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字:日本、臺灣、中國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率團於8月2日晚間抵達臺灣，翌日與我國多名政要實施會談。中國旋即以裴洛西訪臺為由實施演習，意圖對我強化軍事威懾。由於中國劃定之演習區域涵蓋日本主張之排他經濟水域（EEZ），且演習期間發射之導彈亦有部分落入該海域，引發日本國內高度關注。對此，謹就日本政府於該演習前、中、後之具體反應及影響評析如次。
演習前：G7共同聲明顯示日本聲援烏克蘭取得具體成果
烏克蘭危機於2月下旬爆發後，日本雖非直接面對俄國西進威脅之當事國，惟其仍聲援烏克蘭政府，並循外交管道譴責俄國軍事行動。綜觀日本政府對俄國政府之譴責，可發現其論述均以「勿單方面以武力改變現狀」為主軸。考量日本對烏克蘭危機與臺海情勢連動之憂慮，[1] 可推測其欲於國際社會建立、參與此價值觀，藉此於「臺海有事」甚至「日本有事」時獲國際社會奧援。
而在中國宣布於臺海周邊實施軍事演習之際，七大工業國集團（G7）外長旋即於8月3日發表共同聲明表達關切。[2] 由於G7迅速反應臺海局勢，且聲明內容亦圍繞「勿單方面以武力改變現狀」價值觀，顯示日本聲援烏克蘭之外交戰略極為正確，且迄今已取得具體成果。換言之，七大工業國集團成員國雖非中國軍事威脅之當事國，惟其關注臺海周邊態勢亦已成為共識。
演習中：日本展示其情監偵能量已漸涵蓋臺灣周邊及中國內陸
8月4日夜間，日本防衛省發布資料，指出中國於當日1456至1608時許（日本時間，以下同）發射9枚導彈，並公布導彈路徑圖、發射地點，飛行高度，彈著點等訊息如次。[3]
1、1456時許，自福建沿岸發射，飛行距離約350公里。 2、1456時許，自中國內陸發射，飛行距離約700公里。 3、1514時許，自中國內陸發射，飛行距離約550公里。 4、1557時許，自浙江沿岸發射，飛行距離約350公里。 5、1557時許，自浙江沿岸發射，飛行距離約650公里。 6、1605時許，自福建沿岸發射，飛行距離約500公里。 7、1605時許，自福建沿岸發射，飛行距離約550公里。 8、1608時許，自福建沿岸發射，飛行距離約500公里。 9、1608時許，自福建沿岸發射，飛行距離約550公里。
依據上述資料，第6至9枚導彈飛越臺灣上空後落入太平洋海域，使我國輿論對是否應攔截第6至9枚導彈產生高度爭議。而以日本應對北韓導彈為例，北韓於2017年8月29日發射導彈，其飛行路徑通過北海道上空、彈著點位於太平洋，日本偵測飛行路徑及彈著點等資訊後得出無具體損害之結論，在攔截成本（及成效）考量下亦未採取迎擊措施，[4] 故我國是否應攔截第6至9枚導彈，自毋須爭論。
對於日本防衛省公布之導彈訊息，吾人更應關注者為第2至3枚導彈。由於第2至3枚導彈飛行路徑為我國西南空域，因電磁波具直進性、地球曲率、地形限制、觀測位置及觀測高度等因素限制，對日方而言觀測難度應遠較第1枚及第4至9枚等導彈高。而各國政府公布導彈發射地點及飛行路徑雖能收安定人心之效，卻也可能洩漏情監偵能力，故對公布精確資訊與否，時常面臨兩難。在此思考下，日本防衛省經綜合考量後仍公布上述信息，顯示其監控能量已漸涵蓋我國西南海（空）域甚至及於華中（南）等中國內陸區域，推測其中或存在展示情監偵能量之意圖。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公布之導彈數量與我國略有出入。若此數量差異非出自避免洩漏監偵能力或政治考量，而純出自前述地理因素及物理限制，則顯示臺日兩國仍有必要進一步建構軍事情報共享機制。
演習後：中國導彈演習將加速日本解禁自衛權限
本次演習區域涵蓋日本主張之排他經濟水域（EEZ），中國方面雖否認日方於該海域之權益，[5] 然此係中國首度將「爭議海域」劃為演習區並對其發射導彈，且著彈位置距與那國島僅80公里，[6] 極可能對日方人員及資產造成損害，此舉勢將促日本重新思考導彈威脅，其影響甚至可能波及行政及法律等範疇。
日本政府對於軍事攻擊、天然災害及恐怖主義等安全危機，設有「事態對處法」及「國民保護法」等法律，並依法設立國民避難機制及「J警報」系統（類似我國防空及地震警報），然檢視日本政府對於導彈來襲之想定，迄今仍以北韓為主。以日本內閣府「國民保護網站」避難說明為例，其警報系統項下「導彈來襲因應措施」長期維持「北韓導彈來襲時」等敘述，[7] 顯示在日本行政單位認知中，外國導彈威脅仍源自北韓，故未將中國置入想定。然在8月5日召開之自民黨內部會議中，中國導彈威脅已成為主要關注焦點。安全保障調查會會長小野寺五典（曾任防衛大臣）於會中主張應保有「對敵基地攻擊能力」，佐藤正久外交部會長亦敦促對中國檢討具體「對抗措施」[8]，上情顯示日本執政黨內部對導彈威脅及反制措施之認知再度獲得強化。
換言之，時值中日建交50週年及日本政府修訂「防衛三文書」之際，中國卻發射導彈激化日本對中國威脅之認知，研判此變化將反映於日本國家安全戰略及自衛權行使等範疇，影響深遠。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率團於8月2日晚間抵達臺灣，翌日與我國多名政要實施會談。中國旋即以裴洛西訪臺為由實施演習，意圖對我強化軍事威懾。由於中國劃定之演習區域涵蓋日本主張之排他經濟水域（EEZ），且演習期間發射之導彈亦有部分落入該海域，引發日本國內高度關注。對此，謹就日本政府於該演習前、中、後之具體反應及影響評析如次。
演習前：G7共同聲明顯示日本聲援烏克蘭取得具體成果
烏克蘭危機於2月下旬爆發後，日本雖非直接面對俄國西進威脅之當事國，惟其仍聲援烏克蘭政府，並循外交管道譴責俄國軍事行動。綜觀日本政府對俄國政府之譴責，可發現其論述均以「勿單方面以武力改變現狀」為主軸。考量日本對烏克蘭危機與臺海情勢連動之憂慮，[1] 可推測其欲於國際社會建立、參與此價值觀，藉此於「臺海有事」甚至「日本有事」時獲國際社會奧援。
而在中國宣布於臺海周邊實施軍事演習之際，七大工業國集團（G7）外長旋即於8月3日發表共同聲明表達關切。[2] 由於G7迅速反應臺海局勢，且聲明內容亦圍繞「勿單方面以武力改變現狀」價值觀，顯示日本聲援烏克蘭之外交戰略極為正確，且迄今已取得具體成果。換言之，七大工業國集團成員國雖非中國軍事威脅之當事國，惟其關注臺海周邊態勢亦已成為共識。
演習中：日本展示其情監偵能量已漸涵蓋臺灣周邊及中國內陸
8月4日夜間，日本防衛省發布資料，指出中國於當日1456至1608時許（日本時間，以下同）發射9枚導彈，並公布導彈路徑圖、發射地點，飛行高度，彈著點等訊息如次。[3]
1、1456時許，自福建沿岸發射，飛行距離約350公里。 2、1456時許，自中國內陸發射，飛行距離約700公里。 3、1514時許，自中國內陸發射，飛行距離約550公里。 4、1557時許，自浙江沿岸發射，飛行距離約350公里。 5、1557時許，自浙江沿岸發射，飛行距離約650公里。 6、1605時許，自福建沿岸發射，飛行距離約500公里。 7、1605時許，自福建沿岸發射，飛行距離約550公里。 8、1608時許，自福建沿岸發射，飛行距離約500公里。 9、1608時許，自福建沿岸發射，飛行距離約550公里。
依據上述資料，第6至9枚導彈飛越臺灣上空後落入太平洋海域，使我國輿論對是否應攔截第6至9枚導彈產生高度爭議。而以日本應對北韓導彈為例，北韓於2017年8月29日發射導彈，其飛行路徑通過北海道上空、彈著點位於太平洋，日本偵測飛行路徑及彈著點等資訊後得出無具體損害之結論，在攔截成本（及成效）考量下亦未採取迎擊措施，[4] 故我國是否應攔截第6至9枚導彈，自毋須爭論。
對於日本防衛省公布之導彈訊息，吾人更應關注者為第2至3枚導彈。由於第2至3枚導彈飛行路徑為我國西南空域，因電磁波具直進性、地球曲率、地形限制、觀測位置及觀測高度等因素限制，對日方而言觀測難度應遠較第1枚及第4至9枚等導彈高。而各國政府公布導彈發射地點及飛行路徑雖能收安定人心之效，卻也可能洩漏情監偵能力，故對公布精確資訊與否，時常面臨兩難。在此思考下，日本防衛省經綜合考量後仍公布上述信息，顯示其監控能量已漸涵蓋我國西南海（空）域甚至及於華中（南）等中國內陸區域，推測其中或存在展示情監偵能量之意圖。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公布之導彈數量與我國略有出入。若此數量差異非出自避免洩漏監偵能力或政治考量，而純出自前述地理因素及物理限制，則顯示臺日兩國仍有必要進一步建構軍事情報共享機制。
演習後：中國導彈演習將加速日本解禁自衛權限
本次演習區域涵蓋日本主張之排他經濟水域（EEZ），中國方面雖否認日方於該海域之權益，[5] 然此係中國首度將「爭議海域」劃為演習區並對其發射導彈，且著彈位置距與那國島僅80公里，[6] 極可能對日方人員及資產造成損害，此舉勢將促日本重新思考導彈威脅，其影響甚至可能波及行政及法律等範疇。
日本政府對於軍事攻擊、天然災害及恐怖主義等安全危機，設有「事態對處法」及「國民保護法」等法律，並依法設立國民避難機制及「J警報」系統（類似我國防空及地震警報），然檢視日本政府對於導彈來襲之想定，迄今仍以北韓為主。以日本內閣府「國民保護網站」避難說明為例，其警報系統項下「導彈來襲因應措施」長期維持「北韓導彈來襲時」等敘述，[7] 顯示在日本行政單位認知中，外國導彈威脅仍源自北韓，故未將中國置入想定。然在8月5日召開之自民黨內部會議中，中國導彈威脅已成為主要關注焦點。安全保障調查會會長小野寺五典（曾任防衛大臣）於會中主張應保有「對敵基地攻擊能力」，佐藤正久外交部會長亦敦促對中國檢討具體「對抗措施」[8]，上情顯示日本執政黨內部對導彈威脅及反制措施之認知再度獲得強化。
換言之，時值中日建交50週年及日本政府修訂「防衛三文書」之際，中國卻發射導彈激化日本對中國威脅之認知，研判此變化將反映於日本國家安全戰略及自衛權行使等範疇，影響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