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採購新防空飛彈之分析
2018.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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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新聞重點
印度國防部為增強防空戰力，決定投資10億美元以軍購方式向美國採購「國家先進地對空飛彈」（National Advanced Surface-to-Air Missile System-II, NASAMS- 2），[1] 其目的為替代印度舊型的俄製 SA-3中短程防空系統。此軍購案於2018年9月美印即將舉行「2+2會議」（國防、外交首長）之前宣布，被視為美印強化雙邊防衛合作與戰略夥伴的重要指標。 [2]
貳、安全意涵
一、技術的戰略價值
NASAM-2中程機動防空飛彈為美國雷神公司（Raytheon）與挪威康斯堡航太（Kongsberg）合作發展之先進防空系統，以美製AIM-120飛彈為基礎，結合挪威先進的網路中心（Network-centric）防空戰管系統，可有效反制直升機、無人機、巡弋飛彈等低空目標，且具備機動能力，可快速展開接戰、轉移陣地，可提高戰場存活率。整體性能高於俄製同級防空飛彈。在印度空軍妥善率欠佳，亟需大幅更換作戰機隊的同時，可有效彌補戰力空隙。
二、美國將印度視同北約盟國
2018年7月30日，美國商務部宣布給予印度等同北約盟國的貿易夥伴（Trading partner on par with its NATO allies），並放寬高科技產品出口限制。主要考量為地緣政治，印度洋是21世紀海權體系關鍵區域，連接太平洋與印度洋，更連接經濟高速成長的東南亞與非洲新興市場，也是中國開闢西南出海口的關鍵水域。此為美國印太戰略平衡中國、開拓新市場的重要利益，印度自為美國的核心戰略夥伴。而印度也希望建構強大軍事力量，防備中國海上力量並深化對印度洋的控制，並發展「印度製造」的經濟政策，以穩固區域大國地位。美國與印度具有安全與經濟的共同利益，將印度視同北約盟國。
三、美俄軍售競爭
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公布2018年世界軍售資料顯示，印度是世界上最大武器進口國，武器裝備62％來自俄國，依印度媒體報導2017年交易額度達40億美元。美國則積極加入競爭，互有斬獲。以防空飛彈而言，印度長程防空飛彈選擇俄製S-400，中程防空飛彈則選擇美製NAMSAMS系統。同時，印度也購入美製AH-64E阿帕契攻擊直升機、CH-47F重型直升機、P-81Ｉ海神反潛巡邏機，及C-17運輸機，同時購入日本的US-2水上機等。最關鍵的印度空軍主力戰機更換，印度放棄與俄國合作研發第五代戰機，美製F-16、F-18戰機製造商趁隙而入，並提出優渥的合作生產條件以符合「印度製造」政策，印度國防部最終將由兩美製機型擇一採購。
參、趨勢研判
一、印度軍備整合困難
印度軍備早期多由俄國提供，後續則逐次購入歐洲、以色列裝備，系統整合常出現相容性問題，且後勤支援龐雜，俄國原廠組件不佳等導致妥善率及作戰效益低落。 近年更導入美製武器，企圖平衡對俄國的軍備依賴，但轉型期恐將使後勤支援成為更大負擔。同時，由於難以同步轉換，也將造成外交與安全困擾。例如，採購俄製S-400防空飛彈、美製NASAMS中程防空飛彈、以及美製戰機，由於系統介面不同，在整體防空系統的整合將難以達到戰場資訊化的效益。同時也將使原製造國擔憂電子參數外流，因此將系統性能設限，或禁售部分軍備。例如土耳其原屬美國軍備市場，土國拒採購愛國者系統轉向俄國 S-400，美國則停售其F-35A。印度原屬俄國軍備市場，美國軍售政策就較為包容，以利擴大影響。
二、我國陸劍2型極具潛力
我國飛彈工業具有極佳基礎，「陸劍2」中程防空飛彈為「天劍2」飛彈家族的陸基版，與美製NAMSAMS 屬同級產品，且海基版的「海劍2」即將裝備海軍，具有極佳發展潛力與戰略價值。一方面為屬技術成熟產品，稍加改良即可快速生產部署，同時陸軍漸次除役的CM-21甲車，稍加改造即能成為陸劍2的飛彈發射車，使該型飛彈具備快速的機動能力。此一中程防空飛彈將可有效抵消中共的空中威脅，提供要地與野戰部隊防空能力，確保局部制空權的掌握。同時，飛彈生產與戰甲車改裝也能挹注國防工業，產生經濟效益。進一步言，防空飛彈屬防衛武器，對台美工業合作屬低敏感項目，又為各友邦國家亟需的防衛裝備，具有軍事合作與外交的雙重價值。
[1]此一系統目前有美、挪威、荷蘭、芬蘭、西班牙、智利六國採用，屬非北約成員國亦可採購之裝備。
[2]依照媒體報導，此案為 gov. to gov. 模式，依照美國「軍火出口法案」（Arms Export Control Act）規定反推，應屬於軍售（FMS）模式。亦即是印度政府主動提出需求書（Letter of Request, LOR）
[3]Union Government（Defence Services）Navy and Coast Guard, Report of the Comptroller and Auditor General of India（New Delhi: Union Government, 2016）, p.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