派遣B-1B赴台灣東部海域，共軍射程範圍外，以AGM-158C狙擊共軍航艦、重要作戰船艦等，減輕共軍封鎖台灣本島的壓力。台灣則可以利用MQ-9B無人機等載台，提供前線情資分享，協助美軍實施精準打擊。[6]

此處我們設計一個想定模擬上述場景。假定藍1方在台灣北部（包含東北部）除了部署愛國者與天弓防空系統各2套，並搭配AN/TPS-77遠程監偵雷達防範來襲的空中威脅，亦配置3套雄三反艦飛彈車，與遠程機動雷達車一同進行以陸制海的任務。藍1方還有4架F-16V與1架E-2K在本島上空，防空系統涵蓋範圍內，準備進行空中接戰。此外，在離本島約150公里的東部海域處則有一個由4艘艦船所組成的水面特遣區隊（Task Unit）巡弋，並有1架MQ-9B無人機協助進行海域監偵。[7]此外，我們為藍1方的3套機動反艦系統分別設有3個戰術位置，以每4小時為間隔進行移轉，倘若情監偵系統發現空中威脅，則立即轉移至下一個位置，以此增加敵人打擊的困難度。

紅方必須在24小時內，偵搜到藍1方的3套機動反艦系統（飛彈車與機雷），再以2輛陸軍的PHL-191多管火箭，以及火箭軍某基地的4個發射陣地，各2輛DF-15與DF-21發射車，將其摧毀，為後續的海軍任務清除威脅。因此，我們給予紅方3顆衛星，以約90分鐘繞行地球一周的速度，為DF-15與PHL-191搜索打擊目標。當衛星發現藍1方的機動反艦系統初始位置後，則從兩個基地派出共6架殲-16與1架翼龍2無人機，前往獲取進一步的穩定目獲訊息，並配有1架空警-500協助戰場管理。此外，紅方在距台灣東部約400公里的海域，以002型航艦為首的6艘船艦，已事先以演習名義穿過宮古海峽前往預定位置準備。[8]待「由演轉戰」指令下達，紅方的航艦戰鬥群則從東邊壓制藍1方的水面特遣區隊，並派出包括5架殲-15協助奪取空優與打擊地面目標。經過30次的模擬，紅方在律定的24小時內，有17次能夠偵獲並成功摧毀藍1方的3套機動反艦系統。

在第二個模擬場景，我們增加了藍2方的角色，並設定當藍1方偵到空中威脅來襲時，1架掛載36枚AGM-158C的B-1B「槍騎兵」，從日本三澤基地起飛前往菲律賓海，在距離紅軍艦隊500公里外，對其進行打擊。並有1架MQ-9B前進觀測，提供穩定且持續的目獲情報，搭配1架F-35A與2架F-15EX護航與維持空優，並有1架MQ-9B負責搜尋與標定艦隊位置，以及1架E-3空中預警機與1架KC-135空中加油機提供戰場支援（如下圖1）。

圖1、美軍B-1B「槍騎兵」狙擊位於台灣東部海域的紅軍船艦

經過30次的模擬，紅方在律定的24小時內，僅有4次能夠偵獲並成功摧毀藍1方的機動反艦系統。這是因為當紅方艦隊遭受藍2方的攻擊，其作戰目標被迫轉為反制從東側來襲的空中威脅，無法再對藍1方進行夾擊。本文模擬結果顯示，當解放軍希望透過「由演轉戰」對我方施加壓力，美軍於日本部署戰略轟炸機，等於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反讓解放軍艦隊面臨被兩面夾攻的危機。

為了對付具有強大防空能力的解放軍，近年來美軍發展出「穿透性制空」（Penetrating Counter-Air, PCA）作戰概念，強調在高威脅環境下穿透敵方嚴密防空，對敵方戰略目標進行縱深打擊，以奪取關鍵的制空權。[9]其核心在於以長程匿蹤的戰機與戰略轟炸機搭配實施縱深突擊，並需有其他支援平台如情監偵無人伴隨掩護。在此概念架構下，B-1B槍騎兵戰略轟炸機可發揮其高速遠程和武器酬載優勢，成為美軍「穿透性制空」作戰概念中的重要一環。由於B-1B不具備匿蹤能力，通常需與F-35匿蹤戰機、電子戰飛機（如EA-18G）以及誘餌/無人機等協同作戰，由後者先行壓制敵防空系統或開闢安全走廊，得以在較低威脅的區域內機動並投射武器。在適當的掩護與支援下，B-1B具有非常優異的快速奔襲敵遠距目標，或長時間在戰區待機以執行打擊任務的能力。[10]

例如，第61基地指揮範圍涵蓋中國東部和東南沿海，包括多支部署於安徽、江西、福建、廣東等省的飛彈旅。[11]我們這裡假設在臺海衝突爆發初期，解放軍火箭軍第61基地所轄的短程及中程彈道飛彈部隊正威脅著台灣與駐日的美軍基地。美軍有能力對第61基地實施源頭打擊，癱瘓其飛彈發射能力，出動一支遠程縱深突擊編組從西太平洋方向逼近中國東南沿海。該編組包括2架B-1B轟炸機、若干F-35匿蹤戰鬥機，以及多架支援無人機。B-1B自日本三澤基地起飛，繞經菲律賓東部海域接近中國華南沿岸；為降低被發現機率，B-1B可在距目標數百公里處降低高度並高速逼近預定的戰術地點。同時，2個架次的F-35從駐日美軍基地起飛，利用匿蹤能力滲透中國沿岸防空網，在B-1B預定武器投放前壓制了若干解放軍沿海的預警雷達和防空飛彈陣地。

此時，在多重掩護下抵近的B-1B同步從臺灣海峽以東約500公里處的空域齊射大批射程可達1,000海里（約1,900公里）的「極程型」AGM-158-XR（eXtreme Range）飛彈。這些高速低空飛行的匿蹤巡弋飛彈從多軸路徑穿透解放軍沿海防空網，在數十分鐘內精準命中第61基地轄下多處目標。透過B-1B的大規模齊射，美軍在極短時間內對第61基地形成多目標同時打擊效果，削弱了解放軍對第一島鏈內我方目標的飛彈齊射能力。整個攻擊過程強調先制奇襲與快速壓制：先由匿蹤與電子戰載具削弱敵方防禦能力，再由B-1B於安全距離外發動飽和打擊。

相較於解放軍在超/極音速反艦武器（Supersonic/Hypersonic Anti-ship Weapons）領域上的發展成果，例如東風-17、東風-21D與鷹擊-21等，美軍長期依賴次音速飛彈作為反艦主要手段。即使近年受到解放軍的壓力，美軍亦投入數項超音速遠程反艦飛彈的開發計劃，希望能大幅提升「距外打擊」（Stand-off attack）的能力。例如美空軍的AGM-183 ARRW（Air-Launched Rapid Response Weapon）項目，美海軍則有Screaming Arrow與Hypersonic Air Launched Offensive Anti-Surface（HALO）等專案。但這些超音速武器最終因為開發成本或技術問題等因素，陸續被取消。[12]儘管仍有雷神（Raytheon）負責的Hypersonic Attack Cruise Missile（HACM）[13]項目持續發展，目前不論是空軍還是海軍，都改以AGM-158C為空射型遠程反艦武器。例如，美空軍在取消AGM-183 ARRW之後，選擇加大採購射程約500海里（900公里）的AGM-158C[14]，並寄望於射程可達1,000海里（1,800公里）的「極程版」AGM-158-XR。[15]由於AGM-158C本來就是作為美海軍的「攻勢制海作戰增程一型」計畫方案（Offensive Anti-Surface Warfare Increment 1,OASuW Inc.1），因此在原訂的「增程二型方案」（也就是前述的HALO武器）被取消後，海軍亦希望為其艦載機採購更多的「增程版」AGM-158作為替代選項。[16]

由於五角大廈認為與解放軍的衝突迫在眉節，沒有足夠的時間等待超音速遠程反艦飛彈的量產。現階段升級後的AGM-158擴大產能，再搭配具有電戰干擾功能的微型誘餌飛彈ADM-160C（MALD-Jammer），特別是B-1B等戰略轟炸機，一架每次出動至少能掛載24枚以上的匿蹤反艦飛彈，可提供美軍壓制解放軍的作戰能力。[17]

因此，本文此處模擬比較，在有無搭配ADM-160C的條件下，AGM-158 C對解放軍艦隊的打擊效果。我們先以前面安全意涵第一點的討論為基準，由藍2方一架從日本三澤基地起飛的B-1B，掛載36枚AGM-158C，對位於台灣東部海域的紅方艦隊進行打擊。B-1B的作戰模式為分別以26枚與10枚LRASM，集中火力打擊紅方的002型航空母艦與901型快速戰鬥支援艦。「效益量測指標」（Measure of Effectiveness, MOE）設為攻擊方所投放的LRASM，能否突穿4艘戰鬥艦超過200枚的中、遠程飛彈所構築的防空網，對航空母艦與快速戰鬥支援艦造成50%以上的戰損，迫使其退出戰場。經過30次的模擬測試，分別有12次與14次突穿防線並對紅方航艦與支援艦造成50%以上的戰損。

在第二個模擬場景，我們納入ADM-160C微型誘餌飛彈。此處我們讓MQ-9B掛載2枚ADM-160C誘餌彈，而F-15 EX與F-35則仍維持全空優武器掛載，為MQ-9B的情監偵任務護航。[18]後方則增加一架C-130運輸機，以雷神公司專門為大量發射ADM-160C所開發的Mald Cargo Air Launched System，搭載80枚微型誘餌飛彈。[19]當MQ-9B發現並定位紅方艦船，先由C-130往紅方集結區投射ADM-160C後，B-1B則以LRASM對紅方航艦與快速戰鬥支援艦進行打擊。經過30次的模擬測試，突穿防線並對紅方航艦與快速戰鬥支援艦造成50%以上戰損，則分別大幅提升至22次與27次。筆者進一步檢視CPE電腦模擬測試的記錄回放檔發現，由於微型誘餌彈的掩護，大幅增加MQ-9B在作戰區的存活機會，使其能夠為B-1B提供穩定與持續的目獲訊息。而C-130所施放的ADM-160C，則進一步消耗了紅方艦船的中遠程防空能量，讓後續飛抵作戰區的AGM-158C完成打擊任務。模擬結果支持了美軍近期對空射型反艦武器的規劃方向，因此我們可以預期，至少在短期內，美軍將以大幅提升AGM-158C的產量與性能，並搭配ADM-160C微型誘餌飛彈的模式，作為空射遠程反艦飛彈的主要方案（圖2）。

圖2、AGM-158C與ADM-160搭配，對紅軍船艦進行打擊

除了對中國的軍事威懾外，B-1B轟炸機專為高速低空突防研製，能突破嚴密防空網並對地面目標進行精準轟炸，對於空軍與防空能力薄弱的北韓是一大威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B-1B本身可以掛載俗稱「碉堡剋星」的GBU-28炸彈，若未來再整合極音速巡弋飛彈，從日本起飛後數分鐘內即可打擊北韓的戰略目標，加強美軍對金正恩政權的「斬首行動」能力。北韓亦深知美軍遠程轟炸機可對其核設施和指揮中心造成毀滅性打擊，因此B-1B部署日本被視為對其核武嚇阻力的明顯挑戰。[20]

儘管美日同盟的主要威懾對象是中國與北韓，但B-1B進駐日本同樣對俄羅斯遠東領土和戰略資產（如飛彈基地、雷達站等）。三澤基地距離俄羅斯太平洋艦隊主基地海參崴不到1,000公里。B-1B可迅速深入俄遠東防禦縱深，在短時間內抵達俄軍太平洋艦隊活動海域，以其攜帶遠程空射反艦飛彈，於俄軍有能力反制的範圍之外，對俄國艦隊精確打擊。

針對美國在日本部署B-1B轟炸機，中國預期將採取多層面的反制行動，以維護自身安全利益。軍事方面，中國很可能加強戰備和軍演頻率，展示對等威懾能力。例如，中國解放軍可能在東海、台海及南海地區進行更頻繁的大規模海空演習，出動轟-6K等長程轟炸機巡航鄰近日本和臺灣的空域，以宣示解放軍同樣具備遠程打擊能力，平衡美方壓力。同時，中國或調整彈道飛彈的部署，加強對第一島鏈目標（包括日本美軍基地）的瞄準。尤其是中程彈道飛彈（如東風-26）和極音速武器，可作為反制美軍前線基地的重要手段。我們也可預期中國強化防空與反導體系建設，提升預警探測能力，以應對B-1B低空突防威脅。

此外，北京可能更加緊密地與莫斯科在軍事上協作。中俄在近年已建立起例行性的聯合戰略巡航與演習機制，路線涵蓋日本海、東海等區域，顯示北京有意與莫斯科聯手施加對美日同盟的反壓力。同樣地，在海上，中俄近期也加強了軍事上的協同。2024年7月，中俄海軍舉行了「海上聯合-2024」大規模軍事演習，並首次組成聯合艦隊在西太平洋和北太平洋進行巡航，被視為對美國印太聯盟體系的反制行動之一。[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