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台技術同盟的下一步：從熊本模式到六大「國家戰略技術」
2025.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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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日本高市早苗首相近期接連提出兩項重要政策：其一，是將TSMC熊本進駐後形成的「熊本模式」，視為可供橫向擴散的新一代安全導向型產業聚落政策典範，並準備以「地域未來戦略」的形式在年內提出具體推動方案；[1]其二，是宣布創設「國家戰略技術」，以人工智慧（AI）、量子、半導體、生技、核融合與宇宙（太空）等六大領域作為未來政府在科研與稅制方面的集中支援對象。[2]表面上看來，一項屬於地方活性化與產業集聚，一項屬於科技政策與創新治理，但兩者在戰略定位上卻呈現高度一致性，皆反映日本正加速朝向「技術國家化」與「經濟安全保障」導向的政策轉型。
所謂「技術國家化」，並非指日本過去未曾介入科技發展，而是指日本首次以經濟安全保障作為政策主軸，將特定技術領域明確清單化，並透過國安體系直接參與其優先排序與政策協調，與過往以產業振興或科研競爭為導向的科技政策不同，亦即將技術研發、產業空間布局與國家安全視為一個整體治理架構。在此脈絡下，地方產業聚落不再僅是經濟發展工具，而是成為分散風險、強化供應鏈韌性的國安支點；戰略技術清單則做為國家在資源配置與國際合作上的長期政策指引，形塑出「技術—產業—安全」三位一體的政策邏輯，並為其與國際合作夥伴，包括台灣，在更高層次的技術治理上鋪設未來空間。
貳、安全意涵
一、熊本模式的安全治理：地方即國安的供應鏈布局
熊本模式的核心不在於單一投資案，而在於展示地方如何從傳統工業聚落升級為供應鏈韌性的戰略節點。台積電（TSMC）進駐後，菊陽町周邊形成完整產業鏈，包括材料、設備、封測與技術服務，使地方逐步具備完整的半導體產業功能分工，從而提升其對相關企業與人才的持續吸引力。高市政府將其視為可推廣的「安全型產業集聚」模式，並規劃將其移植至其他縣市，使日本供應鏈布局從集中走向分散，以降低自然災害、地緣政治風險與產能瓶頸對國家產業安全的衝擊。這體現了一種「地方即國安」的治理理念，也反映供應鏈安全不僅是跨國議題，更需透過國內產業據點配置的調整與多元化布局來降低系統性風險。
二、六大國家戰略技術：科研與國安正式綁定
六大「國家戰略技術」的提出，則象徵日本在技術層面正式將科研方向與國家安全綁定。AI、量子、生技與太空等領域本質上具有高度雙重用途，既牽動經濟成長，也深度連結防衛科技、資安能力與國防態勢；半導體更是所有先端科技的底層基礎，而核融合則預期將成為未來能源主權的核心。日本明確選定六大領域，代表政策資源、科研預算、人才育成與稅制誘因將有集中式優先順序，科研資源從「平均分配」走向「集中火力」，標誌著技術戰略從創新導向正式轉向國安導向。更重要的是，國家安全保障局（NSS）直接參與技術領域選定，[3]象徵科技已被視為與經濟外交、防衛政策並列的安全支柱。
三、國際對照：日本與美歐的戰略技術協調化
美國白宮於2024年更新的《關鍵和新興技術更新清單》（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List Update），[4]以及歐盟在2023年公布的《歐洲經濟安全戰略》（European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與其後續提出的關鍵技術領域分類皆顯示，[5]跨大西洋民主國家已將半導體、AI、量子技術與生物技術視為未來十年維護科技競爭力與經濟安全的核心領域。太空科技雖名列歐盟關鍵技術清單，但未被列入最高敏感度的首要類別。整體而言，美歐在技術治理上的優先排序已逐漸同步化，形成以「四大戰略技術」為主軸的共同戰略方向。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川普政府亦在最新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中明確宣示，將致力確保美國在此四大關鍵技術領域中維持全球領導地位。[6]
美國川普政府近期啟動的「創世紀任務」（Genesis Mission）則延續了此項趨勢。[7]該計畫旨在建構「美國科學與安全平台」，整合AI、高效能運算與聯邦科學數據，並將先進製造、生物技術、關鍵材料、核能、量子運算、半導體等列為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支柱。透過跨部會推動時程，美方正以制度化方式加速科技國安化，使戰略技術不再是單一產業政策，而是國家安全體系的關鍵基礎。
日本此次創設的六大「國家戰略技術」與美歐戰略清單在核心領域上高度重疊，特別是在半導體、AI、量子與生技等四大敏感領域的政策方向一致；日本並在此基礎上額外納入太空與核融合，使其技術國安路線呈現更全面的戰略布局。這不僅反映日本在技術安全上與民主陣營保持協調，也顯示東京透過清單化治理，使技術政策具備更明確與長期的國家方向。換言之，技術政策不再只是成長戰略，而是國際政治秩序重組下的安全戰略工具。
參、趨勢研判
一、日台技術合作邁向多領域擴張：台灣需建立自主的戰略技術清單
觀察日本的政策轉向可發現，日台技術合作的外部環境正快速重塑。過去合作重點集中於半導體，但日本如今建立的戰略技術架構已涵蓋AI、量子、太空、生技與核融合等多項新興領域，使雙邊合作的邊界自然延伸。若台灣仍以半導體為唯一支點，未來在國際技術治理對話中的角色恐將受限。因此，台灣亟需在既有「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保護清單」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其對外政策意涵與戰略排序功能，以在逐步成形的日美歐技術同盟架構中取得明確定位。倘若台灣能在可信賴AI、量子通訊、太空基礎設施、生技研發與半導體後段材料設備等領域進一步明確界定優先投資與合作方向，台灣將更有條件在新一輪技術規則與治理架構的形成過程中，擴大實質參與空間。
二、熊本模式的外溢效應：日台合作從單點走向多點連結
熊本模式也為台灣重新思考技術合作場域提供契機。若將熊本視為跨國技術與人才的接點，而非單純設廠據點，日台之間便有機會在此建立定期互動、共同育成與技術實驗合作的平台。未來若日本其他地區亦以熊本模式建立新的技術聚落，台灣企業與科研機構將可與更多縣市形成「區域對區域」合作，例如高雄—九州、台中—東北、新竹—北海道，使日台合作從單點深化成多點連結，構成更具韌性的跨國技術網絡。
三、台灣的戰略定位：從供應鏈夥伴走向技術共同體成員
整體而言，高市首相所推動的技術國家化路線正在開啟新一輪地緣科技競逐格局。對台灣而言，核心問題已不僅是「是否赴日投資」，而是「台灣要以何種身分加入民主陣營的技術共同體」。若台灣能從供應鏈夥伴進化為技術與規範的共同設計者，便能在未來十年的國際科技秩序中取得更高位階，並以更積極的方式參與區域安全架構的重塑。
[1] 〈地方への投資促進、熊本モデルの産業集積を柱に 年内に戦略策定〉，《日本経済新聞》， 2025年11月24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206PD0Q5A121C2000000/。
[2] 〈「国家戦略技術」創設、AI・核融合など6分野 税・予算を重点支援〉，《日本経済新聞》，2025年11月24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230KY0T21C25A1000000/。
[3] 同前註。
[4]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Fast Track Action Subcommittee on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List Update, February 2024,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4/02/Critical-and-Emerging-Technologies-List-2024-Update.pdf.
[5]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JOIN (2023) 20 final), June 20, 202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23JC0020.
[6]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7] 〈加速AI研究 川普啟動「創世紀任務」〉，《中央社》，2025年11月25日，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511250032.aspx；吳承勳，〈川普發起「創世紀任務」國家級計畫 加速研究新世代科技〉，《工商時報》，2025年11月25日，https://www.ctee.com.tw/news/20251125701775-43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