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 月 31 日，北京市委常委會召開議軍會。會議重申貫徹習近平的強軍思想，並研究該市的國防後備力量建設。其中，「摸清全市資源底數，加強需求對接，強化協同創新，促進成果雙向轉化應用，推動軍民融合向更深層次發展」等云云，係屬中國國防動員體系下的國民經濟動員，亦即透過平時對國民經濟相關部門的發展與掌控，在戰時得以將重要的技術與產品投入，並不使匱乏。國民經濟動員因此在概念上涉及專業隊伍（人才）、物資儲備、軍民兩用技術與產品、以及潛力調查等項目。在實踐上，中國國防部官網揭露的訊息顯示，近三年（2017-2019）以來中國的經濟動員明顯向「軍民融合」和「精準扶貧」方向發展，特別是2019年1月以來的報導幾乎都以扶貧或脫貧為題，例如8月1日轉載《解放軍報》的新聞，敘述新疆阿瓦提縣的人民武裝部透過畜牧業與養殖業協助當地村民脫貧。中國的經濟動員因此亦帶有發展地方經濟之特色。 [1]

一、國民經濟動員反映「國家–企業」關係的重組

根據1997年3月通過並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第45條，中國在和平時期的動員準備，包括人民武裝動員、國民經濟動員、人民防空、國防交通等方面，惟在實踐上另可見訊息動員、裝備動員、與政治動員等項目。在動員的體系上，則根據2010年2月公布、7月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動員法》第二章（第9-12條），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為決策機構，國家主席依其決定發布動員令；在運作上則以國務院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共同領導，其下之國家國防動員委員會負責組織、指導與協調之業務，而軍區與縣級以上地方政府則在各自職責範圍內執行。此一體系既涉及「由上到下」的指揮體系，也仰賴軍地之間的協調合作。在這架構下，國民經濟動員因涉及社會經濟部門，其運作更加複雜。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朝向市場經濟發展，為傳統的經濟動員帶來挑戰。冷戰期間，中國經濟動員的目的是應戰或備戰，而在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體制下，國營企業和軍辦企業不負責自身盈虧，在受命生產和儲備國防動員所需物資時，往往形成人力、物力與財力的浪費。中國走向市場經濟之後，則民間企業因為戰略物資常不具市場獲利性，配合的意願不高。由於單方面訴諸行政管理手段的成效不彰，中國乃須講求運用法律、經濟與行政的調控方式。當前中國的國民經濟動員強調潛力調查，亦即掌握重點地區、行業和產品技術的需求與供給；體現於前揭北京市的軍議會重點，則是所謂「摸清全市資源底數，加強需求對接」。其次，中國亦需透過經濟誘因引導企業與事業單位配合，以達成諸如「強化協同創新，促進成果雙向轉化應用，推動軍民融合」之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動員法》第24、34、與41條，即就參與國防動員的企業與事業單位提出補貼、其他政策優惠、與補償等措施。 [2]

二、中國邊境與偏遠地區將精準扶貧納入經濟動員的範疇

2013年10月，習近平提出「精準扶貧」的概念；2015年，習近平把軍民融合發展提升至中國國家戰略。然而，解放軍在扶貧或脫貧的角色，似乎未有清楚的界定。舉例而言，2016年7月21日中國國務院與中央軍委印發《關於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的意見》，其中雖提到要將「國防和軍隊建設融入經濟社會發展體系，把經濟布局調整同國防布局完善有機結合起來」，但未有與扶貧相關的字眼。習近平在2017年10月18日的十九大報告中，雖提出包含「軍民融合發展戰略」在內的多項戰略，並宣示要「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但軍民融合與扶貧之間並未有直接的關聯；扶貧主要仍是黨與政（而非軍）的責任。

就此而言，中國近三年來逐漸在經濟動員方面強調扶貧，似是一個凸出的現象。這固然可能僅是中國以黨領軍與以黨領政的自然延伸，亦即「精準扶貧」是習近平的施政重點之一，中國也將「軍地合作」列為軍民融合的重要項目，凡此皆提供黨政軍機構紛起效尤的誘因。惟這或許是幾項原因交互運作的結果。首先，就組織層面而言，由於現代戰爭所需的技術與物資並非是每個地區都能提供，「精準扶貧」乃成為部分地區在經濟動員上可有之業務。其次，就政治層面來說，需要扶貧者每多是邊境或偏遠地區，地方軍區協助其發展經濟，具有維持社會秩序與穩定的效果，對於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而言更是如此。第三，就宣傳或媒體效果而言，中國國防部標舉經濟動員在扶貧方面的成就，亦可增加其正當性與受認同的程度。最後，這些作為牽涉中國國家的能力，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動員法》的制定與相關動員體系的構築或改革，軍區與地方政府對社會的了解與掌握也隨之增強，具備主導地區經濟發展的知識、資源與能力。

一、中國國民經濟動員將結合資訊數位科技

國民經濟動員涉及國家對民間企業與事業單位的掌控能力。這一方面表現在法律規範的設計，使國家有權要求企業與事業單位的配合並予課責，另一方面也表現在國家本身的管理能力。針對後者，論者指出，美國在1990-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結束後，需動用4萬個貨櫃才能將剩餘的裝備物資運回國內，而在2003年起的伊拉克戰爭中，美國已能實現「缺什麼補什麼，缺多少補多少，哪裡缺哪裡補」的國民經濟動員，並以之為中國仿效的目標。[3] 有鑒於網路、資訊數位化、以及物聯網等技術的發展日益快速，經濟動員面臨之動員範圍廣、對象多與協調難度大等問題可望漸次解除；而相關資訊與數據的取得容易與整合程度提高，亦將有利經濟動員在和平時期的供需規劃與準備，以及在危急甚或戰爭時期的生產及調度。網路科技發展導致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與創新，也將體現在經濟動員的層面上。

二、美中競爭凸顯經濟動員體系的重要

隨著美中戰略競爭的態勢確立，論者日漸正視動員在兩強衝突中的重要性。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資深客座研究員卡尼婭（Elsa Kania）於美國國家軍事、國家和公共服務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Military, National & Public Service）的聽證會證詞以及其後出版的文章，皆警告在中國追求「科技強國」的願景下，美國相對於中國的科技優勢可能不再。一旦兩強爆發衝突，平戰轉換的反應時間可能十分有限，且美國境內的關鍵基礎設施可能受到中國的破壞而影響其指、管、通、資、情、監、偵（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s, Computers,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C4ISR）系統；在台海爆發衝突的情境中，地理距離的因素更將凸顯動員的重要性。卡尼婭主張，面對中國的全民國防動員（whole of nation mobilization）體系，美國應思考採取「競爭性的動員」（competitive mobilization），亦即革新或恢復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動員方式。就經濟動員來說，其認為美國當前缺乏如中國國防動員委員會的組織以動員其工業與技術部門，而可能導致美國無法配合軍方的速度和規模籌備所需戰略物資。在機制的改革之外，美國亦應著墨公私協力（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與國家安全相關的科技創新、以及人工智慧的應用等方面的發展。 [4]

由於關於中國（經濟）動員體系的運作與成效之公開資料不多，此類分析僅能仰賴官方文獻並著眼於其體制的設計，對中國動員能力的評估或有誇大之虞。從部分可得之資料來看，中國在推動軍民融合的立法上，面臨既有法律法規落伍、軍工集團壟斷而無法適應市場經濟、軍地本位主義與權責不清、與人才不足等問題。 由此推論，中國的經濟動員體系或不如外界所想般成功。惟（經濟）動員在未來戰爭的重要性將日漸提高，當是合理的推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