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狼外交會受國內民族主義情緒掣肘嗎？
2021.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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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新聞重點
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指示收斂戰狼式外交（wolf warrior diplomacy）。報導指出中共試圖緩和強硬外交的原因一方面是，該策略疏遠了中國與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導致中國面臨孤立局面；另一方面，官方也擔心若在外交上有過於明顯的軟化會掀起國內民族主義者的怒火，失控演變為群眾事件並衝擊政府的威信。[1] 因此調整外交策略替國內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降溫，同時增加未來中美外交談判時的政策迴旋空間。本文透過綜整近期的學術研究，對上述面向作更多分析。
貳、安全意涵
一、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日益攀升
過去學者Alastair Johnston藉由橫跨數年的民意調查指出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並未增加，並認為所謂中國民族主義抬頭是一種未經證實但卻普遍流傳的謎因（meme）。不過，近期的研究卻顯示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不僅呈現上升的趨勢，而且偏好中國對外採取強硬的（hawkish）政策立場。例如，Xiao等人針對全中國進行網路調查，發現中國民眾支持增加軍事預算。Weiss整理五個在中國執行的民調，指出中國公眾在外交政策偏好上愈趨鷹派，包括傾向增加國防預算及對外仰賴更多軍事力量。Huang的調查則發現中國民眾的態度從過去普遍認為「外國的月亮比較圓」轉變成「厲害了我的國」，傾向高估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年長者，年輕世代民眾不論在民族主義態度或外交政策偏好上都顯得更為極端。中國民眾民族主義上揚與偏好強勢對外立場的態度變化其來有自。首先是人口結構變遷（demographic shifts），特別是90後世代成長於中國政治相對穩定、經濟高速增長的年代，在他們的記憶裡中國舉辦奧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此造就其對國家民族的榮耀和信心。此外，中共鋪天蓋地的政治宣傳（propaganda）更是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的主因，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後，中共不斷擴大宣傳其制度優勢與自信，導致中國民眾的民族情緒上揚。[2]
二、官方利用民族主義情緒支撐外交行動
既然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氛圍上漲，接著要問的是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否如官方所言有不得不強硬的道理？雖然過去研究證明即便在缺乏定期選舉制度的威權中國也存在某種程度的聽眾成本（audience costs）；亦即面對國際糾紛與危機時，若領導人違背先前的主張或做出退讓，將面臨龐大的政治成本。但近期的研究顯示中共有一系列的政策工具可有效減緩民意壓力，使國內民族主義不致失控。這些政策工具包括：在說帖中重申中國熱愛和平的文化、強調戰爭的代價、以經濟制裁取代軍事行動或引入第三方如聯合國調查等，都有助於提高中國公眾對於官方危機處理的認可。再者，Weiss和Dafoe發現中國民眾贊同對外虛張聲勢（bluster）的吆喝和威脅，因此官方即使沒有任何實際作為，但說話強硬也能帶來好處；此外，一般公眾也接受官方以未來成功作為當前克制辯護的論述。[3] 綜合上述的研究，不難發現中共佔據輿論引導的主動性，可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援引民意支撐其強硬的對外立場（如中國人民絕不答應），但也可視情況調整口徑（如把握發展的歷史機遇），替外交退讓尋求適當藉口。歸根究柢，民族情緒及輿論之所以難以掣肘中國外交政策的原因和中共的政治宣傳及言論審查息息相關。
參、趨勢研判
一、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將持續上漲
如上所述，中共政權對資訊的管控是國內民族主義興起的根本原因。中共排山倒海的宣傳及無孔不入的審查，使得民眾只能接收單方片面的資訊，在缺乏不同管道資訊下，人民的思想、意見和態度被政府形塑。[4] 中共建黨百年前夕大肆宣傳共產黨黨史及其豐功偉業，向人民灌輸（indoctrinate）堅持黨的領導，秉持道路、理論、制度與文化四個自信等信念；對外方面，從習近平年初提的東升西降、平視西方等概念，到七一講話稱「絕不接受教師爺般頤指氣使的說教…誰妄想欺負中國必將碰得頭破血流」。在中共這般漫山遍野的政治宣傳下，本文研判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氛圍將持續高漲。
二、政治宣傳恐讓戰狼外交策略騎虎難下
中共的宣傳點燃國內民族主義的氣燄，處理對外關係時，選擇性引用國內民意為其戰狼外交背書。然而，伴隨中國對外關係益發緊張，態度越是強硬，官方未來迴旋的空間就愈小，未來外交退讓需付出的成本恐愈大。面對國內壓力，儘管屆時政府可運用強大的宣傳機器與資訊管控能力冷卻輿論，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不小心也有可能遭致反撲，反被質疑能力。這或許就是現階段中國戰狼式外交面臨騎虎難下的原因。在國內高漲的民族主義氛圍下，外交官展現戰狼作風反而是符合執政者短期利益的作法。
[1]習近平指示調整戰狼式外交的報導請見張佑生，〈戰狼要變可愛了？習近平最新談話透露端倪〉，《聯合新聞網》，2021年6月2日，https://reurl.cc/5rWben；中國緩和強硬外交的原因請見Keith Zhai and Chun Han Wong，〈中國希望收斂戰狼式外交，但受民族主義情緒掣肘〉，《華爾街日報》，2021年7月1日，https://reurl.cc/MA5MML。
[2]主張中國民眾民族情緒並未增加請見Alastair Ian Johnston, “Is Chinese Nationalism Rising? Evidence from Beij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1, No. 3 (January, 2017), pp. 7-43；近期認為中國公眾民族主義上升的研究請見Han Xiao, Michael Sadler, and Kai Quek, “Guns and Butter: How Chinese Citizens Respond to Military Spending,”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45 (March, 2021), pp. 248-261；Jessica Chen Weiss, “How Hawkish Is the Chinese Public? Another Look at ‘Rising Nationalism’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8, Issue. 119 (March, 2019), pp. 679-695；Haifeng Huang, “From ‘the Moon Is Rounder Abroad’ to ‘Bravo, My Country’: How China Misperceives the World,”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56 (February, 2021), pp. 112-130；新冠疫情加強中國民眾對政府的信心、對體制的支持及對美國的反感請見Lei Guang et al., “Pandemic Sees Increase in Chinese Support for Regime, Decrease in Views towards the U.S.,” June 30, 2020, https://reurl.cc/O03oK9。
[3]中國政府可利用政策工具減緩民意反撲的研究請見Kai Quek and Alastair Johnston, “Can China Back Down? Crisis De-escalation in the Shadow of Popular Opposi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2, Issue. 3 (January, 2018), pp. 7-36；Jessica Chen Weiss and Allan Dafoe, “Authoritarian Audience, Rhetoric, and Propaganda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Evidence from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3, No. 4 (December, 2019), pp. 963-973。
[4]中共除了藉由宣傳和審查來控制輿論之外，近期研究也發現進化手段；例如在社群媒體上大量散播無關緊要文章，以分散民眾關注的焦點Gary King et al.,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1, No. 3 (August, 2017), pp. 484-501；政府官方帳號在宣傳時引入商業模式、分享實用生活資訊、標題點擊誘餌(clickbait)等方式擴大宣傳的能見度，詳見Maria Repnikova and Kecheng Fang, “Authoritarian Participatory Persuasion 2.0: Netizens as Thought Work Collaborators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7, Issue. 113 (April, 2018)及Yingdan Lu and Jennifer Pan, “Capturing Clicks: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ses Clickbait to Compete for Visibilit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 38, Issue. 1-2 (July, 2020), pp. 2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