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示警AI加劇混合威脅風險
2026.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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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英國政府通訊總部（GCHQ）局長安妮‧基斯特—巴特勒（Anne Keast-Butler）於5月27日在布萊切利園（Bletchley Park）發表上任以來的首次年度演說，將當前國際安全環境描述為「高度不確定性、地緣政治競逐與科技快速變遷」交錯的新時代。她指出，數據（data）、人工智慧（AI）、量子科技、太空技術與網路能力已成為影響國家實力與國際競爭的核心戰略資產，戰爭型態亦正從傳統軍事對抗轉向數據驅動、AI賦能與高度自動化的作戰模式。各類演算法與數位工具除了被廣泛運用於情報蒐集與軍事行動外，也逐漸成為影響決策判斷與社會信任的關鍵工具。在此背景下，網路安全的重要性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AI所帶來的機遇與風險，亦將重塑未來國際競爭格局。為因應相關挑戰，她提出建立新一代國家網路防禦能力，將代理式人工智慧（agentic AI）整合至「機器速度」（machine-speed）的防禦體系之中。
她同時指出，俄羅斯正持續對英國與歐洲的關鍵基礎設施、供應鏈、民主程序與公眾信任發動混合戰；中國則已發展為兼具科技、情報、網路與軍事能力的科技強權，在數據、AI與太空等關鍵領域快速擴張影響力。她警告，英國及其盟友維持科技與安全優勢的時間窗口正逐漸縮小，唯有透過深化夥伴關係、強化情報共享與推動技術合作，方能在日益激烈的戰略競爭中維持優勢。[1]
貳、安全意涵
一、AI加劇混合威脅侵蝕民主社會信任與決策韌性
當AI與灰色地帶行動相互結合，混合戰∕混合威脅已演變成為一種持續性、多領域且侵蝕信任與決策能力的對抗模式。英國政府通訊總部局長的演講，凸顯中俄兩國對英國與歐洲構成不同型態的安全挑戰。中國帶來的風險主要體現為日益擴張的科技、網路、情報與軍事能力，以及對關鍵數據、通訊設備與數位供應鏈可能形成的持續性影響。另一方面，俄羅斯則整合運用實體威脅、網路攻擊、供應鏈干擾與認知戰，在歐洲內部製造混亂與社會信任危機。
網路空間之所以適合被運用於灰色地帶競爭，在於其具備可調整效果、可掩蔽來源與法律門檻難以迅速判定等特性。灰色地帶的網路行動與傳統軍事領域的灰色地帶手段可達到相似效果；攻擊者並非追求立即引發全面衝突，而是利用法律認定、技術歸責與政治回應之間的模糊空間，持續對受害國施加成本與心理壓力，藉此影響其政策判斷與社會信心。[2]在高度依賴通訊、能源、金融、交通與政府數位服務的現代社會，即便不造成大規模物理毀損，持續性的惡意網路活動仍可能對國家治理與社會正常運作造成實質影響。
AI的導入，進一步強化了此類灰色地帶行動的速度、規模與複雜度。網路攻擊方可以用相對較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進行目標分析，尋找防護系統的漏洞、編碼惡意軟體程式、滲透潛伏入目標系統並進行橫向移動、提升特權、執行任務，縮短了對目標的網路殺傷鏈（cyber kill chain）流程。對防禦方而言，反應時間被縮短，因而承受更大的壓力。
此外，網路攻擊有難以歸因與難以溯源的特性，而AI與代理化手段則使問題更加複雜化。國家支持的駭客團體可利用被入侵設備、第三方基礎設施、犯罪團體、非國家代理人或公開可取得的AI工具，掩蔽其實際控制關係與行動來源。儘管AI本身未必使網路歸責成為不可能，但由於攻擊內容的規模、變體與偽裝程度持續提高，使技術溯源、情報判斷與法律證明之間的落差進一步擴大。對英國與歐洲國家而言，這快速增加了公開歸責、實施制裁、採取反制行動或爭取盟邦支持的政治與法律成本。
在資訊環境與公共信任層面，AI亦使混合戰的影響範圍進一步擴張。生成式AI與深偽技術可提高虛假內容的擬真程度與產製效率，並結合受眾資料分析與平台傳播機制，針對特定群體進行客製化的情緒與偏見刺激，放大既有疑慮、焦慮與政治對立。這種操弄行動的本質不在於企圖說服公眾何者為真實，而是製造懷疑、憤怒與極化，將資訊生態系本身轉化為對抗的戰場，從而系統性瓦解公眾對民主建制的信任。[3]
二、以古喻今呼籲跨大西洋兩岸的連結
安妮在演講中頻頻回顧了二戰時期英、美頂尖學者齊聚布萊切利園攜手破譯軸心國敵人的往事，有其深刻的地緣政治隱喻。當前歐洲右翼勢力不斷在各國政治版圖急速擴張，大西洋兩岸傳統同盟關係瀕臨撕裂，演講試圖透過重溫歷史，為英、美、歐三邊關係尋找戰略認同的紐帶。
被提及的關鍵史實之一，是GCHQ首任局長丹尼斯頓（Alastair Denniston）在1941年決定將英國的密碼破譯機密分享給美方；彼時，距離珍珠港事件爆發還有十個月，美國尚未公開加入二戰。在情報史上，這件事情被稱為「信任之躍」（Leap of Trust）。它為後來1946年簽署的《英美安全協定》（UKUSA Pact）奠定了基礎，而後者也是今日「五眼聯盟」（Five Eyes）的前身。[4]
今（2026）年適逢《英美安全協定》簽署80週年。安妮在其演講中高調提及英美情報聯盟為「兩國安全最根本、最無懈可擊的基石」的重要性，旨在向大西洋彼岸決策圈傳達英美關係的「傳統」，遠比一人一時的意識形態還有長遠。
與此相關，還有她在演講中關於「技術主權」（Tech Sovereignty）概念的再詮釋。近年來，美歐之間由於美國科技巨頭壟斷造成的法律訴訟案，屢屢造成雙邊關係的齟齬。[5]當安妮指出技術主權不應被理解為技術皆須國產化，而應是國家具備塑造自身數位未來的能力與自主權時，頗有為相關爭議解套的意涵。實際上，安妮的主張與歐盟官方立場不同；歐盟雖不追求完全脫鉤，但追求歐洲在關鍵技術堆疊中具備自主產能、規則制定權與監管能力。[6]不過，安妮的說法強調對關鍵數據掌握權的重要性、供應鏈安全、可信賴技術來源以及對關鍵技術的持續掌控能力，這些都有助於化解歧見，邁向合作。
在現實面，西方國家更有不得不合作的壓力。中國不僅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更在網路科技、AI、太空、等關鍵前沿領域快速追趕甚至局部領先；在「軍民融合」體制下，科技創新與產業成果亦可迅速轉化為國家戰略與軍事能力。當中國龐大的經濟與科技資源，結合俄羅斯在軍事、情報、核武與灰色地帶行動方面的既有實力時，所形成的複合威脅已非單一國家能單獨應對的挑戰，即便如英國。
參、趨勢研判
一、代理式AI導入資安防禦是主流趨勢
AI技術的快速迭代與演進，已使機器學習、自動化分析與生成式AI逐步融入資安防護、威脅情資分析與事件回應流程。由於目前網路攻擊數量遠較過去龐大、手法變動更加快速，單靠人工已難以及時處理告警與威脅資訊。AI與自動化工具已經成為多數現代資安防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GCHQ提出將代理式AI嵌入新一代國家網路防禦體系的主張，所反映的，是正在發展中的趨勢。隨著更加先進、具備自主能力的AI功能被導入系統中，AI能不間斷的在任務中持續蒐集數據、分析異常狀況、選擇工具、執行預先授權的處置並依照回饋進行調整，使資安防禦體系形成「感知—分析—行動—回饋」的閉環，並縮短攻擊發生與防禦反應之間的時間差。此外，防禦模式逐步由人員判斷搭配流程自動化轉向具備有限自主規劃、工具調用與行動能力的防禦架構，這也顯示出防禦型態從被動式轉向主動式的轉型表現。
代理式AI亦可能改變個人與社會層次的防護模式。面對AI生成的擬真語音、深偽影像、針對性釣魚訊息與高度客製化詐騙內容，個人使用者愈來愈難僅憑肉眼或直覺辨別資訊真偽。未來，AI代理可望協助比對訊息來源、識別異常互動模式、提示高風險內容，並在涉及金流、帳戶變更或敏感資料揭露時要求額外驗證。而在國家級的關鍵基礎設施防護中，代理式AI有望助於在大量同步攻擊、供應鏈滲透或混合戰情境中，快速降低攻擊擴散速度與維持關鍵服務運作。[7]
儘管如此，代理式AI也同步創造新的攻擊風險。首先，傳統自動化工具通常依循預先定義的腳本或固定流程執行任務，其行為邊界相對明確。但代理式AI基於可能被授予讀取資料、連結API、操作帳戶、存取雲端服務或執行其他工具的權限，若部署初期為追求效率而賦予過寬權限，代理式AI反而成為攻擊者可利用的高信任入口。當代理式AI讀取電子郵件、網頁、共享文件、程式碼儲存庫或外部威脅情資時，攻擊者可能將惡意指令藏入其所處理的內容，使代理系統誤將外部輸入視為可信任任務指令，進而洩漏資料、執行未授權操作，或繞過原有安全政策。[8]
除了遭到攻擊外，代理式AI也可能因為達成任務導向的設定、或是目標設定不完整、資料錯誤、工具誤用或缺乏情境判斷等因素，而執行超出使用者原意的處置，並在「機器速度」環境下造成連鎖影響。若此類系統部署於關鍵基礎設施，錯誤決策造成的影響可能不僅是單一系統中斷，更可能擴大為公共服務失靈與社會信任受損。
據此，組織單位在導入代理式AI之前，營運者有必要建立一套可控、可稽核且可逆的自主防禦架構。對具機敏性的設施系統，人類有必要保留最終控制權。
二、AI將加速國際安全規範與數位治理框架的重構
網路攻擊、資訊操弄及對關鍵基礎設施的干擾，往往能在不造成大規模即時物理毀損的情況下，持續削弱受害國政府運作、社會信任與危機決策能力。此類行動雖可能產生顯著戰略效果，但攻擊者通常刻意控制其強度、影響範圍與可歸責性，使其維持於傳統武力衝突門檻以下，迫使受害國在避免衝突升高與維持有效嚇阻之間面臨更艱難的政策抉擇。
此外，AI亦將提高國際法上歸責與規範適用的複雜性。當AI驅動的行動結合代理人、犯罪組織、第三方基礎設施或遭入侵設備執行時，受害國將更難證明特定行動與國家之間存在控制、指示或責任關係。這使主權侵害、不干涉原則、國家責任及合法反制等既有規範面臨更高的證據門檻與適用挑戰。
在此脈絡下，正在修訂中的《塔林手冊3.0》（Tallinn Manual 3.0）發展值得關注。雖然《塔林手冊》本質上仍屬不具法律拘束力的學術研究成果，不代表北約或任何國家的官方法律立場，但隨著AI快速發展，AI驅動的認知操弄、資訊武器化、數位主權及國家歸責等議題，未來均可能成為重要討論方向。[9]
與此同時，北約已多次表明，重大且具累積效果的惡意網路活動，在特定情況下可能被視為武裝攻擊，並由北大西洋理事會依個案決定是否援引《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因此，未來北約面臨的核心問題已不在於單一網路攻擊能否構成集體防衛事由，而在於如何評估由網路攻擊、資訊操弄、經濟脅迫及其他灰色地帶手段所構成的持續性混合行動，其累積戰略效果是否已達足以威脅國家安全的程度。[10]
另一方面，由於社群平台仍是資訊操弄與深偽內容傳播的主要場域，平台治理預料將持續成為各國因應相關挑戰的重要工具，並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國際法難以及時介入的限制。
整體而言，未來針對AI賦能混合威脅的規範發展，其國際趨勢可能是透過國際法解釋與適用、各國及區域立法，以及平台治理與技術標準等多元工具共同推進，而非依賴單一治理途徑。對長期面臨網路攻擊、資訊操弄與其他灰色地帶挑戰的台灣而言，相關規範與治理機制的發展有必要持續關注。
[1] “CHQ Annual Lecture 2026,” GCHQ, May 27, 2026, https://www.gchq.gov.uk/speech/gchq-annual-lecture-2026-as-delivered.
[2] Christopher Whyte and Brian Mazanec, Understanding Cyber-warfare: Politics, Policy and Strategy(Routledge, 2023), pp. 220-239.
[3] Sakshee Singh and Alan Jagolinzer, “Cognitive Manipulation and AI will Shape Disinformation in 2026. Here’s How to Build Resilience,” World Economic Forum, May 12, 2026, https://www.weforum.org/stories/2026/03/how-cognitive-manipulation-and-ai-will-shape-disinformation-in-2026/.
[4] Alexander Martin, “Russia Conducting Daily Attacks on UK ‘From Seabed to Cyberspace,’ Spy Chief Warns,” The Record, May 28, 2026, https://therecord.media/russia-conducting-attacks-on-uk-gchq-briefing.
[5] 林妍溱，〈以違反數位市場法為由，歐盟對蘋果、Meta各罰款5億及2億歐元〉，《iThome》，2025年4月24日，https://www.ithome.com.tw/news/168573；〈不顧川普威脅 歐盟祭反壟斷重罰Google千億〉，《中央社》，2025年9月6日，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509060003.aspx。
[6] Strengthening Europe’s Tech Sovereignty,”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policies/eu-tech-sovereignty.
[7] 陳曉莉，〈五眼聯盟發布AI代理人指引，要求防範權限擴張與自主行動風險〉，《iThome》，2026年5月4日，https://www.ithome.com.tw/news/175530。
[8] 〈中國駭客首度運用 Claude AI 自動化執行網路攻擊〉，《資安人》，2025年11月19日，https://www.informationsecurity.com.tw/article/article_detail.aspx?aid=12465。
[9] AI Act,”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policies/regulatory-framework-ai.
[10] “Cyber Defence,” NATO, July 30, 2024, https://www.nato.int/en/what-we-do/deterrence-and-defence/cyber-def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