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震顫的中國「社會火山」
2025.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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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國男星于朦朧2025年9月初傳出墜樓身亡，當外界仍在猜測其死因時，其工作室就發表聲明，稱警方已排除刑事嫌疑。隨後，不少中國網民提出現場疑點與背後的權錢關係網絡。然而，警方遲遲未發布警情通報，也沒有回應諸多案件細節，無法讓公眾完全信服。隨著後續細節曝光與佐證影音流傳，案件的討論度水漲船高，群情也隨之激憤。于朦朧案讓人聯想到2025年8月四川江油市未成年霸凌案，同樣也是被塑造成施暴者是官二代，校方、警方消極作為，才導致霸凌影片在網上瘋傳，引發群眾憤慨。[1]
兩起突發性事件最終演變成社會危機和政治事件，恰恰折射出中國社會在多個層次所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反映出民眾長期對階級不平等的不滿與政府信任感下降。紐倫堡大學（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ät Erlangen-Nürnberg）人權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滕彪認為，突發性事件之所以引發外界關注，主要因素在於中國民眾的怨憤已積累到「一點就著」的程度。在這種情勢之下，一個小的事件都有可能引發大規模的群眾抗議。[2]中國社會就像是一座持續震顫的火山，隨時都有噴發的可能。
貳、安全意涵
一、「對未來感到悲觀」是火山震顫主因
社會火山理論（social volcano thesis）認為，高度的社會不平等會引發社會不滿，進而導致抗議、暴動或其他形式的社會動亂。在民主國家，這些不滿通常透過選舉或示威等方式被宣洩；然而，在專制政體中，缺乏有效的表達渠道可能使不滿持續累積，形成潛在的「社會火山」。[3]儘管如此，由於中國特有的政治文化和政府強大的維穩能力，社會火山理論似乎無法完全適用於中國。研究顯示，中國人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遠大於對地方政府的信任，使得火山不至於噴發。[4]哈佛大學社會學家懷默霆（Martin King Whyte）在2004年針對數萬名受訪者進行調查後也發現，與外界普遍認為中國社會存在的「仇富」心理不同，絕大多數民眾仍然相信只要努力工作，最終也能致富。[5]
然而，這種心理預期在2024年的調查中發生顯著變化。最新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社會的悲觀情緒正在加劇，與前三次調查相比，民眾對社會不平等和不公平的感受愈加普遍。2004年，認為努力會有回報的受訪者比例為62%，而到了2024年，該數值驟降至28%。同時，對於生活貧困的重要原因，2014年以前主要被認為是「能力不足」和「努力不夠」，而到2024年則轉變為「機會不平等」和「制度不公平」（圖）。[6]這些結果表明，中共數十年來透過經濟持續增長和提高生活水平所取得的政權合法性，正逐漸瓦解。隨著中國民眾對未來感到愈來愈悲觀，對政府的信任感也愈發喪失。
因此，當涉及社會不公不義的突發事件發生時，中國社會的反應通常非常劇烈，這種情況可能引發大規模的抗議或社會動盪，進一步挑戰政府的穩定性。
圖、受訪者認為導致生活貧困的重要因素（2004-2024）
資料來源：〈中共三中全會欲提振經濟 但體制不公已讓社會火山發出「汩汩作響的氣泡」〉，《美國之音》，2024年7月16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7699797.html。
二、中共陷入「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
民眾對政府信任感降低的最直接後果，是政治合法性的削弱。當社會大眾不再相信官方說詞，任何政策措施都可能被懷疑具有隱藏動機。如于朦朧案中，大部分網友並不接受警方調查結果，而是透過自行梳理更多過往影音資料佐證該案的「黑幕」。觀察中國近年來各種社會案件的發展，大多遵循著「警方通報」→「民眾質疑」→「網上真假訊息流傳」→「官方與社群平台控評」→「輿論更甚」→「官方被迫再次澄清或發通報」的惡性循環。[7]這種情況對中國政府而言構成雙重困境：一方面，中共需要透過強化管控來維持表面穩定，另一方面，過於嚴厲的管控卻又反過來削弱體制公信力。
中共公權力在基層的行為，也加深民眾的不信任感。近年來，不少案件顯示，中國公安在面對重大社會案件時反應遲緩、處置消極，引發強烈民憤。如四川江油案中，受害者父母早已報警，但警方消極處理；而于朦朧案持續延燒之際，警方卻遲遲未發布象徵公權力的「警情通報」，直到9月21日才聚焦謠言處理情況，並予以通報。[8]同時，公安系統內部的腐敗問題屢見不鮮，也直接侵蝕政府合法性，部分地方警察甚至被揭發利用職權包庇黑惡勢力、收取賄賂。這些案例加深社會對公安腐敗的印象，使得普通民眾在面臨糾紛或危險時，往往懷疑報警是否能真正獲得公正處理。種種因素交織下，逐漸使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9]
參、趨勢研判
一、突發性事件政治化成為趨勢
由於中國社會情緒長期處於對政府或當前體制失望與不滿的臨界點，無論是個人遭遇的不幸事故，抑或地方性的公共安全事件，突發性事件不再被民眾視為單一個案，而是迅速被「再詮釋」到背後的政治意涵，賦予批判體制的象徵。如「張獻忠事件」被聯想到法律不彰或正義缺失；[10]「潛規則」連結到政商勾結與權錢交易；基層糾紛是代表著制度腐敗。再加上國家的治理失去效能，有心人士更容易利用社會結構的薄弱處，來散布不利政府的輿論。他們將官方的失職、腐敗與管控嚴厲並置，營造出「政權既無能力維護公平正義，又依靠高壓來壓制異議」的敘事。這樣的言論雖然帶有煽動性，但卻因切中部分現實問題而獲得不少共鳴。倘若民眾逐漸傾向相信網路輿論而非官方聲明時，政府的敘事優勢便不斷被削弱，其合法性來源也從過去的「績效型合法性」逐漸轉向「維穩型合法性」。這種模式短期內或許能壓制輿論風波，但長遠來看，政府無論發表什麼言論、無論做什麼事，都無法彌平民眾對公平與安全的焦慮，使得突發性事件的政治性意涵經常超出自身範疇，演變為政權合法性的隱性挑戰。
二、網路成為輿論戰戰場
儘管中國政府不斷強化網路審查與管控，但技術與資訊流通的多元化，使中國民眾仍可透過境外影片、匿名論壇、甚至加密社交平台獲取不同版本的訊息。特別是在「牆內」消息被封鎖、評論被禁言的情況下，民眾得不到其認為可信的消息來源時，有心人士便可以利用這樣的「輿論真空」，製作聳動吸睛、真假難辨的訊息在境外流傳，自然就會有中國網民將資訊傳回國內，進而讓議題再度延燒，達到煽動社會不安或權力鬥爭的目的。更重要的是，社交媒體的「病毒式傳播」放大情緒共振效應，形成群體性憤怒或不滿的快速聚合。即便官方能在事後封鎖訊息，其效果往往滯後，甚至引發「越刪越信」的逆反心理，進一步侵蝕政府公信力。
中國當前經濟放緩、就業壓力與發展不確定性交織，使社會承受力趨於下降。這些突發性事件所引發的小震盪猶如火山邊緣的顫動，看似零散卻持續不斷，雖然未必直接演化為全面性社會危機，但社會矛盾與不滿情緒持續積累，倘若一旦外部壓力疊加至臨界點，將可能成為大規模社會運動或抗議的導火線。
[1] 〈中國四川江油校園霸凌事件引爆抗議活動〉，《BBC中文網》，2025年8月6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x2385ey4dlo/trad。
[2] 〈滕彪：中國處在抗議多發期，走向「和諧社會」的反面〉，《法廣》，2025年9月26日，https://reurl.cc/yA9v3l。
[3]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4] Joseph Yingnan Zhou, Shuai Jin,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The Social Volcano Thesis Re-examined,”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36, November 2018. pp. 1-30.
[5] Martin King Whyte, 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6] Martin K. Whyte, Scott Rozelle, Michael Alisky, “Is It Me or the Economic System? Changing Evaluations of Inequality in China, Big Data China, July 9, 2024, https://bigdatachina.csis.org/is-it-me-or-the-economic-system-changing-evaluations-of-inequality-in-china/.
[7] 念北，〈從男星于朦朧之死，看中國何以進入「社會治理的亂紀元」〉，《獨立評論》，2025年9月27日，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77/article/16615。
[8] 〈中國男星于朦朧墜樓案：官方通報後，民眾為何繼續質疑？〉，《BBC中文網》，2025年9月23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n82vjdp84jo/trad。
[9] 「塔西佗陷阱」係指倘若公權力失去其公信力，無論如何發言或是處事，社會均將給予其負面評價。
[10] 對中國一系列隨機傷人、報復社會事件的統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