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學人傅立門（Eyck Freymann）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專文，稱美國政策圈對台海局勢的判斷與準備，過於著重中國兩棲入侵台灣的情境，忽略其以「隔離」（quarantine）逐步控制台灣的風險。在後者的情境下，中國以執行既有的關稅法為名義，其海警針對進出台灣港口的商船進行海關檢查，其民航局則要求航班出示艙單。私部門出於避險考量，多將配合中國要求。中國因此可透過此一作法，逐步建立其控制台灣對外聯繫的管道。尤有甚者，若美國默認此一現實，無異是接受台灣的自主性遭侵蝕；若其協助台灣而提供護航或其他反制措施，則可被指為破壞和平。[1]前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瑞特納（Ely Ratner）以及澳洲智庫，亦不約而同示警中國的海上灰色地帶威脅。[2]

當前關於台海安全的討論不乏此類研判與警語，也已累積若干對於台灣與其他利害相關者的政策建議。即使如此，相關國家在因應灰色地帶行動的挑戰上，仍難謂有完善的應對作為。本文嘗試指出灰色地帶行動的深層威脅在於創造「戰略癱瘓」（strategic paralysis），使相關行為者無法或不願採取實質的因應作為。克服此種心理限制固然無法解決所有安全問題，但應是強化國家安全準備的一步。

「戰略癱瘓」概念源於美國空軍的軍事準則。在1991年「沙漠風暴」（Desert Storm）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沃登（John A. Warden III）上校，提倡將敵對國家視為一個系統，並由五環（five rings）或五個同心圓構成，由內向外分別是：領導階層（Leadership），即作為大腦的政府；有機要素（Organic Essentials）如能源與貨幣；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如道路與通訊網路；群眾（Population）；以及野戰部隊（Fielded Military Forces）。在戰爭中若能有效攻擊這些支撐該系統的環節，將可癱瘓敵手。從空權的角度出發，沃登主張美國的長程精準打擊能力較之大規模的轟炸或地面部隊，更能有效地實現目標。[3]

論者認為，在當前的國際安全情勢下，沃登的「戰略癱瘓」概念仍舊有效，僅需將空權或動能（kinetic）武力的使用替換為各種低於戰爭門檻的灰色地帶行動。[4]以俄羅斯對歐洲的威脅來說，針對領導階層的打擊，體現於影響歐洲國家的政黨、透過網路抹黑各國官員，以及介入歐盟與英國的選舉等。針對有機要素的攻擊，反映在武器化歐洲對俄國能源的依賴、網路攻擊歐洲企業，以及破壞海底纜線等。對於基礎設施的威脅，表現在對波蘭與波羅的海國家的電網之網路攻擊、對北歐的民用航空進行GPS干擾、預謀破壞德國與英國的鐵路及軍事補給中心等。針對群眾的攻擊，則如以大量難民湧入芬蘭製造政治壓力、支持極右翼政黨的興起，以及各式假訊息等。對於野戰部隊的攻擊，體現於對北約軍機的危險與近距離攔截、對歐洲軍事通訊系統的干擾，以及在烏克蘭佔領區的非常規部隊之部署等。由此而來的結論，是「灰色地帶行動並非戰爭的準備，它本身就是戰爭」。[5]

沿著「戰略癱瘓」的概念，加上中國對台的灰色地帶行動與俄國對歐洲的威脅多有相似之處，我們亦可說兩岸已處於某種戰爭狀態。此一結論並非意在製造緊張或恐慌，也非主張軍事對立的升高。其毋寧旨在引領我們將各式看似偶發、不直接相關，且未危及重大國家安全利益的灰色地帶行動——如海上脅迫或可能的「隔離」——視為系統性攻擊的展現。它也指向採取積極作為或移除相關障礙之必要。

以動能攻擊為手段的「戰略癱瘓」，主要是透過物理性的傷害削弱對手的回應能力。相較之下，以灰色地帶行動為手段的「戰略癱瘓」，旨在利用時間麻痺對手，從而塑造對脅迫者有利的戰略環境。脅迫者的「致勝理論」（theory of success）並不取決於決定性的戰役或領土的征服，而是持續性的施壓、模糊性與決策的延遲。

從脅迫者的角度來看，其試圖攻擊被脅迫者賴以運作的重要功能（如前述的五環）。單獨來看，每次攻擊的後果皆未達危及被脅迫者之生存或重大利益，與其他事件的關聯性亦不明確。這導致被脅迫者難以判定單次攻擊的性質，而在不確定的情境下，延緩甚至無法決策。被脅迫者更易在脅迫下，為避免升高衝突（escalation）而選擇容忍。隨著時間的遞延與攻擊的重複，被脅迫者及其友盟逐漸適應甚至接受這些攻擊或脅迫的發生。它們或雖就局勢與應有的作為展開辯論，但辯論往往未有明確的結果；被脅迫者的友盟或表達對該國的支持，但支持僅限於表態而非具體的承諾與行動。被脅迫者及其友盟乃日益擔心，但也寄希望於形勢自行明朗，例如最壞情境——武裝衝突或侵略——的發生。這固然是形勢逐漸惡化的可能結果，也因為武裝衝突或侵略是國際法可識別且不允許的衝突形式，國際間並有準則可茲依循。然而，此時脅迫者未必需要發動侵略，因為被脅迫者、其友盟或利害關係者、市場、國際輿論，以及安全社群等，可能已因戰略環境的變化而產生「大勢已去」的判斷。在此態勢下，被脅迫者將得出接受脅迫者的要求，將是相對較好的選項之結論。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過程中，被脅迫者及友盟針對最壞情勢而作的嚇阻（deterrence）或韌性（resilience）之準備或未失效，但恐無濟於事。[6]

在相當程度上，此一「戰略癱瘓」正發生於各界對台海局勢的關注，論者另以「憤怒到冷漠的演變」（outrage-to-shrug pipeline）稱之。舉凡中國幾近每日對台灣周邊海空域的侵擾、共機於2025年高達3,763 架次逾越海峽中線及其延伸線、日益接近台灣的環台軍演，以及疑似蓄意破壞海纜之事件等，雖每每引發國內外的震驚、不滿或義憤，但這些事件的重複發生，讓本來是越軌的行為轉變為日常，也由此產生無可奈何或冷漠的情緒，彷彿它們是無可避免的「常態」。[7] 2026年2月27日起至3月11日清晨止，12天內共有11天、其中連續7天未有解放軍軍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ADIZ）及周遭空域的擾台情事，引發各界關注與揣測。[8]試圖解釋此一「反常」固然合理且必要，但此舉可能在無形中接受共機擾台的「正常」。美國國防部前官員唐安竹（Drew Thompson）在其評論中表示，「我沒想到自己會對解放軍停止行動感到擔憂，但缺乏合理解釋確實令人不安」，部分反映此一心理。[9]

應對或克服「戰略癱瘓」，可避免己方與友盟陷入難以決策與行為的困境。以下僅勾勒兩項原則。此外，「戰略癱瘓」的克服旨在使己方有較大的行動空間，可嘗試建構相對有利的戰略環境，但成功的嚇阻，仍須其他條件的配合。

「戰略癱瘓」旨在促成被脅迫者的遲疑或不決策，而此一遲疑的根源，事實上來自被脅迫者的判斷與價值選擇。[10]重新省思這些基本的判斷或假設，是克服「戰略癱瘓」的前提。首先是脅迫的本質。脅迫理論的代表人物謝林（Thomas Schelling）曾指，脅迫是一種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與「暴力的外交」（diplomacy of violence）。脅迫者以製造傷害的能力為籌碼，要求被脅迫者接受其條件，例如不作出脅迫者所不欲的行為，或停止脅迫者不欲之行為。然而，此一關係隱含著共同的利益，例如脅迫者亦試圖避免對手因反制或升高而帶來對己方的傷害。[11]就此而言，在以灰色地帶為手段的「戰略癱瘓」下，不只被脅迫者有避免升高局勢的疑慮，對脅迫者而言亦然，否則武力征服將可能是更合理與可能的選項。意識到脅迫者亦有避免在其未準備好的情況下爆發武裝衝突的利益，甚至其可能以虛張聲勢增加議價能力，是因應「戰略癱瘓」的條件之一。[12]

其次是檢視面臨脅迫時的政治價值選擇。國家在灰色地帶的情境下難以採取積極應對作為的原因，常是基於「預防原則」，也就是極大化降低最壞結果（即戰爭）出現的機率。在此時刻，「和平」或「避戰」的價值高於其他核心價值（如自主、對等、公平，甚至人命的保障等）。然而，重新檢視政治價值的選擇或論述，即可能有相當不同的啟示。舉例而言，2026年《美國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提出在印太地區實現「體面的和平」（decent peace），意味使任何國家都無法強加其霸權的權力平衡；戰爭部（國防部）政策次長柯伯吉（Elbridge Colby）於美國戰爭學院重申此一概念，強調「有利、合理而使美國人得享安全、自由與繁榮」的和平。[13]如以「體面的和平」替換「和平」而成為必須捍衛的價值時，一旦脅迫行為危及一國的「安全、自由與繁榮」（而非僅是生存）時，被脅迫者即有積極回應的必要。在與友盟形成論述與共識的前提下，這也有助於限制灰色地帶的模糊空間，創造較有利的集體行動基礎。

部分灰色地帶行動的既有研究認為，被脅迫的一方應劃設明確的底線或紅線，並以具體行動捍衛之。[14]由此而來的一個問題，是在紅線被觸及之前，被脅迫者可能視事態是可容忍或代價是可承受的；其或採取若干手段試圖嚇阻脅迫者，但因為雙方都認為局勢尚未危及被脅迫者的根本或重大利益，導致被脅迫者終難嚇阻脅迫者以灰色地帶行動持續進逼。[15]舉例來說，若台灣以兩岸爆發武裝衝突為底線，則在此之前的脅迫或灰色地帶行動如「封鎖」（blockade）與「隔離」，將不太可能被視為必須嚇阻的對象；同理，若以「封鎖」為底線，則相關情境的推演、資源的投注，與因應手段的發展等，將以之為主而更甚於「隔離」。為了更佳地因應灰色地帶的脅迫，並避免落入「戰略癱瘓」的困境，重新思考紅線的劃設，應是要件之一。

以前述傅立門勾勒的「隔離」情境來說，若台灣——以及友盟國家——坐視中國以執行關稅法規為由控制台灣的進出航線，將可能導致一系列的連鎖反應。諸如國際航運業者將傾向配合中國的要求；國際保險業者在台灣（與友盟）試圖反制時，可能傾向作出台海風險升高的判斷，而調高保費甚至取消商船經過台海的保險；台灣（與友盟）試圖突破「隔離」之舉，則易被指為挑釁或升高局勢等。[16]這些情境一旦出現，將容易導致「戰略癱瘓」的困境。由此，「隔離」或應成為台灣的紅線。

這意味將「隔離」視為系統性攻擊的一環，因而需要系統性的應對。對外，嚇阻「隔離」的出現可成為「體面和平」的具體展現，因為嚇阻的成功意味台海乃至印太地區海上交通的自由與安全，符合包含中國在內的各方利益；嚇阻「隔離」因此不僅預防更壞情境（如「封鎖」或戰爭）的發生，也是維持甚至創造區域的共同利益。對內，這涉及跨部會的合作，例如海上執法能量的提升、「海域意識」（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的發展、對商船特別是「影子艦隊」（shadow fleet）的掌握與管理，乃至與周邊國家的情資合作等。為此而有的各式法規、制度、政策與外交工作，本身即是對「戰略癱瘓」的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