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估裴洛西來訪後中共對台工作變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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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兩岸關係、對台工作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來訪後（2022年8月2日至3日），接連引發中共官僚系統一連串政治、經濟、軍事行動，意圖對台施壓。同時，國台辦自1993年、2000年後，第三度宣布台灣問題白皮書（2022年8月10日，全稱為《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1] 從上述中共種種作為出發，下文將初步評估中共日後對台工作可能的走向。
中國不再容忍經濟依賴中國、政治偏向台灣的「兩面人」
為因應裴洛西來訪，中共不只再度擴大「台獨頑固份子」清單，國台辦也首次列出「台獨頑固份子」「關聯機構」，甚至進一步禁止中國境內組織、企業、個人與「捐款」給「台獨頑固份子」「關聯機構」的四家企業有交易、合作的關係。[2] 本文從中可知，中共提高挑選打擊企業時的隨意性，表面上意在強化威嚇效果，實際上則對中國台資設下政治前提。若媒體報導無誤，被國台辦點名的四家企業並非「台獨頑固份子」「關聯機構」的主要資助者，也並非以中國為主要市場的企業，但卻因為與國合會之間極低的關聯性而被中共官方點名。[3]此舉表示即使是與「台獨頑固份子」「關聯機構」之間只存在極低的關係，甚至並非以中國為主要市場的企業都可能成為打擊對象，那麼以中國為主要市場的台資將如何思考經濟利益與政治立場的問題？
本文認為，此次點名隱含的用意為，企圖使台資對自身的行為設下政治前提。中共可運用台灣對於揭露企業捐款的規範，掌握企業捐款流向，視其需要任意挑選並點名。換言之，一旦台資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卻在政治立場上偏向不同意識型態，中共日後恐隨時因應政治需要任意提高其經營風險。此舉一方面可收企業強化「自我審查」之效；另一方面，也可間接影響特定政黨、候選人的捐款金流。影響所及，留下特定政治立場的台灣公民，都可能遭受同樣風險，甚至日後不限於具有台灣公職身分者（如中共要求陸委會駐香港辦事處新任派駐人員簽署「一中承諾書」），只要欲赴中交流與發展者，都需要符合中國所設下的政治前提。
中共對台工作中「促統」的重要性將逐漸大於「反獨」
「反獨」、「促統」為中共長期一貫處理兩岸問題的立場與目標，但兩者之間孰輕孰重則隨著時代演進而有不同。由於中共在過去70年間，取得「反台獨」、「反分裂鬥爭」的重大勝利，[4] 因此「黨把握兩岸關係的時代變化」，視發展「國家統一理論」為下一階段對台工作的重心。中共之所以認為已取得「反台獨」、「反分裂鬥爭」的重大勝利，主因為：一方面台、美均認知到，中共視「台獨」為處理兩岸問題的「底線」；二方面乃肇因於美國對台政策中長期以來維持一貫支持維持現況、不支持「台獨」的立場；三方面2016年民進黨政府上台後，也重申「憲法一中」。
若說「江八點」與「胡六點」的對台工作以維持現狀的「反獨」為重心，並以制定《反分裂國家法》（2005年3月14日）為其里程碑，那麼「習五條」則試圖在「反獨」的政策上爭取改變現狀的機會，推進兩岸往統一的進程，增強「促統」在中共涉台政策裡的比重。[5] 雖然台灣走向獨立的機率不高，但習近平並不滿意現況——繼續維持不獨立也不統一而形成膠著的狀態，因此習甚至喊話「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是影響兩岸關係行穩致遠的總根子，總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6]
不論是從2019年1月的「習五條」、2021年12月的「權威專家談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以及劉結一（國台辦主任）於今（2022）年7月的政策解讀，[7] 均可知中共正以「促統」為軸心，逐漸形成「國家統一理論」，以及探討如何統一、統一後又該如何的議題。甚至我們也可從台辦、外交系統官僚的相關談話中，拋出對於統一後將如何看待意識型態分歧的問題獲知，中共的確開始初步探索兩岸統一後的各項安排。[8]
從中共的角度來說，兩岸間實力差距正在不斷擴大；美、中之間的國力也正逐漸趨近，「東升西降」已成為未來趨勢，導致中共對於兩岸和平統一的前景顯得躊躇滿志。中共因而自十八大（2012年11月）政治報告中，初步主張：「在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該主張透過習近平不斷地闡釋，基本上目前中共已將兩岸統一視為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的一環，也是習近平對台工作理論上的重要突破。換言之，在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中共只要堅持底線與保持「戰略定力」，全神貫注「辦好自己的事」不斷增強自身綜合國力，一旦中、美實力對比足以改變台海形勢的格局，不論是台灣或美國都難以阻擋中共實現「祖國統一大業」。
涉台事務將成為中共對美工作的一環
本文主張，此次裴洛西訪台，確立了日後只要美中對峙的格局不變之下，涉台工作的走向將無可避免地受到中美互動的影響。自川普時期開始，美、台不只凸顯兩者在意識型態與政治價值上的一致性，同時在互動頻率、官員互訪層級與制訂「友台法案」等層面均有突破，因而中共也對美、台雙方回之以「勾連外部勢力、破壞台海和平」、「以台制華」等指控。[9]對中共而言，這些變動都可能削弱目前中共掌握「祖國統一大業」的主動性—「反獨、反分裂鬥爭」的勝利，以及透過兩岸融合或軍事威嚇推進「和平統一」的規劃。首先，美、台藉美中對峙的格局，提高中共在國際間維繫「一個中國原則」（One China Principle）的成本。台灣在意識型態光譜上與主流西方價值一致，有利於美、台互動有所突破後，爭取到西方主流輿論的支持，連帶增強西方國家國會對於台灣國際處境的理解。中共不可能希望「一個中國原則」持續被美、台侵蝕，連帶影響國際主流社會的風向，進而使美、台掌握到改變現況的契機。其次，台美間官員互動的層級越高、頻率越密，以及制訂「友台法案」，雖不見得增加美國支持「台獨」的機率，但卻強化台灣「拒統」的意志與能力。最後，中共認為美國「以台制華」的範圍也正逐步擴大。從一開始只是企圖遏止解放軍軍事活動範圍（2019年5月），[10]轉為指稱美方在兩岸問題上見縫插針，挑動台海現況，擾動原本有利於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藉機挫敗中國的國家發展進程（2022年8月)。[11]
綜上述可知，中共認為，一來美中對峙的格局不見解決，再加上目前台灣政府對於經濟、軍事戰略的規劃，台美之間有其共同的意識形態與利益基礎，使得美國日後涉入兩岸問題的趨勢已益發明確。於中南海來說，涉台事務已離不開對美工作的布局，與江澤民時期「中國人的事我們自己辦，不需要藉助任何國際場合」的立場已大相逕庭。
裴洛西來訪恐激化中共「促統」的手段以把握改變現狀的機遇
中共即使是在習近平時代，主張「和平統一」的口徑料將不變，但執行方式恐已因應「促統」在整體涉台工作中的重要性升高，以及中共對於兩岸統一的未來深具信心而產生變化。中共「促統」的政策目標基本上是為形塑兩岸得以「和平統一」的環境，然而在習近平任內，「促統」的手段不僅止於老調重彈地強化兩岸交流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反而側重於推出如何削弱台灣「拒統」意志的政策。易言之，中共不再只是重申兩岸擴大交流、經濟合作、增強政治互信而已，而是增加了以促進「兩岸心靈契合」的「融合發展」，以及視軍事行動為保障「和平統一」得以落實等削弱台灣人民「拒統」意志的政策。
承上述，自習近平第二個任期後，外界因而觀察到中共更頻繁地突破過往的軍事活動、經濟制裁，甚至兩岸事務性對話管道不穩定等「硬的一手」。然而，前述作為相較於裴洛西訪台後中共一連串的作為，尚可視為中共不斷測試、調整「促統」政策當中。但裴洛西來訪，則替中共創造了一個改變現狀的藉口。
每年夏季本就是解放軍軍演的高峰期，中共實施軍演並不令人意外，但為回應裴洛西訪台，推知中共中央軍委在既有的演習部署的基礎上，調整了解放軍軍演部署的樣態。此外，演習結束後，東部戰區發言人宣布「常態組織台海方向戰備警巡」等一系列於台海周邊的軍事活動。中共已藉裴洛西來訪，擴大其軍事活動範圍，一舉突破機艦繞台、侵入台灣防空識別區等「現況」。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一旦藉機取得「圍台軍演」與機艦穿越海峽中線的「最新成果」，將不易下修其軍事活動範圍。日後，海峽中線極可能成為歷史名詞，解放軍往前壓迫的空間、力度將不同於以往。如此一來，中共對台「促統」的手段上，將更頻繁地採取軍事壓迫，推進「和平統一」改變現狀的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