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國防政策轉向初步觀察
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 許智翔助理研究員
關鍵字: 德國、烏俄戰爭、國防政策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2022年2月24日烏俄戰爭爆發,在各方壓力及地緣政治環境變化下,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不僅決定援助烏克蘭軍火、緊急增派兵力支援北約﹑更宣布將大幅強化國防預算、重新強化聯邦國防軍(Bundeswehr)的能力。[1] 在此政策需求下,是否重啟徵兵制之議題也再次浮上檯面,這是自1999年科索沃維和後,德國安全政策再一次重大轉向。
烏俄戰爭促使德國決定改變長期國防政策
與其他國家以武器裝備援助烏克蘭防禦不同,德國在烏俄戰爭前夕,以不出口武器至危機地區(Krisengebiet)之一貫政策為由,[2] 拒絕援助武器,同時也拒絕愛沙尼亞等國運交原屬東德人民軍(Nationale Volksarmee)的俄製D-30 122mm榴砲。 [3] 戰事初期也僅援助「防禦性」裝備,如5,000頂頭盔與野戰醫院等,引發國際批評。 [4] 2022年2月26日政策卻轉向,蕭茲總理首先同意荷蘭以刺針飛彈(FIM-92 Stinger)援烏之餘,提供400套德製鐵拳3(Panzerfaust 3)反裝甲火箭,隨後更宣布援烏1,000套鐵拳3及500枚刺針飛彈,而愛沙尼亞原擬援烏的榴砲也因此獲得批准。2022年3月2日,德國經濟部則批准提供烏克蘭2,700枚前東德人民軍使用之舊式俄製9K32箭-2(Strela-2,北約代號SA-7)式防空飛彈。[5]
2022年2月27日,蕭茲總理更進一步宣布將大幅增加國防預算,除國防預算每年將超過GDP 2%(約700億歐元)外,2022年更將追加1,000億歐元特別基金(Sondervermögen)以緊急加強軍備;而討論增加總兵力員額同時,2011年終止的徵兵制是否恢復,也成為檯面上議題。[6]
大幅增加國防預算重建聯邦國防軍
根據德國國防部(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規劃,前述1,000億歐元中,340億歐元將用於多國合作之先進武器系統,如德法合作新型戰機與戰車,或歐洲無人機(Eurodrone)等項目;而其餘680億歐元,將用於採購急需補充的裝備:預估150億歐元可能採購F-35A戰機與電戰型歐洲戰機(Eurofighter),以取代龍捲風戰機(Panavia Tornado);50億歐元用於新式重型運輸直升機;200億歐元採購三軍所需各式彈藥;30億歐元用於數位加密無線電系統;新型巡邏艦需20億歐元;愛國者飛彈性能提升也預計投入6億歐元等。 [7]
重建軍事能力的需求,也能從近年大國競爭環境,導致德國政府必須逐漸重新加強軍事投資上看出,儘管在烏俄戰事爆發前,德國在國防上的投資僅從約GDP的1.2%增加至約1.5%左右,距離北約的2%標準仍然甚遠。在德國於2021年決定向印太地區派遣巡防艦前,德國國防部就已有相關提議;[8] 而軍隊現有能力與裝備妥善,更是近年屢受關注與質疑的問題。在此情況下,烏俄戰事爆發後,德國陸軍總監麥斯中將(Generalleutnant Alfons Mais)就在個人「領英」(LinkedIn)帳號上批評長期忽視軍事的政策,希望能重建軍隊能力以遂行憲法使命與盟邦義務。[9] 聯邦國防軍甚至希望國防部增派裝甲擲彈兵(Panzergrenadier,即機械化步兵)營協助東歐盟邦防衛; 德國也在數日內派遣部分單位前往東歐強化北約盟軍兵力。
近年大國衝突環境醞釀德國政策轉向
前述重大轉變是近年來大國競爭日趨激烈化,加上當前烏俄戰爭的催化所造成。由於過往歷史因素,德國在政策上經常採取與他國不同的「特殊道路」(Sonderweg);對戰後德國而言,歷史經驗、戰後經濟強韌發展與美國保護傘,使柏林能在後冷戰時期致力於開放、國際化且盡可能採和平主義。 [11]
然而,近年大國競爭逐漸激烈,川普、普丁及習近平等領袖在近年塑造的國際政治格局,讓德國難以繼續維持其傳統立場。[12] 甫於2021年底上台的執政「紅綠燈聯盟」(Ampelkoalition),在國防上原強調改善聯邦國防軍採購體制,更有效運用預算;[13] 然「2%」國防預算則在大選時遭聯盟中的社民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與綠黨(Bündnis 90/Die Grünen)批評,而傾向採用於該聯盟中自民黨(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之提案,在外交、安全與發展政策上投資GDP 3%,[14] 可見國際環境轉變對德國政策轉向的影響。
結論
德國長期奉行的對外政策方向,在近年國際環境變動下轉向,在烏俄戰爭刺激下進行冷戰結束以來最大變革。就其國力而言,不論對北約、歐盟或民主陣營而言,可成為舉足輕重的關鍵力量;過往歷史包袱則可為借鏡,讓德國在武力行使與保衛理念同時,避免重蹈覆轍。然而,長期不重視軍事力量的問題仍需制度與結構等各方面的徹底變革,同時長時間大量資金投入能否持續貫徹,以及德國本身能否有效減低對中俄在貿易與能源上的依賴,則仍待後續觀察。
關鍵字: 德國、烏俄戰爭、國防政策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2022年2月24日烏俄戰爭爆發,在各方壓力及地緣政治環境變化下,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不僅決定援助烏克蘭軍火、緊急增派兵力支援北約﹑更宣布將大幅強化國防預算、重新強化聯邦國防軍(Bundeswehr)的能力。[1] 在此政策需求下,是否重啟徵兵制之議題也再次浮上檯面,這是自1999年科索沃維和後,德國安全政策再一次重大轉向。
烏俄戰爭促使德國決定改變長期國防政策
與其他國家以武器裝備援助烏克蘭防禦不同,德國在烏俄戰爭前夕,以不出口武器至危機地區(Krisengebiet)之一貫政策為由,[2] 拒絕援助武器,同時也拒絕愛沙尼亞等國運交原屬東德人民軍(Nationale Volksarmee)的俄製D-30 122mm榴砲。 [3] 戰事初期也僅援助「防禦性」裝備,如5,000頂頭盔與野戰醫院等,引發國際批評。 [4] 2022年2月26日政策卻轉向,蕭茲總理首先同意荷蘭以刺針飛彈(FIM-92 Stinger)援烏之餘,提供400套德製鐵拳3(Panzerfaust 3)反裝甲火箭,隨後更宣布援烏1,000套鐵拳3及500枚刺針飛彈,而愛沙尼亞原擬援烏的榴砲也因此獲得批准。2022年3月2日,德國經濟部則批准提供烏克蘭2,700枚前東德人民軍使用之舊式俄製9K32箭-2(Strela-2,北約代號SA-7)式防空飛彈。[5]
2022年2月27日,蕭茲總理更進一步宣布將大幅增加國防預算,除國防預算每年將超過GDP 2%(約700億歐元)外,2022年更將追加1,000億歐元特別基金(Sondervermögen)以緊急加強軍備;而討論增加總兵力員額同時,2011年終止的徵兵制是否恢復,也成為檯面上議題。[6]
大幅增加國防預算重建聯邦國防軍
根據德國國防部(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規劃,前述1,000億歐元中,340億歐元將用於多國合作之先進武器系統,如德法合作新型戰機與戰車,或歐洲無人機(Eurodrone)等項目;而其餘680億歐元,將用於採購急需補充的裝備:預估150億歐元可能採購F-35A戰機與電戰型歐洲戰機(Eurofighter),以取代龍捲風戰機(Panavia Tornado);50億歐元用於新式重型運輸直升機;200億歐元採購三軍所需各式彈藥;30億歐元用於數位加密無線電系統;新型巡邏艦需20億歐元;愛國者飛彈性能提升也預計投入6億歐元等。 [7]
重建軍事能力的需求,也能從近年大國競爭環境,導致德國政府必須逐漸重新加強軍事投資上看出,儘管在烏俄戰事爆發前,德國在國防上的投資僅從約GDP的1.2%增加至約1.5%左右,距離北約的2%標準仍然甚遠。在德國於2021年決定向印太地區派遣巡防艦前,德國國防部就已有相關提議;[8] 而軍隊現有能力與裝備妥善,更是近年屢受關注與質疑的問題。在此情況下,烏俄戰事爆發後,德國陸軍總監麥斯中將(Generalleutnant Alfons Mais)就在個人「領英」(LinkedIn)帳號上批評長期忽視軍事的政策,希望能重建軍隊能力以遂行憲法使命與盟邦義務。[9] 聯邦國防軍甚至希望國防部增派裝甲擲彈兵(Panzergrenadier,即機械化步兵)營協助東歐盟邦防衛; 德國也在數日內派遣部分單位前往東歐強化北約盟軍兵力。
近年大國衝突環境醞釀德國政策轉向
前述重大轉變是近年來大國競爭日趨激烈化,加上當前烏俄戰爭的催化所造成。由於過往歷史因素,德國在政策上經常採取與他國不同的「特殊道路」(Sonderweg);對戰後德國而言,歷史經驗、戰後經濟強韌發展與美國保護傘,使柏林能在後冷戰時期致力於開放、國際化且盡可能採和平主義。 [11]
然而,近年大國競爭逐漸激烈,川普、普丁及習近平等領袖在近年塑造的國際政治格局,讓德國難以繼續維持其傳統立場。[12] 甫於2021年底上台的執政「紅綠燈聯盟」(Ampelkoalition),在國防上原強調改善聯邦國防軍採購體制,更有效運用預算;[13] 然「2%」國防預算則在大選時遭聯盟中的社民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與綠黨(Bündnis 90/Die Grünen)批評,而傾向採用於該聯盟中自民黨(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之提案,在外交、安全與發展政策上投資GDP 3%,[14] 可見國際環境轉變對德國政策轉向的影響。
結論
德國長期奉行的對外政策方向,在近年國際環境變動下轉向,在烏俄戰爭刺激下進行冷戰結束以來最大變革。就其國力而言,不論對北約、歐盟或民主陣營而言,可成為舉足輕重的關鍵力量;過往歷史包袱則可為借鏡,讓德國在武力行使與保衛理念同時,避免重蹈覆轍。然而,長期不重視軍事力量的問題仍需制度與結構等各方面的徹底變革,同時長時間大量資金投入能否持續貫徹,以及德國本身能否有效減低對中俄在貿易與能源上的依賴,則仍待後續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