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一世紀地緣政治環境劇烈震盪的脈絡下，臺海局勢已成為全球印太戰略架構中最危險的潛在衝突點。面對敵對勢力軍事現代化的質變與量變以及高密集灰色地帶衝突（Grey-zone Conflicts）的常態化挑戰，臺灣傳統以「對等消耗、實體規模」為導向的軍備建構邏輯，已無法因應未來高科技、資訊化、無人化的全域作戰型態。為了體現「防衛固守、重層嚇阻」的戰略指導，加速建構關鍵不對稱戰術與科技優勢（Asymmetric Tech-edge Advantage），[1]已非僅是軍事技術升級之論題，而是維繫國家主權與民主體制存續的生存根基。然而，尖端防衛科技之繁衍，仰賴高度前瞻、容許失敗、敏捷回應的研發創新生態。當前世界主要軍事強權皆致力於打破軍用與民用技術的藩籬，透過體制變革引入民間跨域的科技能量。
臺灣在全球國防創新規制競賽中，雖擁有世界首屈一指的半導體製造供應鏈、高科技資通訊（ICT）基礎設施以及質地精良的產學研研發動能；但這股強大的民間科技實力卻無法有效回流，並轉化為國防科技的先鋒力量。究其根源主要在於我國國防科技研發、預算編列與資源配置機制，本質上仍依循傳統官僚體制（BureaucraticHierarchy）的保守思維。現行法規強調預算執行絕對合規性與「防弊重於興利」的審計監督，導致研發週期漫長、技術指標僵化、嚴重缺乏包容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所需的容錯環境。在面對具備快速迭代特性的前瞻科技（例如，人工智慧自律載具、量子通訊、低軌衛星偵測網、新一代反電子戰系統）時，現行體制往往落入「編列預算即落後、研發完成即過時」的結構性困境。
欲突破軍民科技兩極分化困局，臺灣勢需一場國防研發體制革命。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Agency, DARPA）自1958年成立以來，先後成功催生網際網路雛型（ARPANET）、全球定位系統、匿蹤技術以及半導體等改變歷史的顛覆性科技，其獨樹一格的「高風險、高回報」與「扁平化、經理制」模式成為全球仿效典範。[2]臺灣若能師法DARPA核心精神，結合科技產業既有優勢，建立一套具「彈性流路、里程碑激勵、法人與跨域整合」特性的前瞻國防科技預算規劃機制，將能大幅釋放民間研發能量，為不對稱建軍注入源源不絕的創新動能。本文在此背景下，解構DARPA之運作邏輯、剖析現行體制瓶頸、擘劃改革制度藍圖，期為我前瞻國防科技長遠發展提供實際操作性的政策建議。
註釋
[1] 關於臺灣「防衛固守、重層嚇阻」及不對稱戰術之科技需求，可參閱中華民國國防部歷年《國防報告書》中關於防衛構想與無人機國家隊建構之相關章節。
[2] Laura S. Hamilton and Orrin Murray, Accelerating Progress in U.S. Education: Key Lessons from Other Federal R&D Investments i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rlington, VA: American Institutes for Research, March 22, 2023), p. 4.
全文連結：國防情勢特刊第50期-從國防自主到全球供應鏈-師法美軍DARPA模式建立臺灣前瞻國防科技研發預算規劃與激勵機制.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