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不對稱戰」及兵力投資之評估
20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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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新聞重點
我國對美採購F-16戰機、M1戰車等主戰兵力,其投資效益受到部分質疑,兵力投資與「不對稱戰」(asymmetric warfare)的關係在後文另行說明。可先作為對照的另一訊息,則是美軍近期於台海周邊區域的活動,其中B-52H轟炸機於2020年3月26日以雙機編組抵近中國東海, [1] 同日美國《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也登載「B-52轟炸機能否於台海布雷阻止中國入侵」一文, 並引用美國空軍兵器學校(Air Force’s Weapons School)57轟炸聯隊長諾沃尼(Robert Novotny)准將的圖片顯示 B-52H 滿載空投水雷(aerial sea mine)進行測試。[2] 此一訊息頗具意義,由於美軍在戰史上有多次空投布雷作戰的成功戰例,因此也涉及美軍執行「不對稱戰」的概念。特別是除了 B-52H外,美國海軍也重啟類似的空投/射水雷的測試,且包括F-18、P-3系列等各式軍機皆有投擲能力,類似正規兵力、非正規兵力投資之議題,值得評估參考。

圖、B-52H搭載空投型水雷配置情形
資料來源:57 Wing Commander
貳、安全意涵
「不對稱戰」並非現代新鮮名詞,戰爭史中以少勝多、以弱擊強的戰例所在多有,自冷兵器時代乃至今日的後資訊時代(post-information age),歷經第一波文明至第四波文明的戰爭,都有不同的「不對稱戰」與兵力、武器的組合,因此在國防資源的投資上具有戰略性意義。
一、「不對稱戰」的核心是戰略指導
台灣無論是「防衛固守、重層嚇阻」的戰略、或「總體防衛」構想,其基本精神是防衛戰力的最佳化,而非偏重正規兵力(或稱基本兵力)、非正規兵力(或稱不對稱兵力)。由於台灣屬於戰略守勢,因此前述戰略的名稱雖有所不同,但基本架構則接近「韌性防禦」(elastic defense)的特色,[3] 也就是利用各種兵火力構成防衛空間,以彌補地理空間的不足,並逐次遲滯、消滅入侵的敵軍,此可說是「濱海決勝、灘岸殲敵」的真正意涵。易言之,戰略指導才是「不對稱戰」的核心,正規兵力與非正規兵力則是戰術組合的手段。如同前言所提美軍預劃的水雷布設,仍須仰賴正規兵力的投放。在實際軍事史中,追求軍備投資的最佳化以達到「軍力質、量平衡」(balance between military quantity and quality),一直是各國建軍的挑戰,也考驗決策菁英的智慧。
二、國軍主戰兵力投資仍不足
由資源管理角度切入,持平來說台灣主戰兵力的投資仍顯不足,此與一般人士所認知的大異其趣。受制於外交環境,台灣陸、海、空軍主戰兵力自1990年代開始陸續導入M-60戰車、 F-16A/B、幻象2000戰機,而海軍導入成功級(Perry class)、康定級(La Fayette class)巡防艦後,主戰兵力的整建便缺乏進展。以軍購主要來源的美台軍購案觀察,自2000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20年間,美台之間共計29項軍售案,總額計441.2億美元。[4] 其中,主戰裝備計有愛國者系列飛彈、黑鷹直升機(UH-60M)、阿帕契攻擊直升機(AH-64)、P-3反潛機 AAV7兩棲突擊車、二艘派里艦舊艦接收,以及2019年的F-16/Block、M1A2T主戰車等10項主戰裝備採購,合計204.9億美元,其餘19項採購為零組件與精準彈藥等之軍購(參見表1)。
若以總金額441.2億美元列計,前述主戰裝備合計204.9億美元,占總金額的46.4%。必須注意的是,若不含M1戰車、F-16戰機兩項新購案,則原有的主戰裝備投資金額更只佔軍購總金額的36.4%,相較現有主戰武器的數量與壽命週期,投資明顯偏低。
表1、2000-2019年台灣主戰裝備軍購*
項次 |
年度 |
項目 |
數量 |
金額 (億美元) |
備註 |
1 |
2002 |
AAV-7A1突擊車 |
54 |
1.3 |
|
2 |
2004 |
基隆級驅逐艦 |
4 |
7.2 |
|
3 |
2007 |
P-3C反潛機 |
12 |
19.6 |
|
4 |
2008 |
愛國者3型系統 |
4 |
17.8 |
全案31億美金含330枚彈 |
5 |
2008 |
AH-64 |
30 |
25.3 |
|
6 |
2010 |
UH-60M |
60 |
31 |
|
7 |
2015 |
AAVs 兩棲突擊車 |
36 |
0.8 |
|
8 |
2015 |
派理級巡防艦 |
2 |
1.9 |
|
9 |
2019 |
M1A2T |
108 |
20 |
含支援車輛 |
10 |
2019 |
F-16C/D block70 |
66 |
80 |
含支援裝備 |
主戰裝備 採購金額 (億美元) |
204.9 |
佔全般軍售46.4% |
|||
全般軍購 金額(億美元) |
441.2 |
2000-2019 對美軍購總額 |
資料來源:美國國防合作署、美國國會。 資料說明:表列軍售項目,部分為包裹型售案,經公開資料還原裝備金額列計。
三、非正規兵力的迷思
由戰爭科技史觀察,不對稱作戰與所謂的非正規兵力的認知也應重行界定,藉由特殊武器取得戰術勝利或戰役勝利的案例較多,但贏得戰爭的案例甚少。例如日本在二戰末期除神風特攻隊的自殺機外,也發展出以火箭高速推進的「櫻花」載人炸彈、「回天」載人魚雷、「震洋」自殺小艇以對抗美軍正規艦隊。納粹德國寄予厚望的 V1巡弋飛彈、V2飛彈等不對稱武器大量投擲於英國,也無法扭轉戰局。相對的,以色列藉無人機搭配正規戰機則多次取得勝利,美軍以各類精準彈藥協同正規兵力的戰法也多次獲勝。因此隨著科技進步,現代兵力雖有更多的選擇可能,但若只偏重單一特性的非正規選項,恐怕落入「武器決定論」(weapons determinism)的迷思,使得整體戰力失衡,反不利於防衛作戰。
參、趨勢研判
一、軍備政策應加強風險溝通
國軍的許多努力與貢獻其實都未被正視。例如前文所述主戰裝備投資的分析,F-16 Block70、M-1戰車的採購,不僅有助主戰裝備的適度更新,且是對美軍事合作的提昇。但這卻被部分論者指為「無效投資」,可說失之偏頗。歐美民主國家與民眾溝通的文件指導中,都明確避免生硬的工程、技術語言,以同理心、熱情與民眾進行意見交換與溝通。例如除兵力、裝備「高低配」(high-low mixed)、各式準則技令的軍事用語外,也可適度導入企業思維與溝通方式,以獲得更多正面支持,如前述的「高低配」可藉「產品組合」(product assortment)等企業概念進行說明。又如M1戰車的議題,也可藉由其接地壓力(ground pressure)小於一般轎車的類比方式,讓民眾更容易了解其越野能力不受重量影響,以增強對民眾之溝通效益。
二、兵力整建結合國防經濟
面對新的威脅與情勢,戰備與相對應的裝備內容進行調整,將可發揮最大效果。國造武器與對外採購在建案時,可導入國防經濟(defense economics)的觀點,也就是經濟的倍增效果(multiplier),以使裝備投資的效益最大化。同時,國軍戰備任務結合防救災是極佳範例,不僅符合各國軍事發展的趨勢,其實也間接降低政府在災害救援的成本。未來可進一步參考各國戰備整備的多元化,包括模組化整合,一方面可使單位勤務負擔減到最低,同時提高戰備應變與創造經濟效益。
三、調整精準彈藥與載台投資比例
同時,我國在逐步更換主戰武器載台的同時,也可更有系統的調整精準彈藥的投資比例。就如同前文提及美軍B-52H轟炸機與各式作戰飛機開始部署相對「低價」的空投型水雷,作為不對稱手段。此外,美國陸軍也計畫在特定的砲兵單位部署反艦飛彈,以減輕艦隊的負擔及成本。換句話說,美軍雖有各類完整主戰裝備的作戰平台,但近年也基於總體的成本效益考量,搭配各式彈藥以對應快速變動的戰場威脅,並盡可能取得「軍力質、量平衡」的最佳化效益。此一兵力整建途徑也見諸於北約、以色列等先進軍事國家極力發展無人載具、精準彈藥等之軍備政策。
[1]“USAF B-52Hs MOCHA01 & 02 executed a flight to the East China Sea (near Taiwan) from Andersen AFB, Guam,” Aircraft Spots, March 26, 2020, https://twitter.com/AircraftSpots/status/1243271386124058624.
[2]David Axe, “Could B-52s Mine the Taiwan Straight to Stop a Chinese Invasi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 25, 2020,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could-b-52s-mine-taiwan-straight-stop-chinese-invasion-137082
[3]與「彈性防禦」(flexible defense)、「縱深防禦」(defense in depth)概念類似,但更強調攻防手段的靈活性。
[4]Defense Security Cooperation Agency, Major Arms Sales Archives, April 2000- December 2019, https://www.dsca.mil/major-arms-sales/archive-date?page=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