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收益如何轉化為國內投資？日本經濟安全政策下的資金循環課題
2026.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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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筆者先前分析《通商白書2026》時指出，日本經濟安全政策的思考已由強化供應鏈韌性，逐漸延伸至「國內外良性循環」，亦即透過危機管理投資與成長投資建立國內供給能力，再由海外市場取得收益，支撐下一輪國內投資。當時留下的一項問題是：日本企業在海外取得的收益，能否真正轉化為國內設備投資、研究開發及產業升級。[1]
在這套政策架構中，日本政府並非單純維持既有企業的穩定成長，而是透過危機管理投資、成長投資及相關政策工具，分擔戰略領域的初期投資風險，帶動民間資金投入攸關經濟安全與未來成長的產業。政府主要扮演初期投資風險分擔者的角色，後續能否形成自主收益與民間再投資，仍取決於企業與市場。
由此來看，海外收益能否轉化為國內投資，就不能只從資金是否回流來理解。若進一步將《通商白書2026》與內閣府《令和8年度年次經濟財政報告》、財務省財務總合政策研究所2025年《日本企業的成長與國內外資金流動研究會報告書》交叉閱讀，[2]問題還可前推一步：海外收益回流究竟是帶動國內投資的原因，還是日本國內出現具有收益前景的投資機會後，企業增加資金需求所產生的結果？
這項區別相當重要。日本企業持續擴大海外直接投資，海外收益已成為主要所得順差的重要來源，但企業持有的現金與存款也持續增加，國內投資則相對偏弱。因此，本文真正需要觀察的，是企業的投資意願如何形成，以及日本國內是否存在足以改變其資金配置的市場與收益機會。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三份文件並非共同制定的統一戰略，財務總合政策研究所也明確說明，研究會報告中的意見不代表財務省或研究所的官方立場。[3]本文所關注的，是三份文件從不同角度共同呈現的一項政策課題：日本經濟安全政策若要形成持續性的成長效果，關鍵可能不只在如何把海外收益「帶回日本」，而在能否創造值得企業持續投入的國內投資機會。
貳、安全意涵
一、主要所得增加不等於國內投資增加
海外投資所產生的股利及再投資收益等，已成為日本主要所得的重要來源。故《通商白書2026》不只討論商品出口，也把海外市場、對外投資及主要所得納入日本取得海外需求與收益的政策思考。[4]
然而，海外事業獲利並不等於日本國內投資增加。海外子公司可將盈餘以股利形式匯回母公司，也可以留在當地再投資；即使資金回到日本，母公司仍可能持有現金、償還負債或進行其他財務配置。
財務總合政策研究所對印尼日系企業的調查也發現，不同產業的資金回流情況並不相同。製造業海外子公司較傾向將股利匯回日本，金融業可能受到當地監理規範限制，部分中小企業則因獲利不足，仍以償還母子公司貸款為優先。從國際收支統計來看，亞洲直接投資收益確實持續回到日本，但日本的直接投資收益中，也有相當部分以再投資收益形式繼續留在海外。[5]
因此，主要所得順差增加與日本國內實體投資增加之間並不存在自動的傳導關係。真正需要觀察的是海外收益如何配置，以及回到日本的資金是否轉化為設備、研發等生產性投資。
二、國內投資可能反過來促使海外收益回流
財務總合政策研究所2025年的研究指出，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後約30年間，企業投資長期偏弱，企業部門逐漸成為資金剩餘部門。若要恢復持續成長，日本必須由依靠國債發行及財政支出的「政府發的現金流」，轉向企業自主投資形成的「民間發的現金流」。[6]
值得注意的是，企業是否將海外所得匯回日本，仍會從企業價值最大化的角度判斷，因此日本國內必須存在能夠產生收益的投資環境。該報告第8章也指出，製造業因日本總公司需要大量研究開發費用，較有將資金匯回國內的需求；若要增加海外收益回流，促使企業持續投資日本國內的技術與研究開發據點相當重要。[7]
這使一般對海外收益回流的理解出現另一種因果方向。除了「海外收益→資金回流→國內投資」之外，也可能存在「國內投資機會→母公司增加資金需求→海外收益回流」的路徑。換言之，海外收益與國內投資可能具有雙向關係：海外收益提供投資資金，但國內具有收益前景的投資機會，也可能成為企業將海外收益匯回日本的原因。
此外，匯率也會影響企業海外收益的配置。日圓貶值雖會提高外幣收益換算為日圓後的金額，《通商白書2026》亦指出，近年日本直接投資收益增加的相當部分可能受到匯率因素影響。但匯率與海外收益回流之間的關係，不能單純由日圓升貶加以解釋；企業是否將收益匯回日本，仍涉及其投資與資金配置判斷。國內是否存在具有預期收益的投資機會，仍是本文關注的重要因素。[8]
三、日本企業真正缺少的未必是資金
《令和8年度年次經濟財政報告》則從企業投資行為補上另一塊拼圖。報告指出，日本企業自2010年前後開始增加現金與存款，企業保有較多流動資金，與對未來景氣的不安、希望避免景氣惡化時增加借款，以及過去經濟危機的經驗有關。對個別企業而言，保留現金可以降低風險，但若大量企業同時採取保守行為，結果可能是資本累積速度降低。[9]
報告的企業調查也發現，對未來經濟成長預期較高的企業，設備投資意願較高；相反地，對未來前景的不安，以及投資後缺乏事業擴張前景，是企業遲疑設備投資的重要原因。此外，認為價格轉嫁變得較為容易的企業，設備投資意願也相對較高。[10]
這意味日本企業的問題不能簡化為「有沒有資金」。如果企業看不到市場與預期收益，即使擁有大量現金或取得更多海外股利，也未必增加國內實體投資。因此，增加海外收益回流固然可能擴大企業可運用資金，但若缺乏具有收益前景的國內投資機會，仍不足以解決投資偏弱問題。
參、趨勢研判
一、戰略產業投資將更重視民間投資的誘發效果
未來日本危機管理投資與成長投資的政策重點，可能逐漸由政府投入規模，轉向能否降低企業投資的不確定性並帶動民間資金進場。半導體、人工智慧、GX、能源、造船、關鍵礦物等戰略領域，不僅涉及供應中斷與對特定來源過度依賴的風險，也多具有初期投資金額大、回收期長，以及技術與市場前景不確定等特性。
日本政府目前透過財政、稅制與多年期政策支援，分擔企業進入這些領域的部分初期風險，並提高政策延續與投資環境的可預期性。在危機管理投資與成長投資的政策討論中，日本政府也強調投資主體仍是民間企業。[11]由此來看，政府投入並非意在長期取代民間資金，而是使原本報酬前景不明確的領域逐漸具備民間投資的條件。
因此，未來觀察日本戰略產業政策的重點，不宜只看政府投入多少資金或增加多少產能，更應注意公共支援能否改善企業對市場與收益的預期，進而帶動後續民間投資。若政府投入增加，民間投資卻未能隨之擴大，危機管理投資就可能停留在由政府支撐戰略產能的階段，而難以形成本文所關注的資金循環。
二、海外收益回流的政策重點可能轉向國內投資環境
如果企業投資取決於市場與預期收益，而國內投資需求又可能反過來促使海外收益回流，那麼日本增加海外收益對國內經濟貢獻的政策重點，就未必只是設計如何把海外資金「帶回日本」。未來值得觀察的另一條路徑是：經濟安全政策降低初期不確定性→形成具有預期收益的國內投資機會→企業增加設備與研發投資→母公司資金需求提高→海外收益回流誘因增加。
由此來看，海外收益回流的關鍵可能部分存在於日本國內。如果國內缺少具有足夠預期報酬的投資機會，即使海外收益持續增加，企業仍可能選擇留在海外再投資；反之，當企業因設備投資、研究開發及新事業產生資金需求，海外收益回流便可能成為企業自身的資金配置選擇。因此，日本能否形成具有預期收益的投資機會，可能比單純提高海外資金回流率更能決定海外收益最終是否轉化為國內成長。
三、民間資金能否接手將成為成長循環的關鍵
真正需要觀察的，是政府啟動第一輪投資之後，民間資金能否接手。政府可以因經濟安全需要，以公共資源分擔初期投資風險，但政策若要形成持續性的成長效果，企業仍須透過國內外市場取得收益，並願意以自身資金進行後續投資。財務總合政策研究所提出由「政府發的現金流」轉向「民間發的現金流」，正可作為觀察這項變化的一個角度。
若後續每一輪投資仍須依賴政府補助，形成的只是由公共資源維持的戰略產能，而非具有自我延續能力的成長循環。因此，日本經濟安全政策下一階段的關鍵，可能不是政府還要投入多少，而是企業何時願意用自己的資金進行下一輪投資。日本真正需要解決的，也不只是「如何把海外的錢帶回來」，而是如何在國內持續形成值得企業投資的市場與機會。
[1] 張務華，〈從供應鏈韌性到國內外良性循環：《通商白書2026》的經濟安全新思維〉，《國防安全即時評析》，第1111期，2026年8月7日，國防安全研究院，https://indsr.org.tw/focus?uid=11&pid=3217&typeid=27。
[2] 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2026》，2026年6月30日，https://www.meti.go.jp/report/tsuhaku2026/whitepaper_2026.html；内閣府，《令和8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成長型経済への本格的移行に向けた課題―》，2026年7月，https://www5.cao.go.jp/j-j/wp/wp-je26/26.html；財務省財務総合政策研究所，〈「日本企業の成長と内外の資金フローに関する研究会」報告書〉，2025年6月，https://www.mof.go.jp/pri/research/conference/fy2024/naigai_report.html。
[3] 財務省財務総合政策研究所，同註2。
[4] 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2026》，同註2。
[5] 清水順子、佐藤清隆，〈第一次所得収支は還流しているのか？―インドネシア視察報告からの考察―〉，財務省財務総合政策研究所，《「日本企業の成長と内外の資金フローに関する研究会」報告書》，第8章，2025年6月，頁132-134，https://www.mof.go.jp/pri/research/conference/fy2024/naigaireport08.pdf。
[6] 川本敦、片野幹，《日本企業の成長と内外の資金フロー‧「日本企業の成長と内外の資金フローに関する研究会」報告書》，第1章，財務省財務総合政策研究所，2025年6月，頁1，https://www.mof.go.jp/pri/research/conference/fy2024/naigaireport01.pdf。
[7] 清水順子、佐藤清隆，同註5，頁128、140；川本敦、片野幹，同註6，頁1。
[8] 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2026》，同註2。
[9] 内閣府，《令和8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成長型経済への本格的移行に向けた課題―》，第3章第2節〈我が国企業のバランスシート―資本ストックの更なる蓄積に向けて―〉，2026年7月，頁192-198，https://www5.cao.go.jp/j-j/wp/wp-je26/pdf/p030002.pdf。
[10] 同註8，第3章第3節〈賃金と物価の緩やかな上昇と設備投資の拡大〉，2026年7月，頁234–241，https://www5.cao.go.jp/j-j/wp/wp-je26/pdf/p030003.pdf。
[11] 内閣府，〈第9回経済財政諮問会議後記者会見要旨〉，2026年6月25日，https://www5.cao.go.jp/keizai-shimon/kaigi/minutes/2026/0625interview.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