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中轉機？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確立經濟路線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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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中轉機？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確立經濟路線的調整
中共政軍所 梁書瑗博士後研究
關鍵字：五中全會、十四五規劃、遠景規劃
歷時四天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已於10月29日結束，當天晚上中共發布《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1]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2]前一次的願景規劃是在江澤民主導下，於十四屆五中全會（1995年10月）通過，名為《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畫』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九五計畫和2010年遠景目標）。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值得注意的重點如下。
中共對外部情勢判斷的演變並提出「三個新」作為解決方案
1995年中共通過九五計畫和2010年遠景目標，時值因天安門事件，國際對中國施加的壓力趨緩及中國準備再次積極爭取加入WTO之際。彼時，中共藉九五計畫和2010年遠景目標揭示當時中共高層對外部環境的判斷，同時也設定以爭取極大化經濟利益作為與外部環境互動的行動準則。當國際環境對中漸趨寬鬆，中國必須掌握在全球化國際經貿秩序下的經濟發展機遇，對西方世界宣示中國有融入國際經貿秩序的決心與準備。奠定以中國廣袤的市場、勞動人口吸引國際投資的發展模式，來達成中國經濟發展躍升，人均收入再翻一倍的企圖。
然而，在中共結束第一個一百年，正邁向第二個一百年之際，外部情勢不只錯綜複雜，且進入「加速演變期」與「動盪變革期」。北京對外部情勢的判斷顯然歷經一段演變的階段，早已不僅中美摩擦所致一連串「錯綜複雜的風險」而已，而是點出自1990年代以來，以美國單極霸權為基礎所建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正在出現轉變。一方面美國領導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能力深受挑戰；另一方面，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本身面臨貧富不均、民主國家治理失能與合法性危機等種種問題，未來國際新秩序的前景至今未明。但中國崛起於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下的經貿雙邊主義與自由貿易體制，以開發中國家之名獲得自由貿易體制所帶來的各項政策優惠。目前中國處於「全球化逆流」，既有的經濟發展模式首當其衝，故中共高層宣示未來將「著力辦自己的事」，提出「三個新」—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與新發展格局作為十四五規劃與2035年遠景目標的核心，此乃中共未來至2035年的因應之道。[3]
中共著力「辦好自己的事」將強化國家介入經濟事務的意識形態基礎
在鄧小平手上解決中共黨內「姓資還是姓社」意識形態問題與確立市場經濟的地位後，江澤民則進一步主導放鬆國家對經濟生產介入的政策，謀取降低加入WTO的障礙，此舉無疑也替非公有經濟部門創造發展的空間。最具代表性的政策宣示便是，由江澤民首次主導通過的九五計畫和2010年遠景目標，引領非公有經濟部門持續擴張。
非公有經濟部門經過1990年代發展後，成為吸納勞動人口的主力，產值佔中國GDP的比例也大幅提升，中共預期若加入WTO後，非公有經濟部門將進一步擴大。為再次解決中共可能陷入的意識形態與社會發展現實相互矛盾的困境，江澤民於2000年2月下旬提出「三個代表」，扭轉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理論，將原本中共只代表工農階級的利益擴大為代表社會先進生產力，並於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時寫入黨章。[4]「三個代表」揭示，中共為擴大中共執政的群眾基礎，轉以生產力為標準，吸納非公有經濟部門中的先進生產力及其背後所代表的新興利益與需求。
今年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第二次願景規劃（2035年遠景目標），設定未來15年內中國經濟發展的路線。此舉一如江澤民欲掌握在90年代國際情勢下中國出現的機遇，中共以習近平為首的第五代領導人顯然再次調整對外部情勢的判斷，並據此調整國家的經濟發展路線。在江、胡兩代領導人的發展下，中國善用自由化的經貿體制，成為全球產業分工的一環，不僅創造出大量代表「社會先進生產力」的非公有部門，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外部連動性不斷上升。然而，習近平認為，正因如此中國創造出了自己的「軟肋」，一旦外國勢力有意打擊，中國則無所遁逃。習近平於今年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已清楚表明，未來中國經濟政策將首重自力更生、「辦好自己的事」，從中不斷擴大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依賴程度，藉此強化中國震懾他國的能力。[5]未來習近平在完善「新型舉國體制」下，中國一方面採取國力收縮的政策，將生產要素優先配置於國內；另一方面則提升國家介入社會經濟活動的程度，強化國家監管市場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上一次江澤民因應國家經濟路線調整，修正了一次中共的意識形態理論，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提出「三個新」，其中便有新發展理念的提法。眼下中共有很大的機率須因應經濟路線轉變，而重塑國家介入經濟事務在意識形態理論上的基礎。據10月30日韓文秀（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分管日常工作）的介紹，由習近平擔任起草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起草組組長，但起草組副組長除了李克強與分管經濟事務的政治局常委韓正以外，分管意識形態的王滬寧也入列。未來若循江澤民的前例，習近平也欲將意識形態理論路線調整的部分入《黨章》，王滬寧將在擘劃意識形態理論上扮演關鍵角色。
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中共第二個百年開局的關鍵
十九屆五中全會落幕隔天（10月30日）召開了首場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舉行的新聞發布會，由王曉暉、江金權、韓文秀、寧吉喆與王志剛等5人出席。[6]會上，江金權首度以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身分亮相，將綜理中共未來政策具體的規劃、協調各政策目標、起草重要的黨內政治文件等業務。[7]江金權於新聞發布會上直指，「十四五時期乃至於更長時期」已不只須發揮黨的核心領導作用，而是黨須進一步集中統一領導才是國家發展的保證。中共已著手調整下一階段的經濟路線，若未來也進入「深水區」部署重修意識形態理論的工程，強化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權將是使各級黨政幹部偕同調整的保險絲。江金權未來的重點業務應是思索下一步該如何再持續在制度上持續深化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權。
十四五規劃正值中共邁向第二個百年的起步，相較於1995年中共的躊躇滿志，現今卻遭遇險峻的國內外情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看似圓滿收官，中國的經濟發展卻問題重重，預料如何危中轉機，將是未來中南海政策謀劃的聚焦之處。
中共對外部情勢判斷的演變並提出「三個新」作為解決方案
1995年中共通過九五計畫和2010年遠景目標，時值因天安門事件，國際對中國施加的壓力趨緩及中國準備再次積極爭取加入WTO之際。彼時，中共藉九五計畫和2010年遠景目標揭示當時中共高層對外部環境的判斷，同時也設定以爭取極大化經濟利益作為與外部環境互動的行動準則。當國際環境對中漸趨寬鬆，中國必須掌握在全球化國際經貿秩序下的經濟發展機遇，對西方世界宣示中國有融入國際經貿秩序的決心與準備。奠定以中國廣袤的市場、勞動人口吸引國際投資的發展模式，來達成中國經濟發展躍升，人均收入再翻一倍的企圖。
然而，在中共結束第一個一百年，正邁向第二個一百年之際，外部情勢不只錯綜複雜，且進入「加速演變期」與「動盪變革期」。北京對外部情勢的判斷顯然歷經一段演變的階段，早已不僅中美摩擦所致一連串「錯綜複雜的風險」而已，而是點出自1990年代以來，以美國單極霸權為基礎所建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正在出現轉變。一方面美國領導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能力深受挑戰；另一方面，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本身面臨貧富不均、民主國家治理失能與合法性危機等種種問題，未來國際新秩序的前景至今未明。但中國崛起於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下的經貿雙邊主義與自由貿易體制，以開發中國家之名獲得自由貿易體制所帶來的各項政策優惠。目前中國處於「全球化逆流」，既有的經濟發展模式首當其衝，故中共高層宣示未來將「著力辦自己的事」，提出「三個新」—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與新發展格局作為十四五規劃與2035年遠景目標的核心，此乃中共未來至2035年的因應之道。[3]
中共著力「辦好自己的事」將強化國家介入經濟事務的意識形態基礎
在鄧小平手上解決中共黨內「姓資還是姓社」意識形態問題與確立市場經濟的地位後，江澤民則進一步主導放鬆國家對經濟生產介入的政策，謀取降低加入WTO的障礙，此舉無疑也替非公有經濟部門創造發展的空間。最具代表性的政策宣示便是，由江澤民首次主導通過的九五計畫和2010年遠景目標，引領非公有經濟部門持續擴張。
非公有經濟部門經過1990年代發展後，成為吸納勞動人口的主力，產值佔中國GDP的比例也大幅提升，中共預期若加入WTO後，非公有經濟部門將進一步擴大。為再次解決中共可能陷入的意識形態與社會發展現實相互矛盾的困境，江澤民於2000年2月下旬提出「三個代表」，扭轉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理論，將原本中共只代表工農階級的利益擴大為代表社會先進生產力，並於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時寫入黨章。[4]「三個代表」揭示，中共為擴大中共執政的群眾基礎，轉以生產力為標準，吸納非公有經濟部門中的先進生產力及其背後所代表的新興利益與需求。
今年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第二次願景規劃（2035年遠景目標），設定未來15年內中國經濟發展的路線。此舉一如江澤民欲掌握在90年代國際情勢下中國出現的機遇，中共以習近平為首的第五代領導人顯然再次調整對外部情勢的判斷，並據此調整國家的經濟發展路線。在江、胡兩代領導人的發展下，中國善用自由化的經貿體制，成為全球產業分工的一環，不僅創造出大量代表「社會先進生產力」的非公有部門，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外部連動性不斷上升。然而，習近平認為，正因如此中國創造出了自己的「軟肋」，一旦外國勢力有意打擊，中國則無所遁逃。習近平於今年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已清楚表明，未來中國經濟政策將首重自力更生、「辦好自己的事」，從中不斷擴大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依賴程度，藉此強化中國震懾他國的能力。[5]未來習近平在完善「新型舉國體制」下，中國一方面採取國力收縮的政策，將生產要素優先配置於國內；另一方面則提升國家介入社會經濟活動的程度，強化國家監管市場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上一次江澤民因應國家經濟路線調整，修正了一次中共的意識形態理論，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提出「三個新」，其中便有新發展理念的提法。眼下中共有很大的機率須因應經濟路線轉變，而重塑國家介入經濟事務在意識形態理論上的基礎。據10月30日韓文秀（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分管日常工作）的介紹，由習近平擔任起草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起草組組長，但起草組副組長除了李克強與分管經濟事務的政治局常委韓正以外，分管意識形態的王滬寧也入列。未來若循江澤民的前例，習近平也欲將意識形態理論路線調整的部分入《黨章》，王滬寧將在擘劃意識形態理論上扮演關鍵角色。
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中共第二個百年開局的關鍵
十九屆五中全會落幕隔天（10月30日）召開了首場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舉行的新聞發布會，由王曉暉、江金權、韓文秀、寧吉喆與王志剛等5人出席。[6]會上，江金權首度以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身分亮相，將綜理中共未來政策具體的規劃、協調各政策目標、起草重要的黨內政治文件等業務。[7]江金權於新聞發布會上直指，「十四五時期乃至於更長時期」已不只須發揮黨的核心領導作用，而是黨須進一步集中統一領導才是國家發展的保證。中共已著手調整下一階段的經濟路線，若未來也進入「深水區」部署重修意識形態理論的工程，強化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權將是使各級黨政幹部偕同調整的保險絲。江金權未來的重點業務應是思索下一步該如何再持續在制度上持續深化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權。
十四五規劃正值中共邁向第二個百年的起步，相較於1995年中共的躊躇滿志，現今卻遭遇險峻的國內外情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看似圓滿收官，中國的經濟發展卻問題重重，預料如何危中轉機，將是未來中南海政策謀劃的聚焦之處。
[1]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新華網》，2020年10月29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0-10/29/c_1126674147.htm。
[2]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新華網》，2020年11月3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0-11/03/c_1126693575.htm。習近平針對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說明：〈習近平：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說明〉，《新華網》，2020年11月3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11/03/c_1126693341.htm。
[3] 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與習近平針對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說明，新發展理念意指，辦好自己的事，追求經濟高質量與高效益的發展；新發展階段則是指，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新發展格局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4] 「三個代表」，意指中共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5] 關於習近平今年4月10日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詳見：習近平，〈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求是》，2020年10月31日，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10/31/c_1126680390.htm。
[6] 王曉暉（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分管日常工作）、江金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韓文秀（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分管日常工作）、寧吉喆（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統計局局長）與王志剛（科技部部長）。
[7] 原兼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滬寧（2002年至2020年），其分管業務再次調整，將負責規劃、協調具體政策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職交棒給江金權，但並不影響他身為政治局常委中分管意識形態的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