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邊疆治理「再中央化」與新疆整肅
2026.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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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一年來，新疆高層官員密集被調查，包括前新疆黨委書記馬興瑞、[1]自治區政府常務副主席陳偉俊、[2]自治區政協副主席金之鎮[3]以及長期掌管新疆公安維穩系統的前副主席朱昌杰。[4]這些案件涵蓋黨委、政府、政協、公安政法與地方治理系統，層級高、範圍廣、時間集中，已難以單純視為一般地方反腐。由此產生一個核心問題：這是否反映中共長期治理新疆政策本身出現結構性困境？還是北京並未反思高壓治疆路線，而是在清理執行這套路線過程中形成的舊治理網絡？
新疆官員密集落馬，確實與中共長期治理新疆所產生的制度性副作用有關，但不代表北京承認過去幾年民族政策或高壓維穩路線錯誤。從人權、民族自治與社會治理角度看，新疆過去十多年存在大規模監控、拘禁、宗教壓制、語言同化與社會控制等嚴重問題；但從中共自身政治邏輯看，北京仍會宣稱「新時代黨的治疆方略」[5]正確，並繼續強調社會穩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化潤疆與宗教中國化。因此，這一波整肅更可能是對政策執行體系的清洗，而不是對政策方向的修正。換句話說，北京中央未必否定新疆高壓治理本身，而是認為執行這套政策的地方官僚、政法系統與資源利益集團，已經累積成政治風險與利益風險且需要調整。
目前可提出三個分析方向。第一，北京可能正在整頓新疆「地方發展—工程—資源」利益鏈。新疆同時是能源基地、邊疆安全區、漢族移民為主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簡稱：兵團）與突厥裔少數民族交錯聚集地區，也是中國向中亞與歐亞大陸推進「向西開放」的橋頭堡；基建、土地、口岸、自貿區、物流與招商項目容易形成權力尋租（rent-seeking）。第二，中央可能正在清理高壓治理過程中形成的「安全—政法—公安」網絡。再教育營只是外部最可見的政策表象，其背後是一套由公安、國安、武警、政法委、兵團、基層網格[6]、監控科技與職業培訓系統共同構成的治理機器。第三，北京可能正在重新塑造新疆治理班子，使其更中央化、可審計、可替換，並能承接下一階段制度化同化與向西開放戰略。
貳、安全意涵
一、新疆官場清洗：重整政治忠誠與瓦解「地方發展—工程利益—資源」網絡
馬興瑞、陳偉俊與金之鎮的落馬，可能反映一條共同主線：北京正在重塑新疆高層班子的政治忠誠與政策貫徹標準。陳偉俊2021年自浙江調任新疆，曾任自治區黨委常委、政府常務副主席，與2021年底主政新疆的馬興瑞任期高度重疊。馬興瑞2025年7月卸任新疆黨委書記後，雖被稱為「另有任用」，卻遲遲未獲新職，後來宣布被調查。然後中共中央2026年7月突然宣布被開除黨籍及公職（雙開）。
馬興瑞2026年4月開始被調查的案例中，官方當時只說他涉嫌嚴重違紀違法，並未說明具體案由。但因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前新疆黨委書記，因此最具政治代表性。新疆黨委隨即召開會議表態擁護中央決定，並特別強調「對黨絕對忠誠」、「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聚焦一把手、關鍵崗位」，這說明北京至少把馬興瑞案放在新疆高層政治紀律與權力監督框架下處理，而不是單純一般貪腐案。
但在2026年7月情況急轉直下，中共中央宣稱馬興瑞「搞權色、錢色交易」，縱容放任親友利用職務之便營私，「為他人在企業經營、工程承攬、職務提拔」，牟取巨額利益，「性質極其嚴重，影響極其惡劣」。[7]
可以確定的是，北京對「馬興瑞時期」新疆治理班子完全不信任。馬興瑞作為新疆領導班子之首，成為眾矢之的的指標人物。陳偉俊被查後，外界即把他的落馬與馬興瑞的去向聯繫起來，顯示北京可能不只是在查個人貪腐，而是在清理「馬興瑞時期」新疆治理班子形成的政治與利益網絡。這個網絡貫穿用人唯親的個人家族、黨政高層、國企資源、工程開發、土地財稅、政法安全與地方保護體系，甚至最後進入失控狀態，於是中共決定公開重懲。
陳偉俊則更明顯反映「馬興瑞時期」新疆行政與經濟治理網絡的問題。陳偉俊先後擔任自治區黨委常委、政府常務副主席等職。他被指控在幹部選拔任用中為他人謀利，並利用職務便利在「項目用地、稅費減免、工程承攬」等方面為他人謀利、非法收受巨額財物。這些關鍵詞都指向新疆開發型治理中的核心利益：土地、稅收優惠、工程項目、招商投資與地方政府權力。
金之鎮則代表新疆經濟官僚、國企與企業利益網絡。他的官方通報明確指出，他接受私營企業主提供的「管家式」服務，干預和插手市場經濟活動，並利用職務便利在「項目承攬、企業經營」等方面為他人謀利。這說明金案雖然主要是貪腐案，但不是普通收錢案，而是嵌入新疆特殊經濟治理環境中的官商勾結牟利。但從金之鎮的從政經歷來看，這條清洗的主線是資源、工程、國企、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地方項目的利益鏈。
換句話說，新疆的「地方發展—工程—資源」網絡需要重整。在新疆這個高度政治化、高度資源化、高度安全化的治理場域之中，馬興瑞是新疆最高政治責任與地方領導班子問題，陳偉俊是政府常務系統與開發項目問題，金之鎮是經濟、企業與市場干預問題。新疆的特殊性在於，它不是一般省區。它同時是邊疆安全防衛區、民族治理實驗區、能源資源基地、兵團與地方交錯治理區，也是中國向中亞、歐亞大陸推進「向西開放」的核心平台。新疆自貿試驗區被設計為服務「一帶一路」核心區建設，並與烏魯木齊、喀什、霍爾果斯等口岸和物流節點相連。[8]這種環境會放大地方官員在土地、工程、國企、能源、招商、口岸、稅收優惠與維穩資源上的權力。地方官員越容易形成項目審批、土地、稅費、工程承攬、國企合作與跨境物流利益鏈。
習近平時代的邊疆治理，重點不在反省打壓維吾爾人的政策，而在去除「地方山頭化」、結黨營私與敷衍中央的治理弊病。新疆官員若曾在維穩、扶貧、基建、招商或口岸建設上有政績，過去可能被視為有用；但一旦中央判斷其掌握地方人脈、公安資源、項目利益與政策話語過深，就可能由「功臣」轉為「風險」。對中共而言，即便鎮壓維吾爾人的政策方向被視為正確，但若執行者腐敗、不忠或山頭化，仍須被清洗。因此，馬興瑞、陳偉俊與金之鎮案所呈現的，是新疆治理班子中政治風險與利益風險的疊加：一把手權力過大，常務副主席掌握重大項目與財政資源，經濟官僚又與企業、工程、國企形成利益交換。
二、遲來的清算：整頓新疆「安全—政法—公安」網絡
朱昌杰案代表另一條主線：清理舊公安維穩系統，也就是整頓「安全—政法—公安」網絡。他在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轉任新疆公安廳黨委書記、廳長，長期位居高壓安全治理核心；2011年兼任自治區副主席，2017年卸任公安廳職務，2018年卸任副主席。退休後，他曾在2021年擔任中國警察協會副會長，2026年4月仍公開活動。換言之，他不是一般退休官員，而是新疆高壓治理的重要執行者。中共不會因他執行高壓維穩而懲罰他，但也不會因他曾被宣傳為「維護新疆社會大局穩定」的人物，就給予終身保護。
新疆過去十多年被置於「穩定壓倒一切」框架下，公安、國安、武警、政法委、兵團與基層網格形成龐大權力系統。這套系統既能鎮壓社會，也會衍生安防採購、維穩經費、監控工程、人事交換、土地資源、兵團利益與地方保護傘。朱昌杰長期掌控新疆公安廳，又涉及政法委、武警新疆總隊與地方治理，其位置天然具有反腐高風險。因此，他被查很可能並非因為新疆維穩路線被否定，而是因為他在公安、政法、兵團與地方治理網絡中累積的權力、利益與人脈，已被中央視為「舊安全系統資產」或「地方性政治風險」。
此案至少可從四個層面理解。第一，是反腐與安全系統整肅。在中共政治中，公安、政法、武警、情報與邊疆治理系統最容易形成「刀把子」式權力網絡。這類官員掌握人事、拘押、監控、經費、工程與企業利益，容易形成封閉利益共同體。第二，是阿克蘇地方政治網絡可能被連根追查。朱昌杰曾任阿克蘇地委書記，而阿克蘇已出現連續三任前地委書記落馬，顯示地方治理、土地資源、維穩工程、兵團利益或幹部任用線索可能被一路追查。第三，是中央對新疆舊班底的不信任上升。北京需要的是絕對服從中央、可被替換、可被審計的安全官僚，而不是擁有地方根基、公安系統關係與歷史功勞的老幹部。第四，是邊疆治理責任的重新分配。北京不會承認新疆政策本身錯誤，卻可把問題歸咎於地方政府執行者的腐敗、失職、利益輸送或政治紀律。中央可以同時宣稱「新疆維穩路線正確」，又清洗部分「腐敗墮落」的執行者。
特別值得指出，新疆安全體系與周永康時期形成的政法、公安、石油與邊疆治理網絡，長期存在盤根錯節的關係。習近平2012年至2013年初掌權後，新疆與中國內地接連發生重大暴力事件，包括2013年10月北京天安門金水橋衝撞事件、2014年3月昆明火車站砍殺事件，以及2014年4月烏魯木齊火車南站爆炸案。北京雖將責任部分歸咎於新疆地方治理失效，甚至外界常將壓力指向時任新疆黨委書記張春賢，但北京中央應已意識到，新疆安全體系本身可能存在失職、縱容、知情不報∕情報失靈，甚至與舊政法網絡牽連過深的問題。只是2014年後，即使北京推動已更高強度的反恐、再教育營、社會改造與監控工程，仍必須依賴原有公安、政法、兵團與基層維穩系統執行，不宜立即全面整肅。到2026年前後，若北京認為新疆社會控制已初步穩固，並需轉向工業化、口岸經濟與中亞通道建設，便可能開始清理朱昌杰這類舊安全體系人物。換句話說，北京在完成第一階段維穩與新疆社會改造後，對舊政法安全網絡進行延遲清算。朱昌杰退休八年後仍被調查，也說明退休不再是政治安全出口；只要牽涉重大舊案、地方系統案件或關鍵政治網絡，退休官員仍可被追究。
參、趨勢研判
陳小江任命與新疆治理「再中央化」的政策意涵
新疆未必會回到2017年前後那種大規模集中營式的高壓統治，但很可能進入一個更制度化、法律化、日常化，朝向同化導向的壓迫階段。換句話說，治理手段可能不再主要以集中拘押的再教育營呈現，而是透過教育、語言、宗教、就業、社區混居、基層網格、數位監控、旅遊敘事、南疆開發與反分裂法制化等方式延續。
2026年通過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9]正是重要訊號。該法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廣普通話、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與宗教中國化，等於把新疆、內蒙古、西藏等地過去已實施多年的同化政策，上升為全國性法律框架。意義不只是宣示民族團結，而是把原本依靠地方維穩、行政命令與政治運動推動的民族治理，轉化為可被制度化執行、考核與追責的法律治理。這也意味著中國的民族政策正從名義上的民族自治，進一步轉向更明確的國家同化與中央整合。
在這個脈絡下，陳小江接任新疆黨委書記尤其關鍵。他曾任中央紀委副書記、國家監委副主任，又曾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家民委主任。[10]這種履歷非常具有指標性：他不是典型地方經濟官僚，也不是單純公安出身，而是同時具備紀檢監察、統戰、民族宗教管理與中央控制經驗的人。北京任命陳小江，顯示下一階段新疆治理的重點，是一方面清理地方官僚利益網絡與舊維穩班底，另一方面把民族同化、宗教管控與政治忠誠納入更嚴密的制度軌道。
因此，當前這一波人事清洗與新法制之間，可能存在「先清場、再制度化」的關係。北京不是要放鬆新疆政策，也不是要補償過去壓迫維吾爾人的過錯，而是要把新疆治理從「高壓維穩加地方執行」轉向「中央直接控制、統戰法制化、反腐清洗、同化制度化」的新階段。未來不一定立即出現更大規模集中營，但維吾爾人的宗教、語言、文化、社會組織、人口流動與跨境聯繫空間，可能被更細密、更法律化、更難逆轉地壓縮。
這也涉及北京對新疆功能的重新定位。新疆不再只是特殊民族自治區或反恐維穩前線，而是被塑造成中國面向中亞、歐亞大陸的地緣經濟與安全治理平台。喀什、霍爾果斯、阿拉山口、塔城、自貿試驗區、中歐與中亞班列、跨境電商與能源物流通道，都使新疆成為中國「向西開放」的橋頭堡。重整新疆班子，不只是內部反腐，也是為了讓新疆更可控、更中央化、更能服務中國—中亞經貿、物流、能源、數位治理與安全合作。
最可能的未來，不是新疆政策自由化，而是三重轉型：第一，從陳全國式的「公開高壓維穩」，轉向陳小江式的「紀檢—統戰—民族治理」制度化；第二，從單純安全邊疆，轉向安全與發展並重的中亞樞紐；第三，從地方官僚主導的維穩開發，轉向中央直接監控下的政治、安全與經濟一體化治理。對維吾爾社會而言，這不是治理改善，而是更精細、更常態、更法律化的深度控制。
[1] 〈馬興瑞被查 新疆黨委常委會：堅決擁護黨中央決定〉，《中央社》，2026年4月4日，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604040182.aspx。
[2]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原常委、自治區政府原副主席陳偉俊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新華網》，2026年6月8日，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60608/920903cf860a497ca72f0247cda3189e/c.html。
[3]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協原黨組成員、副主席金之鎮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新華網》，2026年5月7日，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60507/f98b86b6c1b0468384e8a55ba562a30f/c.html。
[4] 〈前新疆副主席朱昌杰被查，七五事件後曾大力維穩〉，《中央社》，2026年6月21日，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606210101.aspx。
[5]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時代黨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實踐》白皮書，2025年9月，http://www.mod.gov.cn/gfbw/fgwx/bps/16410826.html。
[6] 關於中國社會的網格化管理是指將社區依地理面積進行切割成為網格狀，針對網格中的成員透過電子監控，進行協調管理、信息交流、資源共享。在新疆的運作狀況，請參見：侍建宇，〈數位監控下的維吾爾，新疆民族政治剩餘價值的極大化：讀《黑甲山的微光》〉，《天下獨立評論》，2023年7月31日，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25/article/13892。以及Vicky Xiuzhong Xu, James Leibold and Daria Impiombato, “The Architecture of Repression: Unpacking Xinjiang’s Governanc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19 October 2021, https://www.aspi.org.au/report/architecture-repression/。
[7] 〈中共中央決定給予馬興瑞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新華社》，2026年7月14日,，https://www.news.cn/legal/20260714/4594beb590b8411d83176e50f1f8501f/c.html。
[8] 侍建宇，〈新疆自由貿易試驗區是「再教育營 2.0」?：設立目的與對中亞經濟安全的影響〉，《國防情勢特刊》，第34期，2023年12月15日，頁65-76，https://indsr.org.tw/uploads/indsr/files/202401/48f4e739-779e-483f-b3ee-7ba36f4bf7d3.pdf。
[9]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2026年3月12日，https://www.spp.gov.cn/spp/fl/202603/t20260313_723912.shtml。
[10] 〈陳小江接任新疆書記有望進入政治局，治疆思路將發生新變化〉，《香港01》，2025年7月9日，https://reurl.cc/r0MW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