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群、AI與跨域：無人機戰爭新典範的全球安全挑戰
2025.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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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2022年俄烏戰爭以來，無人系統作戰成為全球觀察現代戰爭轉型的「實戰實驗室」。烏克蘭以自主水面載具與低成本第一人稱視角無人機（FPV）展現「廉攻—貴防」的顛覆效應，證實了低成本、可消耗的精準打擊力量，正從根本上改變戰場的經濟邏輯[1]與作戰節奏。
此現象標誌著戰場生態的深層轉變：作戰重心已由平台導向轉為「網絡化協同、可消耗戰力、跨域整合」的體系對體系競爭。與此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推進所謂「智能化作戰」，強調以AI驅動的無人平台與衛星、電子戰、反艦打擊結合成「殺傷網」（kill web），以壓縮敵方決策時間，並施加多域壓力。[2]
基於上述觀察，本文主張一種結合蜂群化、AI自主化與跨域整合的新戰爭典範（New Paradigm of Warfare）正在成形；該典範不僅侵蝕傳統強權對高價值資產的防護優勢，也為小國與非國家行為者提供前所未有之戰略槓桿。下文將探討此典範之安全意涵與趨勢研判，並提出對台灣無人機運用之政策啟示。
貳、安全意涵
新典範已超越單純的武器進化層面，成為影響全球安全架構、戰略穩定與國防體系的結構性挑戰。本處從四個面向加以剖析：成本不對稱（Cost Asymmetry）、權力擴散（Power Diffusion）、戰場邊界消弭（All-Domain Convergence），以及模糊性戰爭（Gray-Zone Intensification），以揭示其對戰略穩定與嚇阻結構的深層影響。
一、成本不對稱與防禦困境
無人作戰新典範的核心挑戰，在於其低成本、高可製造性與可擴散性。攻擊方能藉由大規模飽和攻擊，削弱防禦體系的經濟承受力，使防守方陷入「廉攻—貴防」的長期結構性劣勢。[3]若攻擊單位成本（E[Cost_attack]）[4]遠低於防禦攔截成本（E[Cost_defend]）[5]，且攻擊頻率高、供應鏈穩定，則防禦方之總體消耗將呈超線性成長。在彈藥耗損、補給週期與維修負荷的共同作用下，防空體系最終將在經濟上被逐步耗盡。
以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估算為例，一架沙赫德（Shahed）無人機造價僅約2萬至5萬美元，而現代防空攔截導彈之成本常高出數倍甚至數十倍。[6]此一攻防成本落差構成「成本交換劣勢」，即使防禦方具備技術優勢，亦難在長期消耗戰中維持經濟可持續性。
在理論層面，這種不對稱結構正持續侵蝕傳統「拒止式嚇阻」（Deterrence by Denial）的有效性。[7]一旦攔截成本超出可承受閾值，防禦方的嚇阻能力將失去穩定性與持久性，迫使國家戰略轉向「懲罰式嚇阻」（Deterrence by Punishment）或先制壓制手段。[8]此一轉變挑戰了傳統戰略穩定的經濟基礎，並預示未來衝突的勝負，將取決於成本效率與供應鏈韌性的全面較量，而非單純火力投射能力。
二、權力擴散：空權的普及化與非對稱威脅
無人作戰新典範的第二項結構性變遷，在於空權的普及化（Democratization of Air Power）與權力的去中心化。隨著商規現貨技術（Commercial Off-The-Shelf, COTS）與開源軟硬體的快速擴散，原本僅為大國與正規軍所壟斷的空中偵察與打擊能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中小型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Non-State Actors）外溢。[9]此趨勢不僅降低了進入門檻，也正在重塑全球軍事權力的分布結構，使空權由少數國家專屬的戰略資產，轉變為多主體共享的作戰能力。
在葉門與中東衝突中，胡塞武裝（Houthi Armed Group）多次以改裝商用無人機，攻擊沙烏地阿拉伯之石油設施與輸出管線，展現以低成本平台對抗高價戰略目標的「成本交換優勢」。[10]同樣地，2020年納戈爾—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戰爭中，亞塞拜然（Azerbaijan）運用土耳其製 Bayraktar TB2與以色列IAI Harop自殺式無人機，成功摧毀亞美尼亞（Armenia）防空雷達、砲兵與裝甲車輛，迅速扭轉戰場優勢。[11]這些實證顯示，非對稱空中力量（asymmetric air power）正成為新世代衝突的顯著特徵：以數百美元的無人載具，即可癱瘓造價數百萬美元的設施與防空體系，徹底顛覆傳統防禦的經濟邏輯。[12]
更具深遠意涵的是，無人系統的擴散正在模糊「軍民界線」與「合法作戰主體」之間的界限。商用零組件與全球供應鏈的開放，使民用科技與軍事用途日益難以區分，促成軍民兩用技術（Dual-Use Technology）與灰色市場轉用的加劇。綜觀而言，空權的普及化與權力擴散的加速，削弱了傳統強權的壟斷優勢，並標誌未來戰爭主導權的轉變：從「國家間力量平衡」轉向「多主體間的技術與組織競爭」。這不僅是戰術變化，更是全球安全治理邏輯的一場根本性重構。
三、戰場邊界消弭：全域作戰的常態化
在新典範下，傳統線性「殺傷鏈」（kill Chain）正被動態、分散且具冗餘性（Redundancy）的「殺傷網」（kill Web）所取代。與線性鏈條不同，殺傷網允許多個感測、決策、打擊節點（Sensors, Decision, Shooters）並行運作、動態重組並互為備援，從而提升系統整體效率與韌性。[13]然而，高度連結亦帶來新型脆弱性：節點間即時資料流，加劇識別與協調成本，資訊過載、通信瓶頸與電磁∕網路干擾（EW/Cyber）成為可能的失效來源。
美國國防部在其「全域聯合作戰指管」（Joint All-Domain Command and Control, JADC2）構想中，以「感知、理解、行動」（Sense, Make Sense, Act）框架，強調在抗干擾、多域對抗環境下維持決策優勢的重要性。JADC2旨在建立跨軍種、跨領域的協同指揮網絡，使指揮官能即時匯聚多源情報，並編排多域火力。[14]
實務上，烏克蘭戰場已呈現殺傷網的若干典型樣態：地面偵搜隊、長航時偵察無人機、衛星通訊鏈路（Commercial LEO Services）、遠程精準火箭系統（HIMARS）與低成本FPV無人機等，可對同一目標座標，形成同步或序列化打擊。在此架構下，「偵測、識別、打擊」的時間窗被大幅壓縮至秒級或十秒級，單一軍種的防線，容易在極短時間內被穿透或癱瘓。[15]
因此，殺傷網雖提升聯合作戰效能，卻同時要求更高等級的韌性化C2設計、多重備援通道與優化的資訊篩選機制，才能在維持速度優勢的同時，減緩其系統性風險。
四、模糊性戰爭：灰色地帶衝突的加劇
無人機作戰不僅改變前線形態，亦將威脅滲透至國家戰略縱深，顯著加劇「灰色地帶衝突」的強度與歸因難度。以烏克蘭對俄羅斯本土的若干襲擊為例，攻擊者並非常態性從邊界直接發起，而常採用類似「現代特洛伊木馬」的滲透模式：利用民用貨運、卡車或商業物流，將拆解後的無人機零組件秘密運入目標國內，再由潛伏單位在隱蔽地點完成組裝與發射，形成類蜘蛛網（Spider-Web）式的境內發起（In-Country-Launched）攻擊。
此類模式在戰術上具有高度破壞力，能繞過以邊界為基礎的外圍防空體系，直接打擊後方薄弱節點；在戰略與法律層面，則透過製造「歸因模糊性」（Ambiguity of Attribution）來削弱目標國之外交與軍事回應意願與效率。這種高度隱蔽、難以歸責的打擊方式，本質上屬於混合戰技術的延伸，對國家內部安全、邊境管控與反情報構成新型系統性挑戰。
近年的「公開來源情報」（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OSINT）與戰場取證顯示，若干行動採用「零件分散輸送—境內組裝—掩蔽發射」的鏈式作法，藉由商業供應鏈與日常物流降低偵測機率，進一步暴露出傳統空防與邊境防護模式的結構性弱點。[16]
參、趨勢研判
一、蜂群化（Swarming）：從「菁英平台」邁向「飽和消耗作戰」
以少量、昂貴、高性能作戰平台為核心的傳統建軍思想，正受到「蜂群」作戰的嚴峻挑戰。未來的典型作戰模式，可能是由一架大型空中平台（無論有人或無人）作為「蜂巢」（Hive），在戰區安全距離外，釋放出成百上千架具備偵察、電子干擾、自殺攻擊等不同功能的廉價、可消耗無人機，對敵方防禦體系發動多維度的飽和攻擊。戰爭更強調消耗戰，工業生產與快速補充能力，其重要性將再次凸顯。
二、智能化（Intelligentization）：從「遠端遙控」邁向「AI自主作戰」
未來戰場的主角將是AI驅動的「自主作戰代理人」(Autonomous Agents)。戰爭的勝負，將不僅取決於硬體平台的性能，更取決於AI軟體的優越性，即演算法的先進程度。指揮作戰的主流模式，正由人類直接操控的「人在迴路中」（Human-in-the-Loop, HITL）逐步轉向由人類進行授權與監督的「人在監督層」（Human-on-the-Loop, HOTL）架構。人類在自動化決策系統中介入層級，如下表。
表1、人類在自動化決策系統中介入層級[17]
資料來源：作者依美國防部2023 年版Directive 3000.09自行綜整。
三、體系化（Systemization）：從「單一領域」邁向「體系整合打擊」
未來的無人機作戰將是高度整合的「體系對體系」對抗。決勝關鍵在於，能否將所有分散在不同領域的無人作戰單元，透過高韌性的數據鏈與AI指揮網絡，整合成一個能夠自我協調、分工合作的有機整體。這個整體將能對敵方發動難以預測、無從防禦的多維度打擊，在敵方決策體系崩潰前，摧毀其作戰意志與能力。
四、政策啟示：新典範下的戰力平衡
無人機作戰新典範的崛起，無疑是本世紀以來最重大的軍事變革之一。然而，在擁抱此一新興作戰能力的同時，決策者必須避免陷入「唯無人機論」的戰略誤區。無人機開創了戰爭的新樣態，但它並非解決所有軍事問題的「萬能鑰匙」。它仍然無法完全取代傳統主力平台的核心功能：航空母艦無可比擬的戰略投射與威懾能力、最新世代主力戰機爭奪全面制空權的角色、重型火砲與多管火箭系統的持續性火力壓制，以及裝甲部隊在地面戰中佔領與固守陣地的決定性作用。
因此，真正的致勝關鍵，並非在「無人機」與「傳統平台」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取捨，而是要將兩者進行高效的「融合」（Fusion）。未來的強大軍隊，必然是一個能讓有人與無人平台無縫協同作戰（Manned-Unmanned Teaming, MUM-T）的智慧化作戰體系。對台灣而言，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全力發展不對稱的無人機戰力是絕對正確的戰略方向。但其最終目的，應是將這些不對稱戰力作為「戰力倍增器」與「體系黏合劑」，深度融入現有的防衛作戰體系，藉此強化整體防衛的韌性與致命性，而非取代不可或缺的傳統基石戰力。唯有在充分理解其互補關係的基礎上，進行均衡投資與前瞻性的體系整合，方能真正應對未來戰爭的嚴峻挑戰。
台灣如何將「大量無人載具」從戰術武器變成「拒止能力 （denial capability）」？核心要素是將其融入一套多層、可持續、與跨域的作戰體系。此體系的建立，基於以下環環相扣的六大面向：
（一）規模經濟與分散式作戰
核心在於利用「可負擔的耗損」（Affordable Attrition）所帶來的數量優勢，發動飽和攻擊，以獵殺或癱瘓敵方的高價值資產（如兩棲登陸艦隊、主力作戰艦、預警機等），創造決定性的「不對稱戰損交換比」。此戰略的基石在於：彈性化大規模生產（Flexible Mass Production）及廣域分散部署（Wide-Area Dispersal）。
（二）分層拒止與成本轉嫁
建立一個由「高低配」組成的多層次「偵—打—防」體系。其戰略目的在於「成本轉嫁」（Cost Imposition），迫使敵方必須消耗極其昂貴的飛彈或防空資產，來應對我方無處不在的低成本威脅，從而保護我方如戰機、主力艦、愛國者、天弓等高價值戰略資產。其作法：分層拒止（攻）[18]及分層防禦（守）。[19]
（三）全域感知與韌性指管
將傳統「感測—決策—打擊」的線性閉環（Sensor-to-Shooter Loop），轉型為去中心化、網狀結構的「全域殺傷網」（All-Domain Kill Web）。面對敵方強大的電子戰與網路攻擊，此系統必須具備高度「失效可操作性」（Fail-Operational）。關鍵在於：韌性化C2（Resilient C2）[20]以及AI賦能決策（AI-Enabled Decision-Making）。
（四）供應鏈安全與自主可控
確保無人載具在戰時能「可持續性」的量產與補充，是打贏消耗戰的工業基礎。必須建立一個「安全、自主、可控」的國防工業生態系：故必須：供應鏈去風險化（De-Risking & Diversification）、模組化與開放架構（Modular & Open Architecture）、以及關鍵技術自主化（Domestic Autonomy in Key Tech）。
（五）整合性嚇阻：軟殺傷與上游抑制
將作戰思維從「被動防禦」轉向「主動抑制」，透過非動能（Non-Kinetic）手段與源頭打擊，將成本與風險反壓回攻擊方。手段包含：整合電子戰（軟殺傷）[21]以及上游效應（源頭抑制）。[22]
（六）總體防衛：社會與基礎設施韌性
軍事上的拒止能力，必須建立在「社會不易崩潰、戰時能持續運作」的基礎上。無人載具戰略尤其仰賴「全民國防」所創造的戰略縱深。措施包含：關鍵基礎設施強韌化（Hardening Critical Infrastructure）與軍民協同與動員（Civil-Military Coordination & Mobilization）。
[1] 本文所指的「經濟邏輯」是一個宏觀且具系統性的概念，不僅指「成本效益結構」（如攻防交換比）的變化，更涵蓋隨之而來的三重轉變：一是生產邏輯，由追求昂貴精密的平台轉向大量、低成本、易補充的裝備，凸顯工業動員與供應鏈韌性的重要性；二是消耗邏輯，作戰模式傾向容許高頻試錯與持續損耗，形成可長期支撐的消耗戰；三是防禦邏輯，防守方在面對低成本、高飽和威脅時，陷入攔截成本過高、經濟不可持續的困境。
[2] Kevin Pollpeter and Amanda Kerrigan, The PLA and Intelligent Warfare: A Preliminary Analysis, CRM-2021-U-030806-Final (Arlington, VA: CNA, 2021), pp. 3-9. https://www.cna.org/reports/2021/10/The-PLA-and-Intelligent-Warfare-A-Preliminary-Analysis.pdf.
[3] Benjamin Jensen and Yasir Atalan, “Drone Saturation: Russia’s Shahed Campaig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y 13, 2025, accessed October 20, 2025, https://www.csis.org/analysis/drone-saturation-russias-shahed-campaign.
[4] E[Cost_attack]：攻擊方每單位載具（如無人機、飛彈、彈藥）之平均成本的期望值。表示攻擊方在統計上「打一發」所需的平均花費。
[5] E[Cost_defend]：防禦方攔截一單位攻擊（例如發射一枚攔截彈）所需的平均成本期望值。表示防禦方為每次防禦出手所支付的平均開支。
[6] Neil Hollenbeck, Muhammed Hamza Altaf, Faith Avila, Javier Ramirez, Anurag Sharma, and Benjamin Jensen, “Calculating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Russia’s Drone Strike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February 19, 2025,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alculating-cost-effectiveness-russias-drone-strikes.
[7] 「拒止式嚇阻」的目標是讓攻擊變得徒勞（futility of attack），而非單純讓攻擊變得昂貴。例如，以色列「鐵穹」（Iron Dome）系統，屬典型拒止式嚇阻機制，以高攔截率維持民眾信心與政治穩定；但因每次攔截成本高昂（Tamir攔截飛彈約 US $40k–$100k vs Hamas火箭每枚 $800–$2000），面臨長期經濟可持續性挑戰。
[8] Michael J. Mazarr et al., Disrupting Deterrence: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Technologies on Strategic Deterr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22), pp. 50-53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A500/RRA595-1/RAND_RRA595-1.pdf.
[9] Haugstvedt, Håvard, and Jan Otto Jacobsen, “Taking Fourth-Generation Warfare to the Skies?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of Non-State Actors’ Use of Weaponized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s-‘Drones’),”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14, No. 5, October 2020, pp. 26-40.
[10] Dulligan, Jake, Laura Freeman, Austin Phoenix, and Bradley Davis, “The Rising Threat of Non-State Actor Commercial Drone Use: Emerging Capabilities and Threats,” CTC Sentinel, March 2025, pp. 39-44, https://ctc.westpoint.edu/the-rising-threat-of-non-state-actor-commercial-drone-use-emerging-capabilities-and-threats/.
[11] Gustav Gressel, “Military Lessons from Nagorno-Karabakh: Reason for Europe to Worry,”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ovember 24, 2020, https://ecfr.eu/article/military-lessons-from-nagorno-karabakh-reason-for-europe-to-worry/.
[12] Neil Renic, “Air Power by Small, Low-Cost Drone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Warfare,” in Advancing the Force in New Frontiers: The Air Power Journal, 4th ed. (2024), chap. 9, https://theairpowerjournal.com/air-power-by-small-low-cost-drones-implications-for-future-warfare/
[13] 如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近年來提出的「馬賽克戰爭」（Mosaic Warfare）核心作戰構想。See Nicholas A. O’Donoughue, Samantha McBirney, and Brian Persons, Distributed Kill Chains: Drawing Insights for Mosaic Warfare from the Immune System and from the Navy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21), pp. 11-12, 29-30, https://www.rand.org/t/RRA573-1.
[14]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DoD Announces Release of JADC2 Implementation Plan,”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press release), March 17, 2022,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970094/dod-announces-release-of-jadc2-implementation-plan/.
[15] Matthew P. Pavlak, “Joint All-Domain Kill Webs,” Marine Corps University Press, October 2023, https://www.mca-marines.org/wp-content/uploads/Pavlak-Oct23.pdf.
[16] Nath, Sanstuti, ed. “‘Drones Hidden In Trucks’: How Ukraine Struck 5 Airfields Deep Inside Russia,” NDTV, June 2, 2025, Accessed October 22, 2025, https://www.ndtv.com/world-news/inside-ukraines-op-spiders-web-how-drones-hit-5-airfields-inside-russia-8565523.
[17] 此原則明確劃定人機互動的倫理與技術邊界：AI 系統得以在戰術層級執行高強度、快速循環的決策任務，但人類在作戰鏈中仍保留「判斷、授權與中止」三重角色。Se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rective 3000.09: Autonomy in Weapon Systems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25, 2023), pp. 3-6, 21-23, https://www.esd.whs.mil/Portals/54/Documents/DD/issuances/dodd/300009p.pdf.
[18] 分層拒止（攻），在外層（海峽中線至近岸），使用中長程無人機與無人海艇（USV）進行偵搜與打擊；在近岸與灘岸，則部署大量低成本的 FPV、遊蕩彈藥（loitering munitions），對登陸船團進行飽和攻擊。台灣近年加速發展無人海艇（如 Manta 計畫）即是此一方向。 參考：〈奮進魔鬼魚號無人艇〉，《維基百科》，2025 年 10 月 24 日（存取），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A5%AE%E9%80%B2%E9%AD%94%E9%AC%BC%E9%AD%9A%E8%99%9F%E7%84%A1%E4%BA%BA%E8%88%B9。
[19] 分層防禦（守），以機砲型近程防禦系統（CIWS）、近程攔截器、甚至反無人機無人機 （Counter-Drone Drones）來應對敵方第一波的無人機∕飛彈飽和攻擊，避免高價飛彈過早耗盡。
[20] 韌性化C2（Resilient C2），利用「低軌衛星」（LEO）通訊（如星鏈或台灣自主計畫）建立「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與「網狀化」（Meshed）的指管系統，確保在部分節點被摧毀或干擾時，系統仍能運作。
[21] 軟殺傷（Soft-Kill）：發展主動的「電子攻擊」（Electronic Attack, EA）能力，。利用無人機搭載 EW 設備前推，壓制敵方的感測器（雷達）與通訊節點，並強化自身的抗干擾（ECCM）能力。
[22] 上游效應（源頭抑制）：利用無人載具的隱蔽性與長航時特性，對敵方進行「發射前」（Left of Launch）的持續監控與干擾。這不僅指物理摧毀，更包含在敵集結、登載或航渡階段，即時鎖定並施加壓力，迫使其改變或放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