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直播一姐逃稅被罰看中共掠奪型國家的運作
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 方琮嬿助理研究員
關鍵字：共同富裕、掠奪型國家、薇婭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 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關鍵字：共同富裕、掠奪型國家、薇婭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 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浙江省杭州市稅務部門於2021年12月20日發表聲明，網路直播主薇婭在2019至2020年間以多種方式偷逃稅款人民幣6.43億元，遭罰款近人民幣13億元，相當於近新台幣60億元。[1]薇婭被稱為中國直播一姐，[2]曾創下某年「單次直播4,000萬人次觀看、成交30億人民幣」的驚人銷售紀錄。[3]中國官媒將薇婭事件定調為「調節收入分配，促進共同富裕」，外媒則指出薇婭被追稅的新聞代表中共在「共同富裕」政策下，開始整頓遊走於法令灰色地帶的網路直播產業。[4]
確實，在中國國家稅務總局於2021年9月18日公布「查稅令」，針對藝人及網路主播要實行查稅補稅後，[5]多數地方稅務部門紛紛發布通告要求藝人自行報告並整頓稅務問題，避免事後被罰。[6]筆者認為，此事件也反映出中共在整頓娛樂圈後，地方政府藉由「共同富裕」的名義掠奪財富，因此類似的新聞可能於短期內陸續傳出。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成為掠奪型國家
掠奪型國家（Predatory state）為一種國家類型。在掠奪型國家中，權力由領導人與少數親信所把持，國家被視為這些人掠奪財富資源的工具，結果導致領導集團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卻無視整體社會的福利。[7]裴敏欣認為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形成了分散型掠奪國家（Decentralized predatory state），在改革開放後因產權改革不完全、中央權力下放及缺乏有效中央監督下，地方政府毫無限制的實行掠奪。[8]何清漣與程曉農也用盜賊型政權（Kleptocracy）來形容中國，認為官員由上到下的利用手上權力去掠奪財富。[9]不過也有學者認為經濟轉型期的中國同時具有掠奪以及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政策行為促進整體經濟發展——的特性。[10]
娛樂產業帶來豐厚經濟效益
中共針對娛樂圈的主因是娛樂產業可以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2014年，中國的娛樂產業市值為美金1,873億元，而2021年為美金3,586億元，在2025年更預估會達到美金4,368億元，相當於新台幣12兆。除此之外，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直播視頻（影像）市場，2020年的用戶規模達6億。[11]這是一個快速成長的產業，產業裡有不少高收入藝人及直播主，符合政府藉「調節收入分配」名目進行掠奪的條件。
整頓娛樂圈幫助中共得民心
中共推動「共同富裕」的主要目的是減緩自經濟改革開放所帶來的貧富差距問題及民怨，而改革開放後蓬勃發展的娛樂產業促成了富豪藝人與直播主的誕生，他們因中國的經濟成長而受益，卻也因此容易被視為貧富不均的共犯。政府藉由查稅罰款名目對藝人及直播主進行掠奪，反而可以給中共一個「撥亂反正」的形象，進而合理化政府的整頓作為並鞏固其執政地位。
名為調節實為掠奪
這一波的查稅潮凸顯了中國徵稅執行上的問題。藝人及直播主們所用的逃稅方式，如陰陽合同、[12]在避稅天堂註冊等，並非娛樂圈才會使用，[13]而網路直播商業行為更是因為其虛擬、無邊界及不斷演變的特性導致徵稅存在爭議，如徵稅客體不明確、直播主的公共營業收入與私人交易無法區分及證明等。[14]這些問題都需要政府透過建立更完整的稅務機制去解決，光靠大動作的查稅補稅只是應急而非真正調節分配。
況且，政府的查稅反而衍生出一些問題：在稅務制度沒有明確規範的狀況下，藝人及直播主們所採用的方式到底算合法避稅還是非法逃（偷）稅？從藝人及直播主們收到的鉅額罰款被分配到哪裡了，是到了民眾還是官員的口袋？在處罰的正當性不足及罰款流向不明的情況下，筆者認為這些動作反而符合學者所提到的掠奪型國家行為模式。在看到浙江整頓演藝圈的例子後，財政困難甚至公務員被減薪的各地方政府可能也會試圖以不同名目對藝人及直播主，甚至是其他的民營企業藉由罰款掠奪。[15]這些行為恐會導致企業壓力加重，並且增加企業經營的不確定風險，不利於經濟的發展。
確實，在中國國家稅務總局於2021年9月18日公布「查稅令」，針對藝人及網路主播要實行查稅補稅後，[5]多數地方稅務部門紛紛發布通告要求藝人自行報告並整頓稅務問題，避免事後被罰。[6]筆者認為，此事件也反映出中共在整頓娛樂圈後，地方政府藉由「共同富裕」的名義掠奪財富，因此類似的新聞可能於短期內陸續傳出。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成為掠奪型國家
掠奪型國家（Predatory state）為一種國家類型。在掠奪型國家中，權力由領導人與少數親信所把持，國家被視為這些人掠奪財富資源的工具，結果導致領導集團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卻無視整體社會的福利。[7]裴敏欣認為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形成了分散型掠奪國家（Decentralized predatory state），在改革開放後因產權改革不完全、中央權力下放及缺乏有效中央監督下，地方政府毫無限制的實行掠奪。[8]何清漣與程曉農也用盜賊型政權（Kleptocracy）來形容中國，認為官員由上到下的利用手上權力去掠奪財富。[9]不過也有學者認為經濟轉型期的中國同時具有掠奪以及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政策行為促進整體經濟發展——的特性。[10]
娛樂產業帶來豐厚經濟效益
中共針對娛樂圈的主因是娛樂產業可以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2014年，中國的娛樂產業市值為美金1,873億元，而2021年為美金3,586億元，在2025年更預估會達到美金4,368億元，相當於新台幣12兆。除此之外，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直播視頻（影像）市場，2020年的用戶規模達6億。[11]這是一個快速成長的產業，產業裡有不少高收入藝人及直播主，符合政府藉「調節收入分配」名目進行掠奪的條件。
整頓娛樂圈幫助中共得民心
中共推動「共同富裕」的主要目的是減緩自經濟改革開放所帶來的貧富差距問題及民怨，而改革開放後蓬勃發展的娛樂產業促成了富豪藝人與直播主的誕生，他們因中國的經濟成長而受益，卻也因此容易被視為貧富不均的共犯。政府藉由查稅罰款名目對藝人及直播主進行掠奪，反而可以給中共一個「撥亂反正」的形象，進而合理化政府的整頓作為並鞏固其執政地位。
名為調節實為掠奪
這一波的查稅潮凸顯了中國徵稅執行上的問題。藝人及直播主們所用的逃稅方式，如陰陽合同、[12]在避稅天堂註冊等，並非娛樂圈才會使用，[13]而網路直播商業行為更是因為其虛擬、無邊界及不斷演變的特性導致徵稅存在爭議，如徵稅客體不明確、直播主的公共營業收入與私人交易無法區分及證明等。[14]這些問題都需要政府透過建立更完整的稅務機制去解決，光靠大動作的查稅補稅只是應急而非真正調節分配。
況且，政府的查稅反而衍生出一些問題：在稅務制度沒有明確規範的狀況下，藝人及直播主們所採用的方式到底算合法避稅還是非法逃（偷）稅？從藝人及直播主們收到的鉅額罰款被分配到哪裡了，是到了民眾還是官員的口袋？在處罰的正當性不足及罰款流向不明的情況下，筆者認為這些動作反而符合學者所提到的掠奪型國家行為模式。在看到浙江整頓演藝圈的例子後，財政困難甚至公務員被減薪的各地方政府可能也會試圖以不同名目對藝人及直播主，甚至是其他的民營企業藉由罰款掠奪。[15]這些行為恐會導致企業壓力加重，並且增加企業經營的不確定風險，不利於經濟的發展。
[1] 〈中國直播一姐逃稅遭重罰59億 官媒坦承：調節收入促進共同富裕〉，《自由時報》，2021年12月21日，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775143。
[2] 直播的全名為現場直播，直播主利用網路平台將自己的視影音資訊即時傳遞與他人分享，為新興的網路社交方式，因可同時傳遞給多人而衍生出商機，如透過直播「帶貨」，也就是在直播時介紹商品，將商品推銷出去，跟電視購物相似。
[3] 〈薇婭的脫貧網紅崩毀記：中國「帶貨女王」為何一夜被滅？〉，《轉角國際》，2021年12月21日，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2/5976968。
[4] Viya, “China’s Most Popular Influencer, Fined $210 Million for Tax Evasion,” Time, December 21, 2021, https://time.com/6130595/viya-china-fined/.
[5] 〈國家稅務總局辦公廳發布通知加強文娛領域從業人員稅收管理〉，國家稅務總局辦公廳，2021年9月18日，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24/c5169204/content.html。
[6]〈中國多地下令藝人主播自查 年底前糾正涉稅問題〉，《中央社》，2021年12月22日，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112220141.aspx。
[7] Peter Evans, “Predatory, Development, and Other Apparatuses: A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on the Third World State,” Sociology Forum, Vol. 4, No.4 (1989), pp. 561-87.
[8]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1-15, 132.
[9] 何清漣、程曉農，《中國：潰而不崩》（八旗文化，2017年），頁40。
[10] 鄭永年、單偉，〈放權與改革：中國的中央、地方及公民社會〉，《東亞論文》，第76期（2009年12月18日），頁19，https://research.nus.edu.sg/eai/wp-content/uploads/sites/2/2017/11/CWP76.pdf。
[11] 《全球娛樂及媒體行業展望2021-2025》，普華永道，2021年7月，https://reurl.cc/Ddn0De。
[12] 陰陽合同指交易時做出兩份合同（合約），金額較低的虛假合同（陽合同）用來向稅務機關申報，真實的合同（陰合同）則列出實際的交易金額。請見李永然、黃志國，〈台商應注意「陰陽合同」的法律問題〉，《台商張老師月刊》，第231期（2018年11月），https://reurl.cc/8W4kOj。
[13]“A Tax-evasion scandal ensnares Chinese film-production companies,” The Economist, June 9, 2018, https://reurl.cc/7e9aLd.
[14] 陳亨安，〈中國大陸網紅簡析〉，《經濟研究》，第20期（2020年3月），頁299，https://reurl.cc/qOz4pp。
[15] 〈中國「共同富裕」新趨勢 多地公務員大減薪〉，《蘋果新聞網》，2021年12月8日，https://reurl.cc/QjnMx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