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防衛政策轉型：預算擴張、裝備移轉與非核原則鬆動
2026.07.13
瀏覽數
233
壹、前言
2026年日本防衛政策在首相高市早苗政權下迎來戰後最大結構轉型。日本政府於2026年4月正式解除殺傷性武器出口禁令，廢除過去僅限救難、運輸、警戒、監視、掃雷等5類型非殺傷用途出口之限制，允許日本企業向具防衛合作關係之17個協議簽署國出口更廣泛防衛裝備。[1]此政策轉換與防衛預算擴大同步推進，2026年度日本防衛預算達9兆353億日圓，連續12年創歷史新高，並透過補正預算使GDP占比2%目標提前達成。[2]
日本目前面臨戰後最嚴峻安全環境，包括中國國防費年率超過7%成長，海空軍力投射範圍持續擴大、北韓核武器與彈道飛彈開發持續推進，2024至2026年間多次發射衛星與飛彈以及台海周邊緊張局勢持續升高等。另一方面，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於2025年6月決議要求各國2035年前將國防支出提升至GDP的5%，其中核心國防支出3.5%，美國亦要求日本等印太同盟國跟進。[3]
此外，2025年總選舉後，自民黨解除與公明黨長期聯合執政，改與日本維新會組建新聯合政權。公明黨過去在武器輸出擴大及非核三原則修正上扮演煞車角色，維新會則積極支持防衛自由化，聯合協議並明確載入「2026年通常國會中完成5類型廢除」。隨著政治板塊變動，為防衛預算擴大、武器輸出解禁及非核三原則修正討論同步推進，提供制度性條件。上述三項政策變革並非各自獨立，而是具有內在連動性：防衛預算擴張產生龐大財源壓力，財源壓力驅動防衛產業出口化以增加稅收，而出口化又需要日本建立「認真防衛的國家」的國際信譽，從而正當化核嚇阻強化議論，此連動結構正是本文欲分析之對象。
貳、安全意涵
一、防衛預算擴張的財政結構與分配問題
日本戰後長期以經濟成長優先、防衛支出控制在GDP占比1%以內的「吉田主義」模式，正面臨根本性挑戰。2022年岸田政權決定將防衛費提高至GDP占比2%，2026年高市政權提前達成該目標後，同年3月更將防衛產業定位為「17大戰略領域」之一。這一系列決策共同標誌防衛政策從純粹安全支出轉變為經濟成長戰略的一環。若依美國要求進一步提高至GDP占比3.5%，年度防衛費將達約19兆日圓，較現行9.3兆日圓增加超過10兆日圓，將進一步強化此一政策定位。資源配置的結構性變化，使得「由誰負擔強化防衛的成本」成為關鍵卻未被充分討論的面向，因為防衛支出的「受益者」（防衛企業及外資股東）與「成本負擔者」（一般納稅人）之間存在結構性不對稱，直接涉及財富重分配與政策正當性。
財源方面，為增強國防能力，日本政府欲提高稅收，預計2027年1月起實施「防衛特別所得稅」，將對個人所得稅加徵1%，同時「復興特別所得稅」同步調降1%，短期實質負擔不增，但課稅期間延長。法人稅與菸草稅加稅將於2026年4月起先行實施，三項措施合計每年僅能確保約1兆日圓。[4]《野村綜合研究所》指出，若次期目標提高至GDP占比3%，剩餘約9兆日圓財源只能依賴國債增發、消費稅增稅或社會保障削減。[5]
公共資金挹注企業利潤的結構亦反映在防衛企業收益上。2023年10月，日本政府將防衛企業的利潤率上限從傳統的個位數提高至最高15%，使防衛預算擴張直接轉化為企業利潤成長。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報告顯示，2024年主要5家防衛企業，即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富士通、三菱電機、NEC，軍需銷售額年增40%，達133億美元。[6]其中以三菱重工最具代表性：其航空防衛宇宙部門訂單從2021年度約1.1兆日圓增至2024年度1.9兆日圓，成長1.7倍；市值則在3年間從約1兆日圓躍升至超過13兆日圓。然而，根據《CIVIC LENS》報導，三菱重工外資持股比例高達約45%，股價上漲的果實主要流向海外機構投資者。日本國民不僅未能實質受益，反而以增稅形式承擔政策成本，形成「利益私有化、成本社會化」的非對稱構圖。[7]此即所謂「官製泡沫」：防衛產業看似快速成長，但若無持續稅金與財政支撐，產業擴張難以為繼。
二、武器輸出解禁與非核三原則修正討論，戰後安全保障框架出現質變
戰後日本武器輸出政策歷經1967年三原則、1976年全面禁止、2014年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長期以限制殺傷性武器出口作為和平國家定位的重要象徵。現行制度過去僅允許救難、運輸、警戒、監視、掃雷5種非殺傷用途出口，戰車、戰鬥機、飛彈、軍艦等殺傷性裝備原則禁止。2026年5類型廢除後，日本防衛裝備輸出將從例外逐漸轉向常態，對戰後安全保障政策具有象徵性意義。
三菱重工獲得澳洲最多11艘「最上」（もがみ）級護衛艦優先交涉權，總額68億美元、約1兆日圓，即是此轉向的代表案例之一。[8]若正式簽約，將成為日本戰後第二件主要防衛裝備輸出案，並為日本防衛產業出口打開歷史性大門。除澳洲之外，紐西蘭亦在討論引進同型艦。然而，日本在國際市場上仍面臨韓國競爭壓力。韓國以「K—武器」品牌成為全球第4大軍需輸出國，採北約標準、短交期、量產體制，僅波蘭一國即獲得超過60億美元合約。[9]相較之下，日本仍存在北約規格未對應、多品種少量生產常態化、供應鏈脆弱等課題。
「武器輸出解禁」與「非核三原則」修正討論並非各自獨立，而是彼此連動。根據日本政府「以綜合性國力考慮安全保障的專家會議」，與會學者已就非核三原則中的「不引進」條款展開討論，有人主張應評估修改，亦有人主張維持現行原則。[10]非核三原則修正屬高市版「安保三文書」改定一環，不須經國會個別立法，內閣會議決定即可推動。
至於日本是否正從「專守防衛」轉向新型戰略姿態？專守防衛係指「僅在遭受武力攻擊後才能行使防衛力，且防衛規模僅限於自衛所需的最小限度，不擁有攻擊他國國土的戰略性武器」。惟上述政策調整與此定義之間已存在明顯差異，且武器輸出解禁、5類型廢除等一系列政策調整，已招致中國等批評其放棄專守防衛。[11]本文認為，此轉向具有更深層的結構性意涵：第一，當武器出口成為經濟成長戰略的一環，防衛政策從被動防衛轉變為主動追求經濟利益的手段，此為戰略意圖的質變；第二，若要成為國際市場上可信賴的武器供應國，日本須證明其具備持續投入國防工業的意志與能力。買方可能不願意向僅能「自衛」的國家採購武器系統，這必然超出專守防衛的被動邏輯；第三，5類型廢除後，殺傷性裝備的出口使日本實質上參與他國軍事行動，其戰略角色已非「專守」所能涵蓋。
此轉向對我國亦有直接影響。日本安全保障角色強化有助於提升第一島鏈防衛韌性，但非核三原則的修正動向（即便目前僅止於專家層級的「不引進」條款討論）已引發區域關注。值得留意的是，非核三原則修正、核共享與核武裝屬不同層次的議題：前者涉及美國核武器能否在日本領土過境或部署，屬於被動調整；核共享則涉及日本在美國核威懾體系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核武裝則為自主擁有核打擊能力。目前日本官方立場仍維持非核三原則，但若調整方向持續推進，我國內部長期存在的「在美國延伸威懾架構下是否應討論核武裝」議題可能重新被評估。其潛在邏輯在於：非核三原則若朝向修正方向發展，可能被我國內部解讀為美國對印太盟國的延伸威懾承諾具有實際可用性，從而壓縮我國內部對非核立場的討論空間。
參、趨勢研判
一、高市版「安保三文書」改定將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是否名實俱轉的最大關鍵
就未來發展而言，最重要觀察點在於高市版「安保三文書」改定。高市政權決定將原訂於2027年的修訂時程提前1年，此次修訂涵蓋防區外防衛能力、綜合防空飛彈防禦、無人載具、太空網路電磁波領域，以及強化防衛生產與技術基礎等課題，非核三原則亦被列入討論焦點。[12]
此次修訂表面上聚焦於防衛能力與技術領域，但實質上需同時處理財源壓力、防衛產業出口化與國家形象三者之間的連動關係，其起點為龐大財源需求：防衛產業出口化之所以成為政策方向，並非因為武器出口是唯一財源選項，而是消費稅增稅與社會保障削減皆具高度政治風險，國債增發亦有財政紀律限制，故防衛產業出口化成為政治上阻力最小的路徑。
然而，日本面臨的信任門檻高於既有出口國，德國、瑞典、韓國已有數十年武器出口實績，買方對其供應穩定性具有經驗性信任。日本從「和平國家」定位起跳，買方自然質疑其政策可逆性：若政權交替，日本能否持續維持積極防衛姿態？日本在制度面亦居劣勢，與韓國相比，其已建立北約標準與量產體制，而德國與瑞典在北約框架內具備成熟技術整合經驗。日本不僅出口經驗有限，還存在北約規格未對應、多品種少量生產、供應鏈脆弱等課題。這種信任與制度雙重劣勢，使日本說服買方「我們是可靠的供應國」遠比德、瑞、韓等國困難。
在此脈絡下，非核三原則修正討論之所以與武器出口連動，並非因為日本需要核武才能賣武器。其邏輯在於：非核三原則是戰後日本和平國家身分的核心象徵，對其修正將向國際社會傳遞日本安全保障政策「不可逆轉」的強烈信號，從而強化潛在買方對日本作為可靠供應國的信任。非核三原則修正討論的功能在於建立國家形象而非取得核能力。每年約4兆日圓以上的追加財源需求、防衛產業出口化、非核三原則修正三者並非個別政策，而是圍繞「國家形象建構」彼此強化的連動結構。
若此連動結構持續推進，一旦非核三原則中的「不引進」條款遭到刪除或緩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將不只是防衛費增加或武器出口擴大，而是正式突破戰後無核政策框架。屆時，美軍戰術核武器在日本部署、核搭載艦艇及航空器進入日本港口或領空，以及北約型核共享安排，均可能進入具體政策討論。在此情況下，中國與俄羅斯極可能將其解讀為日本軍事正常化甚至再軍事化，北韓亦可能以此作為飛彈及核武發展的正當化理由。韓國本身已具備潛在核武能力（濃縮鈾技術及核燃料循環經驗），國內長期存在獨立核武裝主張。若日本走向核共享，韓國不僅可能跟進，更可能質疑美國延伸威懾的不對稱性：為何日本可取得核角色而韓國不可？
此動態可能觸發東北亞「核多米諾效應」，使區域安全從單一國家政策調整升級為多國連鎖反應。對我國而言，日本安全保障角色強化有助於提升第一島鏈防衛韌性，但區域核威懾競爭升高可能使台海危機管理更加複雜。第一，一旦日本涉入核角色，台海衝突將不再只是美中雙邊的延伸威懾計算，而須納入日本核決策變數，形成多層次博弈。第二，韓國核武裝化可能獨立成為另一條危機軸線，牽制美國戰略資源，削弱其專注處理台海的能力。
因此，高市版「安保三文書」改定不只是日本內政或防衛政策調整，而是印太安全秩序是否進入新階段的重要指標。若日本僅維持現行無核原則，則其政策轉型仍可能被控制在傳統同盟強化與防衛產業振興範圍內。若非核三原則實質修正，日本戰後安全保障政策將名實俱轉。
二、防衛產業能否突破「多品種少量生產」，將決定日本防衛擴張是否可持續
高市政權提出「防衛與經濟良性循環」，亦即防衛投資帶動技術開發，技術轉民生應用，再透過海外出口擴大市場，增加稅收後回流防衛投資。然而，此構想能否成立，取決於日本防衛產業能否克服長期以來「多品種少量生產」的既有結構。若此結構無法突破，防衛預算擴張將無法透過出口收益自我循環，缺乏量產體制導致成本居高不下，無法在國際市場上與韓國、美國及歐洲廠商競爭。即便5類型廢除，防衛與經濟良性循環的關鍵環節仍將斷裂，防衛擴張只能持續依賴稅金與國債支撐。
日本防衛產業長期依賴國內自衛隊少量訂單，缺乏規模化生產經驗，供應鏈體系亦以中小企業為主，形成相互強化的低效率均衡。相較之下，韓國之所以能快速建立量產體制，部分得益於其以出口為前提的國防工業政策設計。日本則需在既有「國內需求優先」的生產體系上進行結構轉型，難度遠高於從零建構。
簡言之，此連動結構存在內在矛盾：防衛預算擴大、武器輸出解禁與非核三原則修正討論推動政策向前，但防衛產業本身的結構制約可能使出口化無法落地。日本的風險在於同時承擔財政擴張的代價與區域安全惡化的後果，卻未能獲得出口收益的補償。政策轉型若缺乏經濟效益支撐，最終可能成為「官製泡沫」下的資產膨脹，而非可持續的安全保障。
[1] 〈日本修訂防衛裝備轉移3原則 武器出口原則上解禁〉，《中央社》，2026年4月21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604210123.aspx; 〈政府、武器輸出原則容認 非戦闘目的の5類型撤廃 ルール改定を閣議決定 産業基盤強化〉，《産経新聞》，2026年4月21日， 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60421-LVAWQPL2OBKCHFC3OZZNVUPZUI/。
[2] 〈高市政権注力の防衛 予算案は9兆353億円、12年連続で過去最大〉，《毎日新聞》，2025年12月26日， 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51225/k00/00m/020/383000c。
[3] “Pentagon Chief Sounds ‘Alarm’ over China’s Buildup, Urges Allies to Boost Defence Spend,” Reuters, May 30, 2026,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pentagon-chief-urges-allies-boost-defence-spending-amid-alarm-over-chinas-2026-05-30/.
[4] 〈防衛1兆円増税4月開始、加熱式たばこ20〜50円上げ 法人税4%上乗せ〉，《日本経済新聞》，2026年3月4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253RL0V20C26A2000000/。
[5] 木内登英，〈防衛費のさらなる増額と国民負担の増加〉，《野村総合研究所》，2025年11月5日，https://www.nri.com/jp/media/column/kiuchi/20251105.html。
[6] Lorenzo Scarazzato, Dr Nan Tian, Dr Diego Lopes da Silva, Xiao Liang, Zubaida A. Karim and Jade Guiberteau Ricard, “The SIPRI Top 100 Arms-producing and Military Services Companies, 2024,” SIPRI, December 2025, https://doi.org/10.55163/XPGD6816.
[7] 千石玲図，〈19兆円・核配備・武器輸出――高市政権「三つの転換点」が変える日本〉，《CIVIC LENS MAGAZINE》，2025年12月3日，https://civic-lens.jp/takaichi-defense-19trillion-2025/。（株価上昇の果実を得るのは主に海外の機関投資家であり、日本国民は増税という形で負担だけを背負う構図になっている）。
[8] 〈日本の護衛艦「もがみ型」豪州への輸出に不安視も… 軍事専門誌記者が憂慮する“ボトルネック”とは〉，《Yahoo! JAPAN》，2026年5月21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b60e77b9296295e05396c928de7a57a070a35d16。
[9] “S. Korea Rising in Goal to Become a Top 4 Global Defense Exporter,” ASAHI SHIMBUN, May 23, 2026, https://www.asahi.com/ajw/articles/16553731.
[10] 〈日本政府討論安保3文件 在非核三原則意見分歧〉，《中央社 》，2026年6月9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606090107.aspx。
[11] 〈外交部回應日本擬修訂「安保三文件」：國際社會必須高度警惕〉，《人民網》，2026年1月7日，http://japan.people.com.cn/BIG5/n1/2026/0107/c35421-40640402.html;〈日本允許殺傷性武器出口！中國外交部喊抵制〉，《今日新聞NOWNEWS》，2026年4月21日，https://tw.news.yahoo.com/日本允許殺傷性武器出口-中國外交部喊抵制-081247502.html。
[12] 千々和泰明，〈高市版「安保3文件」的目標為何？〉，《Nippon.com》，2026年5月27日，https://www.nippon.com/hk/in-depth/d01231/?pnu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