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擬立法遏止私刑之觀察
2018.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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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新聞重點
2018年7月13日，印度工程師Mohammed Azam Usmansab因被懷疑為兒童綁架者而受到近200名憤怒的當地群眾攻擊致死，同行的3名友人則受重傷。此事件發生前的近幾週，因兒童綁架與器官摘除等謠言而起的群眾暴力事件已奪走20多條人命，且與社群媒體WhatsApp的使用高度相關。印度最高法院乃於7月17日敦促該國國會通過立法，將私刑列為單獨的罪名，並列出若干預防、補救與懲罰性措施，以遏止近期層出不窮的群眾暴力（mobocracy）與私刑（lynching）事件。7月20日印度國會下議院針對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及其「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舉行不信任投票，反對黨的論據即包含私刑與性侵等暴力事件的不斷發生。該次投票結果因印度人民黨享有過半優勢而未通過。
貳、安全意涵
一、群眾暴力逐漸構成印度的政治問題
印度的群眾暴力與私刑問題除了涉及與犯罪相關的假消息或煽動性言論，也牽涉印度教徒對穆斯林的暴力行為甚至殺害。根據統計，在2010至2017年間60件與牛有關的事件中，84%的受害者為穆斯林，而97%的案件係發生於2014年莫迪及其「印度人民黨」執政之後。在這些事件中，以「聖牛保護者」（cow vigilantes）自詡的印度教徒以各種名義對肉食的穆斯林發動私刑甚至致死。雖然莫迪因改革與刺激經濟發展而享有高人氣，但對於以宗教為名的私刑則著墨甚少。這使得「聖牛保護者」不僅未獲阻止，反而變成一種榮譽的象徵，相關私刑影片的流傳更造成大眾對私刑的「無感」以及穆斯林的恐懼，也使社群間的關係倒退。私刑將自命的正義置於國家制度之上，既影響人們對建制的信任，也使印度民主政治有向暴民政治沈淪的可能。
二、群眾暴力凸顯資通訊科技不當使用的後果
印度私刑事件頻傳，與社群媒體的普及有關。據統計，印度約有2億人使用WhatsApp，這也使假消息、煽動性言論與仇恨主張得以快速流通。這些事件也使WhatsApp推出清楚標示轉貼的訊息之新功能，並於2018年7月10日在印度主要的英文與印度文報紙刊登全版廣告，提醒人們對抗假資訊的10個要訣。該公司亦規劃將上開廣告翻譯為其他地方性語言，刊登在其他9個省份的當地報紙。
當前社群媒體的不當使用似乎僅限於印度局部地區。惟此類通訊軟體的進步與普及，可能在極端情況下被外部敵人用以操弄社會內部的不安與對立，成為資訊戰或混合威脅（hybrid threats）的一環。
參、趨勢研判
一、私刑戕害南亞與東南亞脆弱的民主政治
私刑或自我任命的正義使者（vigilantism）現象並非印度獨有。2018年5月，非政府組織「東協人權事務議員組織」（ASEAN Parliamentarians for Human Rights, APHR）警告印尼的民主體制正面臨「日益升高的偏狹浪潮」之威脅。印尼1965年通過之褻瀆法（blasphemy law）使被指為背離官方承認之六大宗教教義的團體或個人，可被羅織入罪；過去兩年亦有越來越多的事件顯示，印尼地方警察與伊斯蘭武裝份子共謀逮捕男女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與跨性別者（LGBT）或侵犯其私領域。菲律賓總統杜特蒂自2016年6月上任後，甚至提出聘僱失業者獵殺犯罪嫌疑人（如毒品成癮者）的構想，並曾數度公開鼓勵殺害毒品成癮者與藥頭的作為。這些行為出自對異己的排斥，從而否定異己或「他者」受到民主程序保障的權利，甚至有和國家暴力結合的趨勢，衝擊民主政治賴以維繫的信任與法治基礎。我國推動新南向政策，民間的經貿與社會往來日益頻繁，亦宜注意南亞與東南亞的社會脈動。
二、公私協力對抗煽動性與不實言論是較可行之治標之道
私刑的普及反映一個社會的深層問題。印度的群眾暴力部分反映該社會在宗教、種姓與部落的不平等關係，以及由此而來，對差異的低容忍度。此外，法律的因素如印度在中央與地方的法制不一以及印尼的《褻瀆法》，亦助長私刑的發生。在此脈絡下，私刑結合科技發展（網路與社群媒體）與資訊（假新聞與煽動性言論），更成為難以根治的問題。印度最高法院要求國會立法之舉，即被部分人士指為疊床架屋，無法根本解決問題；若干印度NGO則致力於澄清假消息，是可收部分效果的治標之道。
台灣發生私刑的案例不多，但由自命的正義使者觀之，則「肉搜」、「鄉民的正義」、乃至網路霸凌事件層出不窮，對當事人的權益傷害至鉅，亦衝擊整體社會秩序帶來挑戰。透過公、私部門合作，營造使正確資訊能快速流通的環境，似是目前可得之最佳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