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調看民眾對國防預算的選擇與取捨
2025.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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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隨著中共持續加大對台軍事脅迫，從常態化的軍機繞台與灰色地帶行動，到大規模聯合演習與海空封鎖模擬，台海安全情勢日益嚴峻。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羅（Samuel Paparo）甚至直言，中共演習已形同對台「入侵的預演」（rehearsal for an invasion），[1] 凸顯台灣在安全環境上的挑戰。
與此同時，國際局勢也加劇台灣國防政策的壓力。美國總統川普於2025年再度上任後，延續其「美國優先」與要求盟邦承擔更多防衛責任的主張，使得台灣的國防預算不僅是內部財政與戰略的安排，更成為國際觀察台灣自我防衛意志的重要指標。[2]事實上，行政院已於2026年度預算中提出將國防支出拉升至GDP的3.32%，創下歷史新高，成為外界關注焦點。[3]
在這樣的雙重壓力下，國防預算的編列方式、增加幅度、財源來源與用途設計，無不涉及重大的戰略與政治考量。社會必須在「強化不對稱戰力」與「軍人待遇」、「加稅籌措」與「特別預算支應」之間進行抉擇。這些選項不僅體現不同的政策哲學，也攸關民意能否接受與政策正當性能否確立。
然而，過去相關研究大多聚焦於整體國防預算支持度的高低，對於民眾如何在不同財源與支出方向間進行取捨，仍所知有限。[4]本研究因此設計並執行一項網路調查，[5]結合聯合實驗法（Conjoint Experiment），模擬真實政策情境，以分析台灣民眾對國防預算的偏好結構與反應邏輯。[6]其目的在於協助政策制定者掌握以下三點核心資訊：一、民眾對各種預算政策選項的偏好與取捨；二、外部情勢（如中共威脅與盟友壓力）對民意的影響；三、在政策設計與溝通過程中需要注意的敏感屬性與社會分歧。
貳、安全意涵
一、民意偏好顯示政策設計的機會與挑戰
圖1呈現民眾在國防預算屬性上的具體取捨，顯示不同選項之間存在明確差異，對政策推動具有直接意涵。
首先，在威脅情勢變化的設計中，隨著中國軍事行動升高，民眾對增加國防資源的支持度也隨之提升。「維持現狀」情境下支持度最低，而「大規模軍演並傳出攻台訊息」情境則最高，顯示威脅強度仍是刺激社會支持預算的重要因素。
圖1、民眾對國防預算政策選項的偏好
資料來源：國防安全民意調查（2025年6月網路調查）。
其次，在預算增幅上，民眾偏好呈現「中間高、兩端低」的分布。最受支持的是增加10%與5%，其次為15%，而一次性大幅提高20% 的支持度最低。這顯示社會普遍傾向於漸進調升，而非急遽擴張。
在經費來源方面，民眾最支持透過「編列特別預算並送立法院審議」的方式，顯示社會對以臨時性的財政安排來支應國防支出有較高接受度。相比之下，「加稅」或「刪減教育、社福支出」則明顯缺乏支持，反映財源設計仍是攸關民意敏感度的核心議題。
至於預算用途，最受青睞的是「發展飛彈、無人機與機動武器」及「研發國防科技、推動國造武器」，其次是「維修裝備與訓練部隊」，呈現出社會對不對稱戰力與國防自主的支持。相較之下，「購買大型傳統武器」支持度偏低，而「提高軍人薪資與福利」則最低，顯示人事支出在國防投資優先序中最不受重視。
在盟友期待方面，三種訊號差距不大，但「盟友已明確要求台灣增加預算」的選項略高於其他兩者。整體而言，民眾對外部壓力訊號態度趨於中性。
最後，在方案提出者屬性上，「由跨黨派專家與國防官員共同提出」的支持度最高，遠高於由執政黨或在野黨主導。這顯示民眾高度重視專業性與政治中立性，並對政黨色彩濃厚的提案相對保留。
整體而言，調查結果顯示，民眾對國防預算的支持並非一味抽象化的「挺國防」表態，而是基於具體屬性的取捨。當前最能獲得社會支持的組合，是兼具「戰力導向」、「靈活財源安排」與「專業中立」的方案；相對而言，人事支出、加稅、刪減社福與政黨主導的政策設計則需要更加審慎規劃，以避免削弱正當性。
二、美國安全訊號對民意偏好的微幅調整
在理解民眾對國防預算偏好的同時，也必須考量外部環境的變化，特別是來自美國的安全承諾。為檢視外部訊號的影響，調查設計中加入三種美國立場情境：其一，美國未表明立場；其二，美國承諾出兵協防台灣；其三，美國僅提供軍事援助。透過隨機分派，可以觀察不同外部條件下民眾對預算選項的反應差異。
首先，在預算增幅上，圖2顯示民眾對中幅度調升（如10%或 15%）的支持，在承諾模糊或僅限軍援的情境下更為明顯；當美國承諾出兵協防時，支持度則有所下降。這顯示外援不確定時，社會更傾向強化自主投入，而明確保證則會降低提升預算的迫切感。
其次，在預算用途上，「發展飛彈、無人機與機動武器」在「美國未表明立場」時呈現顯著正向效果。這顯示在外部支援不足的情境下，民眾更傾向優先強化可迅速投入戰場、具備高度靈活性的戰力。這類不對稱裝備不僅能有效提升防衛韌性，也能降低對外部援助的依賴，滿足社會在不確定環境下「自力更生」的心理需求。此一趨勢反映出民眾安全思維中的「憂患意識」：當外援信號模糊，社會對於國防自主的期待會被放大，尤其是能立即產生戰術效果的裝備較能獲得共鳴。
在財源設計、政策正當性來源與盟友期待等屬性上，則呈現相對穩定。不論外部情境如何，「編列特別預算」始終最受支持，而「加稅」與「削減民生支出」持續受到反感；跨黨派專家與國防官員共同提出的方案在各情境下皆能提高支持度，而政黨色彩濃厚的提案則相對不利。盟友是否明確提出要求，對民意影響也相當有限。這些結果顯示，部分屬性為結構性態度，外部條件的影響幅度有限。
綜合來看，美國安全承諾的強弱不會改變台灣社會整體的預算偏好結構，但確實對部分屬性帶來微幅影響。當外部保證模糊或僅限軍援時，民眾更重視自主強化與預算提升；而在承諾明確時，則傾向降低擴張幅度的需求。這提醒政策制定者，在外部環境不確定下，更應強化自主能力與專業背書，以穩固社會支持基礎。
圖 2、不同美國承諾情境對國防預算政策選項的影響效果
資料來源：國防安全民意調查（2025年6月網路調查）。
三、黨派立場影響民眾的預算偏好
圖3進一步檢視不同政黨支持者的國防預算偏好，可以發現政黨立場對民意選擇具有高度影響力。調查結果顯示，泛綠與泛藍支持者之間在多項屬性上存在顯著差異，凸顯國防預算政策仍深受黨派認同所拘束。
首先，在預算增幅上，泛綠支持者明顯傾向於更高幅度的增加，例如15%或20%，而對僅小幅提升（如5%或10%）的方案接受度相對較低。這顯示泛綠支持者對國防投資的需求與期待顯著高於泛藍群體，反映出安全態度上的積極取向。
在預算用途上，泛綠群體相較於泛藍，對「發展飛彈、無人機與機動武器」以及「購買戰機、軍艦等大型武器」展現較強支持，但對「提高軍人薪資與福利」的態度則顯著負向。這樣的分布說明，泛綠支持者更偏好將資源投入於具體戰力建設，而非人事福利，呈現出對不對稱作戰與硬體裝備並重的特徵。
在方案提出者屬性上，泛綠支持者顯著支持「由執政黨主導提出」的方案，並明確排斥「在野黨主導提出」的選項。這一差異反映出政黨認同對政策支持的導向效應，也顯示國防政策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政黨信任的延伸。
總結來說，政黨認同顯然是影響國防預算態度的重要依據。泛綠支持者展現較積極、明確的偏好，泛藍則相對保守，而民眾黨與中立群體則大致維持中性立場。對政策制定者而言，若要推動更廣泛的社會共識，未來在政策設計與溝通上應降低黨派色彩，並強化專業性與超黨派訴求，以避免國防政策淪為政黨對立的延伸。
圖3、不同政黨認同者對國防預算政策選項支持機率的差異
資料來源：國防安全民意調查（2025年6月網路調查）。
參、趨勢研判
一、民調顯示未來可行之國防預算增加方案
調查結果顯示，民眾在國防預算設計上已呈現出相對穩定的偏好組合：在用途上傾向支持發展不對稱戰力與國防科技研發，並維持必要的裝備維修與訓練；在財源上明顯偏好以特別預算支應，避免稅收增加或民生支出排擠；在政策提出者屬性上，跨黨派專家與國防官員共同提出最能獲得認同。這些選項搭配溫和的增幅幅度（5%-10%），構成社會最易接受的「低爭議方案」。
相對之下，一次性大幅調升（20%）、將資源集中於人事支出，或以加稅、刪減教育與社福作為財源的方案，皆顯示出高度敏感與低支持度，若缺乏充分的政策溝通，恐引發社會反彈。此一「可行政策組合」與「高風險方案」的鮮明對比，提供決策者一個清晰的路徑：強調戰力導向、財源透明、專業中立的預算設計，最有助於爭取廣泛民意支持。
二、民調顯示外援不確定下的自主強化傾向
不同美國安全承諾情境下，民眾的整體偏好結構大致穩定，但仍可觀察到有限而重要的差異。當外援訊號模糊或僅限軍援時，支持中幅度增幅（10%-15%）的比例明顯提高，對不對稱戰力的支持度也隨之上升；反之，在美國明確承諾出兵協防時，這種擴張需求則有所下降。
這意味著「外援不確定→自主強化」的心理鏈結確實存在，但不會顛覆既有偏好格局。無論情境如何，民眾始終偏好以特別預算籌措、排斥加稅或削減民生支出，並高度重視跨黨派專業背書。對政策制定者而言，這提醒在戰略不確定期，若能強調自主防衛與漸進增幅，同時維持專業中立與靈活財源設計，最能在不同外部情境下鞏固社會支持。
[1] 〈美國印太司令指中國的演習似乎是入侵台灣的預演〉，《法廣》，2024年5月30日，https://reurl.cc/4NXaeV；〈美軍印太司令：共軍恐以軍演掩護武力犯台〉，《中央社》，2025年2月14日，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502140025.aspx。
[2] 李冠成，〈台灣為何應增加國防預算〉，《國防安全即時評析》，2025年1月6日，https://indsr.org.tw/focus?uid=11&pid=2755&typeid=26。
[3] 〈明年度國防預算9495億 佔GDP 3.32%〉，《中央社》，2025年8月21日，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508210138.aspx。
[4] 李冠成，〈川普就任後，台灣支持國防預算比例突破半數〉，《國防安全即時評析》2025年3月17日，https://indsr.org.tw/focus?typeid=38&uid=11&pid=2799。
[5] 本研究由國防安全研究院委託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Pollcracy Lab線上調查實驗室執行，並以LimeSurvey網路民意調查系統進行訪問。訪問對象來自於政大選研中心歷次電訪案中所匯集而成之受訪者資料庫。調查以居住在台灣並年滿20歲以上的成年人為訪問對象。概念上，該資料庫的受訪者來自於隨機抽樣程序，但不可否認，是否願意參與網路調查則仍有自願性。這種以電話調查搜集的受訪者資料庫，雖然各項特徵仍和母體有差距，但整體偏誤仍較全然的自願樣本來得小很多，可被視為是「類機率樣本」，見俞振華，〈網路民意調查的理論與實務〉，陳陸輝主編《民意調查新論》（台北：五南，2013年），頁89-110。此次調查正式訪問自 2025年6月18日至6月29日，針對受訪者資料庫之所有受訪者寄送網路問卷，共計27,004筆，完整填答者有1,200份，另有714份為受訪者中途棄答或是配額以滿，此部分不計入完整填答比例，完整填答比例為4.44%。
[6] 聯合實驗（Conjoint Experiment）是一種模擬決策情境的方法，透過隨機呈現多項政策屬性的組合，觀察受訪者在多變條件下的偏好與選擇邏輯。相較於傳統問卷只能測量單一態度或支持度，聯合實驗能揭示民眾在多重屬性交織下如何進行取捨，並可估算各屬性對選擇行為的邊際影響（Average Marginal Component Effects, AMCEs）與邊際預測機率（Marginal Means, MMs）。此方法近年廣泛應用於政治學、公共政策與國際關係等領域，研究議題涵蓋移民政策、外交決策、軍事議題等，詳見Jens Hainmueller, Daniel Hopkins, and Teppei Yamamoto, “Causal Inference in Conjoint Analysis: Understanding Multidimensional Choices via Stated Preference Experiments,” Political Analysis, Vol. 22, No. 1, Winter 2014, pp. 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