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國際安全環境快速變遷之背景下，中共對外部戰略壓力的認知，已成為其推動導彈（彈道飛彈）防禦體系整合的重要驅動因素。中共認為，美國近年調整國家安全戰略，不僅大幅增加軍費投入，亦加速發展導彈防禦、極（高超）音速武器、無人機與匿蹤技術等關鍵軍事能力，對全球戰略穩定構成實質衝擊。[1]特別是在美國退出《中程彈道飛彈條約》（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 INF）後，[2]其於印太地區部署中程導彈的潛在可能性，進一步加劇中共對周邊安全環境惡化的憂慮，使其面臨更為複雜且嚴峻的國防安全挑戰。
除大國競爭外，區域安全態勢的不確定性亦同步推升其防禦體系轉型壓力。例如：印度「烈火」（Agni）系列彈道飛彈技術的持續成熟，[3]以及部分域外國家在南海與臺海周邊頻繁進行抵近偵察行動，均被中共視為對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的直接威脅。在此背景下，「技術突襲」與「技術代差」風險加增，促使中共加速從傳統以攻勢嚇阻為主的國防思維，轉向「天空一體、攻防兼備」的體系化作戰模式，[4]並積極建構涵蓋「國家」與「戰區」兩層級的整合防禦網絡。
此一體系建構，乃依循其「積極防禦」軍事戰略方針，強調「防禦、自衛、後發制人」原則，並追求戰略層次防禦與戰役戰術層次進攻的整合。隨著中共軍制改革深化，火箭軍被賦予「核常兼備、全域懾戰」的核心任務，使導彈防禦體系必須同時具備應對戰略核打擊與常規精確打擊的雙重能力。[5]在此指導下，中共逐步形成「全域」防衛思維，透過整合具備中段攔截能力（具備外大氣層攔截與反衛星雙重功能）的「國家導彈防禦系統」（例如：動能—2/3與雙城—19系列攔截系統），以及負責末端防護的「戰區導彈防禦系統」（例如：紅旗—19、紅旗—9B∕C、紅旗—29、紅旗—26與S-400系列），企圖建構涵蓋外太空、大氣層邊緣至近地空域的多層次防禦體系（參考表1）。[6]
從戰略功能觀之，中共導彈防禦體系的整合至少具有三項關鍵意涵。首先，在核戰略層面，其核心目的在於確保核反擊力量的生存性。透過提升防護與預警能力，中共力圖在遭受敵方「第一擊」後仍保持有效「第二擊」的反擊能力，以維持核嚇阻的可信度。其次，在區域軍事戰略層面，導彈防禦體系為其「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戰略提供重要支撐，藉由分層攔截與區域防護能力的強化，提升外部勢力介入臺海與南海衝突的成本與風險。最後，在戰爭形態演進層面，面對資訊化與智能化作戰趨勢，以及極音速武器與飽和攻擊等新型威脅，中共透過發展早期預警系統與高性能相位陣列雷達，持續提升對遠程精確打擊的探測與攔截能力，以確保其關鍵政治、經濟與基礎設施目標之安全。
因此，中共導彈防禦體系的整合，不僅是軍事技術層面的發展問題，更深刻反映其在大國競爭與區域安全壓力交織下的戰略調適。本文對中共導彈防禦體系之分析，將有助於理解其如何維繫國家安全、延續發展戰略機遇期，並進一步評估其對區域權力結構與安全秩序所可能產生的深遠影響。
註釋
[1] 〈新時代的中國國防〉，《新華網》，2019年7月2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7/24/c_1124792450.htm。
[2] Ramesh Thakur, “The US Killed INF, Russia Buried It, China Will Not Disinter It,”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ugust 8, 2019,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the-us-killed-inf-russia-buried-it-china-will-not-disinter-it/.
[3] 李佩珊，〈印度成功試射「烈火-5」核飛彈，射程涵蓋中國全境〉，《中央社》，2025年8月21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508210034.aspx。
[4] 胡敏遠，〈從中共空軍五大戰略任務論其發展趨勢〉，《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81期，2021年4月，頁27-39。
[5]同註1。
[6] 舒孝煌，〈第六章：共軍飛彈防禦能力〉，《2021國防科技趨勢評估報告：中共新世代軍事科技評估》（臺北：五南出版社，2021年12月），頁6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