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戰》作為「認知戰」文本：當前香港的安全化敘事與影像治理
2026.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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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已經上映的香港電影《寒戰》三部曲，故事主軸圍繞在香港警隊∕安全體制內的危機，而非一般犯罪案件。在《寒戰》（2012）中，以警隊衝鋒車與警員被劫持為開端，整個香港安全機器被迫進入最高緊急狀態，並揭露香港警隊內部角力。特別是高層警官在「寒戰」行動期間，爭奪指揮權而廝殺鬥爭。作品劇情並非傳統的綁架故事，而是關於體制階層、精英競爭、公共秩序脆弱性的戲劇。《寒戰II》（2016）延續首部曲的邏輯：警隊內部權鬥，並延伸到香港行政部門的保安局、立法會、司法場域之間的角力。故事揉捏著「陰謀論」的調性，展露香港高層政壇鬥爭竟然不惜犧牲社會安全、扭曲法治界線。
《寒戰》系列看似一個警匪片，而且故事軸並沒有中國政府，但是透過拉出「外部勢力」因素，角逐香港政治地盤，點出核心命題：禍起蕭牆與內外勾串——最大的敵人往往來在內部，並勾連外部勢力，試圖架空中國在港主權。
原定2019年底開拍《寒戰3》，但當時「反送中」社會運動，香港警察行為備受批評，不宜製作涉及警隊題材的電影，於是延遲。但 2024年《寒戰》系列獲中國國家電影局，也就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電影局批准拍攝另兩部前傳，分別名為《寒戰1994》及《寒戰1995》。[1]將系列時間序列推前至九十年代。因此第三部上映的《寒戰1994》作為「前傳」，故事時間線部分發生於2017年，部分往前推到1994年。追溯香港主權移交前的一起富商綁架案，將警察貪腐、黑社會、精英家族勢力與英國殖民政府（也就是港英香港皇家警隊政治部，亦即英國軍情局六處的香港分支）交織在一起。政治安全化敘事意涵，不言而喻，重新詮釋香港政治秩序的來龍去脈。
貳、安全意涵
《寒戰》系列電影的深層敘事核心是一種沒有直接明說的「政治安全化」邏輯。過去的香港，在大眾文化與國際想像中，常被描繪為一座治安良好、制度有效、警隊紀律嚴明、金融秩序穩定的國際城市。既是全球資本流動的重要節點，也是東西方情報、商業與政治力量交會的特殊空間。香港雖然長期被視為亞洲情報中心，但這類議題很少真正成為主流娛樂電影的核心命題。《寒戰》系列的特殊之處，正在於將香港作為國際權力競逐場所的想像帶入警匪片之中，透過電影重新勾勒香港政治危機的來源。
在電影敘事中，政治衝突不是多元民主競爭，也不是「一國兩制」制度的中央與地方磨合，而被理解為癱瘓政府、破壞秩序，甚至奪權的安全威脅。尤其當「外部勢力」與本地政治分歧被放在同一個故事結構中，香港社會的抗爭、制度爭議與權力角力，便容易被重新理解為危及城市安保與國家秩序的風險。換言之，《寒戰》系列並不是單純講述警隊辦案或高層鬥爭，而是在警匪類型片的包裝下，建立一種政治判斷框架：香港的危機不是普通政治衝突，而是安全危機。
一、《寒戰》系列的政治安全化敘事
在《寒戰》與《寒戰II》，政治安全化敘事仍然相對含蓄，主要透過警隊高層鬥爭、危機決策、政府部門協調與制度漏洞來暗示香港秩序的脆弱性。然而到了《寒戰1994》，這種敘事變得直接。電影更清楚呈現腐敗的警官、分裂的精英、被滲透的機構，以及表面上運用法律程序、實際上可能追求隱藏政治目的的行動者。反覆強調，危險不只來自一般犯罪，而是來自內外勢力勾連、制度內部裂縫，以及精英政治與安全機構失控。透過這種政治驚悚式的安全敘事，嘗試改變觀眾理解公共事務的角度，使觀眾在看待政治爭議時，不自覺地優先想到陰謀、滲透、背叛與秩序崩壞，而不是權利、問責程序或民主參與。
《寒戰》系列電影對香港社會產生的認知扭曲效果，過程非常複雜，這裡僅嘗試運用傳播理論中的預示效應（priming effect）來分析。[2]預示效應是指受眾在反覆接觸特定議題、敘事或價值框架之後，某些原本存在於記憶中的價值判準會被不知不覺地喚醒，並在之後評價政治事件、人物或行動時，成為更容易被取用、也更具支配性的判斷依據。預示效應不同於說服。說服通常是直接對抗或修正原有觀點，目的在於改變受眾信念；但預示效應較為間接，也更具暗示性。不要求受眾立刻接受新的政治立場，而是透過重組既有評價標準，使某些價值被優先啟動，另一些價值則被淡化、邊緣化或降低重要性。
簡單來講，預示效應想達到的效果是讓公眾在判斷政治現實時，逐漸改變其價值排序。例如，原本公眾在面對政治抗爭時，可能會同時考量自由、秩序、公民權利、國家安全、社會穩定與程序正義等多重價值；但如果媒體與影像敘事長期以「混亂」、「暴力」、「外部勢力」、「陰謀滲透」或「國家安全威脅」來呈現抗爭，公眾便可能在無意識中改變判斷標準的排序，優先啟動「安全」與「秩序」的價值，而相對淡化「自由」、「人權」的價值。因此，預示效應的核心不在於直接改變人們相信什麼，而在於改變人們優先使用什麼標準來判斷政治事件。應用於政治傳播領域，便成為一種微妙但強大的認知排序機制，重新組織公民解讀政治現實時所依賴的價值層級。
從這個角度來看，《寒戰》系列最值得注意之處，不只是作為警匪片的娛樂性，而是在不同政治時刻中，如何重新塑造香港社會對「秩序」、「安全」、「國家」、「警隊」與「內部敵人」的理解。構成了一套高度政治化、但又不以直白政治口號呈現的敘事系統。這類影像文本在香港社會中製造的預示效應，並不只是要求觀眾「支持警察」或「反對抗爭」。更深層的效果，是讓觀眾開啟另一條理解香港政治的通道，啟動一套安全化的認知框架：當社會出現混亂、制度爭執、權力競爭或群眾動員時，觀眾首先想到的不是公民權利、制度問責或民主參與，而是危機、陰謀、外部勢力、內部叛徒與秩序崩潰。換言之，這類電影的政治效果不是要觀眾背誦官方論述，而是要重新排序觀眾心中判斷政治事件時所依賴的價值。
《寒戰》系列因此將警匪驚悚片轉化為一種政治寓言。香港在電影中被描繪成繁榮卻脆弱、法律體系精緻卻可能遭到滲透、政府機器高效卻可能因內部鬥爭而癱瘓的城市。這種想像最終指向一個結論：香港需要預防性的安全治理。這也正是當前北京在香港治理上最希望建立的政治心理狀態。
2019年的反送中抗爭，對北京而言不只是一次大規模社會運動，而是一次對「一國兩制」政治邊界的根本挑戰。北京後來透過2020年《香港國安法》與2024年《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重新建構香港政治秩序，將叛國、煽動、間諜、國家秘密與外部干預等概念納入更嚴密的治理框架，也使香港異議空間受到高度壓縮。在這種背景下，影視敘事便可扮演柔性治理功能，使國安化治理看起來不是例外狀態，而是面對危機時的正常反應。電影不必覆誦國安法的政治教條，但可以使香港大眾對官方安全化邏輯產生共鳴，並將「香港的生存必須仰賴強大的安全機構，並限制政治參與和衝突」這套觀點常態化。
二、《寒戰》系列的三種預示效應
目前已上映的三部《寒戰》電影，大致可歸納出三條主要的「預示效應」。
將「穩定」設定為最高政治價值，把香港警隊塑造成安定社會的最後防線；進一步說，也將「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自治重新界定為「由中央保護的自治」，而非「可抗衡中央的自治」。
《寒戰》系列透過危機、失序與警隊內部鬥爭的敘事，反覆呈現城市可能瞬間陷入恐慌、警隊高層分裂可能癱瘓治理機器、政治鬥爭可能演變成安全危機。這種敘事是在塑造一種心理條件反射：制度爭議本身就是危險的，政治分歧若不能被迅速壓制，就會威脅社會穩定。於是，觀眾在面對香港政治爭議時，首先想到的便不是自由、自治或程序正義，而是安全危機與秩序崩壞帶來的恐慌。
同時，《寒戰》系列重新正當化香港警隊。2019年反送中運動後，香港警察在相當多市民心中留下高壓與殘暴的陰影，警民關係急劇惡化。電影並未單純歌頌警察，而是承認警隊內部存在權力爭鬥與人性弱點；但最終仍要求觀眾相信，當香港面臨真正危機時，能夠保護城市的不是街頭群眾、外國聲援或媒體揭露，而是紀律部隊與安全體制。更深層地說，這也把香港自治重新界定為「受保護的自治」：香港可以保有某些制度特色，但必須服從國家安全與中央權威。電影中的香港看似高度本土化，充滿警隊、政府部門、法律制度與城市空間的符號，但其終極暗示是：本地制度若不與更高層級的中國安全秩序一致，便可能陷入內鬥與動盪。
第二、淡化民主程序的重要性，轉而強調專業精英治理；同時貶抑政治異議，將青年政治參與視為不成熟或被利用的行動，重新編碼為安全威脅。
在國安敘事中，反對派、媒體、律師、公民社會與示威者不再扮演監督的力量，而被描述為潛在破壞者、外部代理人或陰謀網絡的一部分。近年香港國安案件，尤其是黎智英案與支聯會解散案，[3]顯示北京與特區政府如何將新聞活動、國際倡議、歷史記憶與政治組織納入安全化框架，使異議不再被視為公共辯論，而被界定為國家安全風險。《寒戰》系列所強化的「內部敵人」敘事，正好呼應這種政治氣候，使觀眾更容易接受官方對異議者貼上的安全化與破壞者標籤。
同時，電影也將制度辯論、部門制衡與政治競爭描繪為危機處理中的障礙，轉而凸顯專業、忠誠與敏捷的警察官僚。這與北京「愛國者治港」的制度相契合，政治忠誠取代多元競爭。2019年抗爭中的青年原本承載政治理想與道德光環，但在《寒戰》的警匪敘事中，資淺年輕的警察被操弄，暗示青年行動者往往被放置在暴力、陰謀、被操縱或不成熟的框架之中。這種敘事貶抑青年政治參與，學生運動可被理解為過度理想化、缺乏判斷力，甚至可能被外部勢力利用。整套敘事不僅壓制有組織的反對派，也試圖重塑後反送中世代對民主抗爭與國家秩序的想像。
第三、把「外部勢力」塑造成香港危機的主要來源，並形塑對中國國安體制的「恐懼式認同」。
北京將香港抗爭的重要成因之一歸結為外國勢力介入、煽動與利用香港作為反華基地。《寒戰》系列雖未直接宣傳此一說法，卻透過陰謀化、跨境化、外國情報機構介入與高層權力鬥爭的敘事，使觀眾更容易相信香港危機並非單純源於本地制度矛盾，而是牽涉更大的外部國際權力網絡。這種敘事有助於正當化香港國安法，將香港問題從一般政治衝突提升為國家安全問題。
北京在國安法時代更倚重「恐懼式認同」：透過喚起對混亂、暴力、顏色革命與社會崩壞的恐懼，促使市民接受國安與警政的高壓治理。從政治傳播效果看，這是一種負面預示；不是讓人積極熱愛中國，而是讓人害怕沒有國安體制，香港將重返2019年的失序狀態。因此，《寒戰》系列的政治意義不在於直接宣傳國安法，而在於使國安法背後的安全化邏輯變成可理解、可接受，甚至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政治價值。
參、趨勢研判
安全敘事成為香港影像治理的主軸
必須指出，《寒戰》系列不應被簡化為北京直接操作的政治宣傳。香港電影工業本身具有商業邏輯、類型傳統、創作者能動性與市場考量，《寒戰》所以能產生影響，正是因為具備精密的劇情設計、明星陣容、政治驚悚感與香港警匪片的專業水準。若將影片單純視為宣傳，反而會低估真正的傳播力量；《寒戰》系列的有效性恰恰來自「不像宣傳」，使觀眾在享受警匪片快感時，不知不覺接受某些政治前提：香港是脆弱的，秩序是稀缺的，內外敵人勾連是真實存在的，安全機器是必要的，而政治分歧必須被嚴格管理。
這種影像治理最值得警惕之處，在於它並非以明確命令改變觀眾立場，而是重塑觀眾理解政治的認知環境。「預示效應」通常不是告訴人們「你應該怎麼想」，而是引導人們「你應該先想到什麼」。當香港觀眾面對國安法、政治審判、媒體關閉、抗爭記憶或警隊權力擴張時，如果首先想到的是2019年的混亂、外部勢力、城市失序與內部叛徒，北京的治理合法性便已在心理層面獲得部分鞏固。
負面後果也相當明顯：公共討論空間會被進一步壓縮，安全框架凌駕政治辯論；警隊與國安機器的擴權更容易被接受，公民監督意識則被削弱；反對派、媒體與公民社會被長期污名化，任何民間維權活動，都可以被懷疑與外部勢力或內部破壞有關。更重要的是，這會加深香港青年與建制敘事之間的疏離，至少部分青年走向沉默、離港移民或犬儒的虛與委蛇。「一國兩制」於是變成安全化治理的範例，而非高度自治的制度承諾。總結而言，《寒戰》系列的政治意義在於提供一套有效的安全化敘事，一種新穎的「大內宣」或說升級的「認知戰」手法，使國安法不必被直接宣傳，也能被呈現為香港生存所需的基本價值。
[1] 《寒戰1994》於2026年5月在亞洲地區開始上映。據悉還有下集，暫定為《寒戰1995》，將於2026-2027前後上映。鍾路淂，〈《寒戰》系列獲內地批准開拍 兩套電影時間線推前18年變前傳？〉，《香港01》，2024年4月18日，https://reurl.cc/r0bO3E。
[2] 預示效應也有人譯作啟動效應、觸動效應。本文給予預示效應一個操作定義，參考Jennifer Hoewe, “Toward a Theory of Media Priming,”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Vol.44, Issue 4, September - December 2020, pp. 312–321。媒體傳播效應對於政治社會心理影響的操作設計，參Dietram A. Scheufele, “Agenda-Setting, Priming, and Framing Revisited: Another Look at Cognitive Effect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3 Isse. 2-3, 2000, pp. 297-316。
[3] 智英案是北京對香港社會菁英的一種「殺雞儆猴式的警嚇」，支聯會案則是對香港社會輿論自由的箝制；禁止香港社會延續對支援1989年六四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歷史記憶，只能依循中共單一詮釋口徑。支聯會案2026年7月將有最後判決，參見，〈支聯會案｜控方結案陳詞：煽動行為已超越言論自由界線〉，《稜角媒體》，2026年5月18日，https://reurl.cc/A9elx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