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多國強化數位監管之觀察
瀏覽數
672
亞洲多國強化數位監管之觀察
網路安全與決策推演研究所 曾敏禎研究助理
洪嘉齡助理研究員
關鍵字: 網路監管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柬埔寨2月16日開始啟動運營「國家網路門戶」（National Internet Gateway），所有網路流量均將統一通過此門戶管理，強制約束所有網路服務商須向郵電部申請營業許可證，並有責任配合當局採取行動，阻斷所有影響、破壞「國民收入、國家安全、社會秩序、道德文化、傳統習俗」等網路連接，另要求用戶須以「實名制」登入網路，以保護國家安全和維護社會秩序。[1]
柬國網路監管升級意在防堵不利政治輿論
柬埔寨自2012年臉書（Facebook）成為該國最普及的社交平台，亦成反對黨與社運人士發送「政府外」訊息重要渠道後，柬埔寨即加大網路審查與擴大管制力度，並於2015年通過《電信法》，要求網路服務商在必要時刻交出用戶資訊，2018年公布《關於網站和社交媒體控制的跨部會公告》，要求所有網路服務商加裝監控軟體以便監視網上流傳的內容，目前則將目光轉向遏制網路批評言論。2021年2月批准「國家網路門戶」政令，9月公布草案後，即引發國內外公民社會組織就該法侵犯人權與商務疑慮表達嚴重關切及批評。
根據統計，柬埔寨網路用戶從2014年500萬人增至2020年逾1,500萬人，其中臉書用戶達1,095萬人（已占總人口64.5%）；[2] 在新制度框架下，所有網路用戶基本資料（metadata）將被儲存與集中管理。由於該政令規範模糊且定義廣泛，便於當局任意扼殺政治異議，迫使民間社會噤聲，此舉被視為超前部署為2022年6月地方大選與2023年的全國性選舉剷除異己。目前柬埔寨政府尚在計畫草擬諸如《網路犯罪法》等其他法案，內容賦予政府當局更大法定權利，對該國網路自由和數位權利無疑雪上加霜。
社群平台助長亞洲部分國家擴展網路專制
如今世界各國民眾互動交流、政府政令宣導及商業網路交易多依賴臉書、推特（Twitter）等社群巨頭，渠等坐擁龐大用戶已具備新時代無遠弗屆的影響力。揆諸近年不少爭議事件新聞，如2020年臉書接受越南政府要求刪除異議人士貼文；[3] 臉書應泰國政府要求封鎖包括成員達百萬的「反王室團體」（Royalist Marketplace）等反政府人士連結；[4] 2021年印度當局要求臉書、推特、 Instagram刪除「防疫不力莫迪下台」、「人民黨總辭」等批評評論。[5] 然而，反政府與言論自由間的模糊界線，則為另一爭議。上述報導結合「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在2020年批評臉書和谷歌（Google）配合審查成為騷擾民眾工具，[6] 而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21年報告指出，近11年全球網路自由度呈現逐年下滑，[7] 顯示部分社群媒體在避免違反當事國政府網路法律監管與維護民主言論自由，多傾向選擇維持自身經濟利益與市場優勢，亦無形中侵害了網路自由。
多國紛強化「中國式」監控箝制網路自由
2017年中共在國家總體安全觀指導，建構由國家使用公權力全面監控大數據的框架，陸續通過《網路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及《個人信息保護法》等三部網路領域的基礎性法律，引起亞洲多國效法，攸關網路安全管制法令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如2019年越南的《網路安全法》（Law on Cybersecurity）要求所有海內外科技公司須在當地設辦公室並將用戶數據儲存在越南境內，另在24小時內刪除所有當局認定的違規言論；[8] 泰國的《網路安全法》（The Cybersecurity Act）允許官方在緊急狀況下，無須法院授權即可搜索個人或企業電腦；2021年印尼的《個人數位保護法案》（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Bill）要求政府單位可隨時取得用戶數據等。[9]
由於「中國式」的網路監管與審查法規多緊扣「網路訊息影射影響國家安全、損害公共利益」，定義較為寬泛，一旦輿論平台出現異議聲浪，當局即以「反政府」名目展開大規模刪文和封鎖帳戶的「整頓行動」；另多立法規定公司用戶資訊須統一儲存於國境內，由國家掌握廣泛的存取權限。由此可見，為確保國家安全，政府皆會針對網路散播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加以監控，並制定法律規範相關行為的紅線所在及訂定罰則，因此制定法律時，在網路言論自由與國家安全間如何拿捏，不致濫用而侵害自由與人權，則為各國政府應深思的問題。
關鍵字: 網路監管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柬埔寨2月16日開始啟動運營「國家網路門戶」（National Internet Gateway），所有網路流量均將統一通過此門戶管理，強制約束所有網路服務商須向郵電部申請營業許可證，並有責任配合當局採取行動，阻斷所有影響、破壞「國民收入、國家安全、社會秩序、道德文化、傳統習俗」等網路連接，另要求用戶須以「實名制」登入網路，以保護國家安全和維護社會秩序。[1]
柬國網路監管升級意在防堵不利政治輿論
柬埔寨自2012年臉書（Facebook）成為該國最普及的社交平台，亦成反對黨與社運人士發送「政府外」訊息重要渠道後，柬埔寨即加大網路審查與擴大管制力度，並於2015年通過《電信法》，要求網路服務商在必要時刻交出用戶資訊，2018年公布《關於網站和社交媒體控制的跨部會公告》，要求所有網路服務商加裝監控軟體以便監視網上流傳的內容，目前則將目光轉向遏制網路批評言論。2021年2月批准「國家網路門戶」政令，9月公布草案後，即引發國內外公民社會組織就該法侵犯人權與商務疑慮表達嚴重關切及批評。
根據統計，柬埔寨網路用戶從2014年500萬人增至2020年逾1,500萬人，其中臉書用戶達1,095萬人（已占總人口64.5%）；[2] 在新制度框架下，所有網路用戶基本資料（metadata）將被儲存與集中管理。由於該政令規範模糊且定義廣泛，便於當局任意扼殺政治異議，迫使民間社會噤聲，此舉被視為超前部署為2022年6月地方大選與2023年的全國性選舉剷除異己。目前柬埔寨政府尚在計畫草擬諸如《網路犯罪法》等其他法案，內容賦予政府當局更大法定權利，對該國網路自由和數位權利無疑雪上加霜。
社群平台助長亞洲部分國家擴展網路專制
如今世界各國民眾互動交流、政府政令宣導及商業網路交易多依賴臉書、推特（Twitter）等社群巨頭，渠等坐擁龐大用戶已具備新時代無遠弗屆的影響力。揆諸近年不少爭議事件新聞，如2020年臉書接受越南政府要求刪除異議人士貼文；[3] 臉書應泰國政府要求封鎖包括成員達百萬的「反王室團體」（Royalist Marketplace）等反政府人士連結；[4] 2021年印度當局要求臉書、推特、 Instagram刪除「防疫不力莫迪下台」、「人民黨總辭」等批評評論。[5] 然而，反政府與言論自由間的模糊界線，則為另一爭議。上述報導結合「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在2020年批評臉書和谷歌（Google）配合審查成為騷擾民眾工具，[6] 而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21年報告指出，近11年全球網路自由度呈現逐年下滑，[7] 顯示部分社群媒體在避免違反當事國政府網路法律監管與維護民主言論自由，多傾向選擇維持自身經濟利益與市場優勢，亦無形中侵害了網路自由。
多國紛強化「中國式」監控箝制網路自由
2017年中共在國家總體安全觀指導，建構由國家使用公權力全面監控大數據的框架，陸續通過《網路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及《個人信息保護法》等三部網路領域的基礎性法律，引起亞洲多國效法，攸關網路安全管制法令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如2019年越南的《網路安全法》（Law on Cybersecurity）要求所有海內外科技公司須在當地設辦公室並將用戶數據儲存在越南境內，另在24小時內刪除所有當局認定的違規言論；[8] 泰國的《網路安全法》（The Cybersecurity Act）允許官方在緊急狀況下，無須法院授權即可搜索個人或企業電腦；2021年印尼的《個人數位保護法案》（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Bill）要求政府單位可隨時取得用戶數據等。[9]
由於「中國式」的網路監管與審查法規多緊扣「網路訊息影射影響國家安全、損害公共利益」，定義較為寬泛，一旦輿論平台出現異議聲浪，當局即以「反政府」名目展開大規模刪文和封鎖帳戶的「整頓行動」；另多立法規定公司用戶資訊須統一儲存於國境內，由國家掌握廣泛的存取權限。由此可見，為確保國家安全，政府皆會針對網路散播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加以監控，並制定法律規範相關行為的紅線所在及訂定罰則，因此制定法律時，在網路言論自由與國家安全間如何拿捏，不致濫用而侵害自由與人權，則為各國政府應深思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