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查嚇阻」：美國示警俄烏衝突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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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嚇阻」：美國示警俄烏衝突將起
國家安全研究所 李俊毅副研究員
關鍵字: 俄羅斯、烏克蘭、偵查嚇阻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2022年2月11日，外媒報導美國中央情報局和五角大廈示警北約各成員國，稱俄羅斯最快可能於2月16日侵略烏克蘭。據稱美方掌握詳細情資，包含個別俄軍單位進攻烏克蘭的路線及其在衝突中扮演的角色；美國亦考慮藉由公布俄國的計畫以破壞其行動。與此同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在11日的記者會上，指衝突爆發的風險已足夠高且立即，美國公民應盡速撤離，但強調這不意味俄國總統普欽（Vladimir Putin）已做出開戰的決定。其後，蘇利文與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柯比（John Kirby）在受訪時皆不願證實俄軍將於2月16日行動的報導。[1]
由當前的資訊尚無法論斷美國稱俄烏衝突將起的可信度，惟此舉可能是美國「偵查嚇阻」（deterrence by detection）的展現。此一概念由美國智庫提出，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伯格（David Berger）是主要倡議者之一，他亦主張美軍應將之應用在當前俄烏的緊張態勢。媒體評論亦指出，美國政府自2021年12月以來數度揭露俄國可能的行動，相關部門雖未使用「偵查嚇阻」的概念，但卻是相近的實踐。[2]
美軍重視「態勢感知」能力以塑造資訊環境
美軍在2001年以降的反恐戰爭以及2014年俄國兼併克里米亞的啟示之一，是掌握與塑造資訊環境的重要性。隨著資通訊科技的發達與各式新媒體的興起，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可藉此發展對其有利的敘事，從而獲取特定人口的支持或／與影響對手。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中，俄國以假訊息轉移外界對其軍事行動的焦點，並以媒體戰詆毀烏國政府的正當性、強調烏國境內俄裔人口面臨的危險，以及營造俄、烏民眾支持克里米亞加入俄國的輿論。部分受此影響，美國日益強調取得資訊優勢的重要性，以增進「態勢感知」（situational awareness）作為決策的基礎。「偵查嚇阻」的提出，和此趨勢若合符節。
「偵查嚇阻」原本是美國智庫因應中國與俄羅斯發動「灰色地帶衝突」（grey zone conflicts）而發展的概念，其核心意涵是掌握並揭露對手的一舉一動，從而使對手不致輕舉妄動；易言之，這是一個「公開指責」（name and shame）的策略。提倡此一作戰概念的智庫報告則強調情監偵（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ISR）網絡的部署，特別是無人機的作用。[3] 美軍在烏克蘭危機中是否大量使用無人機，尚未可知。惟美國政府若干戳破（call out）俄國行動的作為，可說是「偵查嚇阻」的實踐。
美國以情報公開嚇阻俄國
美國於2022年1月起數度示警，稱俄國擬藉由「嫁禍」（false flag）行動，亦即炮製烏克蘭率先攻擊俄軍或烏國境內親俄叛軍的證據（如影片），為侵烏行動提供正當性。[4] 美國作出指控後，一旦此類情事出現，則無論其是否出自俄國的計畫，都很可能讓外界相信這些行動是俄國蓄意所為，從而破壞後者藉此升高衝突的正當性。相似地，媒體於2月7日報導美國官員洩露據稱是遭攔截的俄國內部對話，指俄國情報與軍事官員對於大規模入侵烏克蘭的成功率懷有疑慮，並抱怨其計畫遭西方國家公開揭露。[5] 美國此舉以及前述俄國最快將於2月16日發動攻擊的警告，旨在凸顯俄國的行動皆在美國的掌控中，從而有打擊俄方士氣，使俄國不致輕舉妄動的效果。相對的，這些舉措多少亦有鼓舞烏克蘭、其他北約成員國與美軍的作用。就此而言，「偵查嚇阻」旨在營造一個看似掌握對手全盤行動的資訊環境，使對手因權衡其行動已失先機且可能徒勞無功，而作出放棄的決定。
「偵查嚇阻」應是嚇阻的一環而非全部
儘管如此，「偵查嚇阻」仍有若干限制，就當前美國對局勢的應處來看，其不足之處有二。[6] 首先，僅掌握並公開對手的動態，未必足以迫使對手放棄行動。若對手評估己方行動仍有相當大的成功機率，或需付出的代價是可承受的，則恐難因為計畫遭揭露而中止。有論者認為，美國迄今拒絕派兵協防烏克蘭，僅協同其他北約盟國警告將對俄國採取經濟制裁，並增兵至部分北約東側成員國，但這些並不足以嚇阻俄國。設若普欽的確有對烏克蘭發動武裝衝突的準備，主動權仍在普欽一方。[7]
其次，「偵查嚇阻」涉及情報的蒐集與公開，對手不無反制之機。面對嚇阻方揭露的情資，被嚇阻的一方可全盤否認，亦可藉此操作嚇阻方「無中生有」甚或蓄意製造衝突。嚇阻方若公開（部分）證據以昭公信，則對手可能藉此偵知情報洩露的緣由，亦可採取否認的立場並試圖轉移焦點；若嚇阻方不提供證據，則被嚇阻者、其他國家與媒體亦將質疑其可信度，形成「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局面。俄國對於美國幾次的指控，不僅一概否認且指責美國「歇斯底里」；美國官員在記者會上拒絕媒體出示證據的要求，不僅常被媒體註記，亦成為俄國操作美國政府不受民眾信任的題材。[8] 烏克蘭危機仍在發展中，美國政府的情資是否可信的問題，只能留待日後驗證。惟當前的情勢適足顯示「偵查嚇阻」在情資處理上的困難。
良好的情監偵能力可識別與監測對手的侵略性作為，是精準的決策之所需。就此而言，「偵查嚇阻」有其重要性。惟僅憑情資的蒐集與揭露，恐不足以實現嚇阻的目標，「偵查嚇阻」因此應作為整體嚇阻策略的一部分而非替代選項。美國與北約欲成功嚇阻俄國侵略烏克蘭，最終仍需由決策者作出決斷，展現其遏止對手的能力與意志。
關鍵字: 俄羅斯、烏克蘭、偵查嚇阻
（本評析內容及建議，屬作者意見，不代表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立場）
2022年2月11日，外媒報導美國中央情報局和五角大廈示警北約各成員國，稱俄羅斯最快可能於2月16日侵略烏克蘭。據稱美方掌握詳細情資，包含個別俄軍單位進攻烏克蘭的路線及其在衝突中扮演的角色；美國亦考慮藉由公布俄國的計畫以破壞其行動。與此同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在11日的記者會上，指衝突爆發的風險已足夠高且立即，美國公民應盡速撤離，但強調這不意味俄國總統普欽（Vladimir Putin）已做出開戰的決定。其後，蘇利文與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柯比（John Kirby）在受訪時皆不願證實俄軍將於2月16日行動的報導。[1]
由當前的資訊尚無法論斷美國稱俄烏衝突將起的可信度，惟此舉可能是美國「偵查嚇阻」（deterrence by detection）的展現。此一概念由美國智庫提出，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伯格（David Berger）是主要倡議者之一，他亦主張美軍應將之應用在當前俄烏的緊張態勢。媒體評論亦指出，美國政府自2021年12月以來數度揭露俄國可能的行動，相關部門雖未使用「偵查嚇阻」的概念，但卻是相近的實踐。[2]
美軍重視「態勢感知」能力以塑造資訊環境
美軍在2001年以降的反恐戰爭以及2014年俄國兼併克里米亞的啟示之一，是掌握與塑造資訊環境的重要性。隨著資通訊科技的發達與各式新媒體的興起，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可藉此發展對其有利的敘事，從而獲取特定人口的支持或／與影響對手。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中，俄國以假訊息轉移外界對其軍事行動的焦點，並以媒體戰詆毀烏國政府的正當性、強調烏國境內俄裔人口面臨的危險，以及營造俄、烏民眾支持克里米亞加入俄國的輿論。部分受此影響，美國日益強調取得資訊優勢的重要性，以增進「態勢感知」（situational awareness）作為決策的基礎。「偵查嚇阻」的提出，和此趨勢若合符節。
「偵查嚇阻」原本是美國智庫因應中國與俄羅斯發動「灰色地帶衝突」（grey zone conflicts）而發展的概念，其核心意涵是掌握並揭露對手的一舉一動，從而使對手不致輕舉妄動；易言之，這是一個「公開指責」（name and shame）的策略。提倡此一作戰概念的智庫報告則強調情監偵（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ISR）網絡的部署，特別是無人機的作用。[3] 美軍在烏克蘭危機中是否大量使用無人機，尚未可知。惟美國政府若干戳破（call out）俄國行動的作為，可說是「偵查嚇阻」的實踐。
美國以情報公開嚇阻俄國
美國於2022年1月起數度示警，稱俄國擬藉由「嫁禍」（false flag）行動，亦即炮製烏克蘭率先攻擊俄軍或烏國境內親俄叛軍的證據（如影片），為侵烏行動提供正當性。[4] 美國作出指控後，一旦此類情事出現，則無論其是否出自俄國的計畫，都很可能讓外界相信這些行動是俄國蓄意所為，從而破壞後者藉此升高衝突的正當性。相似地，媒體於2月7日報導美國官員洩露據稱是遭攔截的俄國內部對話，指俄國情報與軍事官員對於大規模入侵烏克蘭的成功率懷有疑慮，並抱怨其計畫遭西方國家公開揭露。[5] 美國此舉以及前述俄國最快將於2月16日發動攻擊的警告，旨在凸顯俄國的行動皆在美國的掌控中，從而有打擊俄方士氣，使俄國不致輕舉妄動的效果。相對的，這些舉措多少亦有鼓舞烏克蘭、其他北約成員國與美軍的作用。就此而言，「偵查嚇阻」旨在營造一個看似掌握對手全盤行動的資訊環境，使對手因權衡其行動已失先機且可能徒勞無功，而作出放棄的決定。
「偵查嚇阻」應是嚇阻的一環而非全部
儘管如此，「偵查嚇阻」仍有若干限制，就當前美國對局勢的應處來看，其不足之處有二。[6] 首先，僅掌握並公開對手的動態，未必足以迫使對手放棄行動。若對手評估己方行動仍有相當大的成功機率，或需付出的代價是可承受的，則恐難因為計畫遭揭露而中止。有論者認為，美國迄今拒絕派兵協防烏克蘭，僅協同其他北約盟國警告將對俄國採取經濟制裁，並增兵至部分北約東側成員國，但這些並不足以嚇阻俄國。設若普欽的確有對烏克蘭發動武裝衝突的準備，主動權仍在普欽一方。[7]
其次，「偵查嚇阻」涉及情報的蒐集與公開，對手不無反制之機。面對嚇阻方揭露的情資，被嚇阻的一方可全盤否認，亦可藉此操作嚇阻方「無中生有」甚或蓄意製造衝突。嚇阻方若公開（部分）證據以昭公信，則對手可能藉此偵知情報洩露的緣由，亦可採取否認的立場並試圖轉移焦點；若嚇阻方不提供證據，則被嚇阻者、其他國家與媒體亦將質疑其可信度，形成「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局面。俄國對於美國幾次的指控，不僅一概否認且指責美國「歇斯底里」；美國官員在記者會上拒絕媒體出示證據的要求，不僅常被媒體註記，亦成為俄國操作美國政府不受民眾信任的題材。[8] 烏克蘭危機仍在發展中，美國政府的情資是否可信的問題，只能留待日後驗證。惟當前的情勢適足顯示「偵查嚇阻」在情資處理上的困難。
良好的情監偵能力可識別與監測對手的侵略性作為，是精準的決策之所需。就此而言，「偵查嚇阻」有其重要性。惟僅憑情資的蒐集與揭露，恐不足以實現嚇阻的目標，「偵查嚇阻」因此應作為整體嚇阻策略的一部分而非替代選項。美國與北約欲成功嚇阻俄國侵略烏克蘭，最終仍需由決策者作出決斷，展現其遏止對手的能力與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