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9日，參與今年7月佳士科技工人維權運動（下稱佳士工運）的北京大學畢業生張聖業，在北大校園遭警方強制帶走，引起各界關注。事件傳出後，北京大學保安部11月11日發出內部公告，稱此次事件是「公安機構依法抓捕涉嫌犯罪的校外人員，不涉及在校師生員工」，間接證實了抓捕事件。北京大學校方並在11月14日警告全體學生不要參與支持最近的勞工權利活動，強調如果學生挑戰法律將為此承擔責任。此次抓捕事件除了在北京之外，也在深圳、廣州、上海、武漢四地，強行逮捕了至少12名佳士工運維權人士。[1]

一、中國左派「社會運動家」的出現

佳士工運凸出了一群新世代的左派「社會運動家」的出現，其特點為年紀輕、高學歷、家境小康、具理想性、都在習近平主政時期啟蒙左派思想。佳士工運為2018年7月佳士科技深圳工廠的工人自行組成工會遭資方打壓後抗爭維權，隨即吸引各地大學生到場高舉毛語錄，唱紅歌聲援受打壓工人。這些年輕人的左派思想啟蒙於2012習近平上台後。如此次被捕的張聖業，2014年考上北京大學藥學系，父親在水電站工作，母親為幼兒園教師，皆是國家雇員，考上北大時還受地方政府大幅報導。[2] 張自述念大學時對校園工人低薪感到不滿，讀了馬克思受啟發要「為人類犧牲」。另如佳士工運領袖之一的北大學生岳昕，出身公務員家庭，2012年開始關心工農問題，赴印尼大學交換學生時目睹階級剝削嚴重，決定為弱勢發聲。[3]她也在北大參與了#MeToo「沈陽事件」，[4] 曾上書習近平投訴，談到她是受習近平反腐和年輕時在下鄉經歷的鼓舞。同樣地，另位工運領袖沈夢雨為中山大學統計系碩士，父母皆為大學教師。2013年參與北大農民工現狀講座後開始更主動學習馬克斯主義，2015年碩士畢業後進入廣州汽車配件廠當工人，聽聞佳士工運而前往聲援成工運代表。[5] 此次佳士工運已浮現至少數十位此類左派「社會運動家」，來自各地，扛著紅旗反紅旗，實為不可忽視的社會變革力量。而中國目前年輕世代有多少這些人，人數是否成長中，都對中國政權未來的走向影響甚深，值得密切關注。

二、中國政府面臨「唱左打左」的維穩弔詭

佳士工運與此次北京大學抓捕事件凸顯中國擁護馬克思主義又打擊工運的維穩弔詭。一方面，中國共產黨要求學校教授馬列主義、毛思想等課程，政治也唯工人階級是瞻。但另一方面，卻又持續鎮壓工人維權抗爭，儼然形成維穩弔詭。過去工人抗爭多為一盤散沙，鮮少具組織性，受鎮壓即鳥獸散。而維權分子也大多較隱諱，較少介入集體行動。佳士工運則不同，有一群具思想傳播以及組織能力的左派「社會運動家」參與，讓鬆散工人抗爭升級為有組織社會運動。而習近平上台後，極力提倡馬克思主義，其在2018年5月馬克思200年誕辰周年大會上稱「推動馬克思主義不斷發展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神聖職責」，訪問北大時表示北大一定要「姓馬」。在此狀況下，如何「唱左」又「打左」將成中國共產黨今後理論難題。

三、中國以國安維穩機制管控北京大學校園

北大校園抓捕事件，透露近期中國政府不滿北京大學校園維穩成效，因此強勢將國安維穩機制伸入大學校園。2018年10月23日，中國教育部發布北京大學高層人士任命，校長林建華卸任，改由黨委書記郝平接任，黨委書記則由公檢法體系的山西省高院院長邱水平接任。此任命顯示兩點，首先郝平從黨委書記「降任」校長，顯示高層對其「政績」不滿；再者邱水平曾擔任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黨委書記，指派其管理北京大學，顯示高層擬採國安管理機制管控北大校園。[6] 此人事任命加上10月成立的兩個機構「北大委員會巡查辦公室」及「北大內部控制管理辦公室」，意在嚴加管控北京大學校園學術言論自由。

一、短期左派工運將在校園內被消音

此次中國政府罕見地指示公安進入校園逮捕抗爭學生，動用國安機器公開在校園進行維穩抓捕。有此先例後，研判中國將會依北大模式，陸續在各大學進行人事調整與設立內部控制管理辦公室，並結合公安警察，掌握與控制各個大學教師與學生之言論與行為，持續強制性逮捕無法透過說服、拉攏方式來「消音」的大學師生。短期內大學生領導的工人運動將被壓制，禁止相關訊息流通。

二、長期中國將面臨更多知識份子帶領的左派工運

長期來看，中國將難以避免更多左派知識分子領導工運。首先，中國高等教育持續擴張，根據中國教育部資料，2017年中國有2,913所高等學校，大學生有3,297.7萬，其中普通生共2,753.6萬人，比2016年增加57.7萬人，增長率2.1%，加上中國政府持續唱左，提供了左派知識分子潛在來源；另方面，隨著中國經濟成長趨緩，失業率逐漸升高，勞資紛爭必層出不窮。回顧1989年天安門事件即因改革後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加上大學知識青年帶領抗爭浪潮，終致大規模社會運動。此次佳士工運雖遭中國優勢警力鎮壓，然長期來看，若高等教育擴張與經濟成長趨緩兩者趨勢持續下去，將來中國政府將面臨更多學生與工人結合的工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