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共打擊民營企業家之意涵與發展
2021.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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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新聞重點
習近平任內，時有所聞中共打擊與老幹部、官二代來往緊密的民營企業，但去（2020）年下半年迄今，中共開始大張旗鼓地針對不同產業別的民營企業家採取一系列橫跨司法、行政監管、釋放風向球等政治行動。[1] 下文將說明中共高層看似收緊民營企業控制權背後的政治脈絡及其成因，惟有如此，方能理解中共挑選打擊對象的邏輯。
貳、安全意涵
一、北京為因應美國「區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的對華政策
川普總統（Donald Trump）任內，共和黨政府的對華政策開始出現「區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的布局，引起習近平公開批評之。[2] 美國對華政策的新論述發展於2019年上半年，最終由蓬佩奧（Michael Pompeo）於尼克森總統圖書館發表「共黨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的演說總其成。蓬佩奧直指，「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截然不同，我們（自由世界）必須與中國人民（the Chinese people）往來，並賦予（empower）他們能力」。[3]
1978年後，中共的政權型態從極權走向威權政體，相較於計畫經濟時代，中共控制社會的力道與意識型態動員的程度，隨著經濟、社會多元發展而弱化。但美國區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甚至暗示將支持中國人民的論述，一方面暴露出中共維繫政權深層的破口—如何解決社會、經濟多元發展後，共黨意識型態消融、動員與組織能力弱化的問題；另一方面，也使中共確認「和平演變中國」的企圖再起。最終，無可避免地中共將疑心人民與外來勢力「勾結」的可能性升高。
改革開放以降，民營企業扮演一股推動中國與世界接軌的力量。藉由民營企業，中國得以源源不絕地輸入外界的技術、資本、制度框架、產業標準等有形、無形的資產。然而，在美國對華政策出現新論述的情勢下，民營企業原本發揮的「連結」功能，則搖身一變成為中共的隱患。即使學界主流論述並未發現中國資產階級對中共政權造成實質挑戰的證據，反而認為他們與中共的關係千絲萬縷無法釐清，且都具備很強的政治鑲嵌性。[4] 但在此情勢下，中共仍進一步升高其對經濟菁英等掌握資源階層的防備。
中共中央於《關於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見》（2020/9），首次明確指出，民營企業主所代表的價值觀多元與多樣化利益為一個需要被解決的問題。除外界已著墨甚多的強化民營企業家思想引導外，中共也首次將「信任」納入民營企業統戰工作方針，並將「信任」置於工作方針的首位。[5] 雖然思想引導的工作仍要持續，但中共凸出民營企業家「要能為黨所信任」的重要性。在中共黨國體制下，民營企業再怎麼與中共發展出良好政商關係，始終不是黨國羽翼下的國有企業可比擬。因此，本文認為，中共區分民營企業主是否為「自己人」或「他人」的關鍵在於，民營企業家的「所作所為」是否能取得黨的信任。[6]
二、中共企圖削弱民營企業家「串聯」的能力
吾人可從層出不窮的新聞事件中觀察到中南海正在對民營企業四面出擊，其打擊的廣度橫跨不同產業別；打擊的手段也更形多元。然而，中共何以針對部分民營企業主或產業，動員橫跨司法、監管部門、宣傳口等官僚系統打擊之？其背後的政治邏輯為何？
本文認為，這其中觀察的重點有二：（一）民營企業主是否以自我利益（相對於中央）為基礎，發展一套有別於中央政治路線的價值體系；（二）攸關民營企業家「串聯」的能力，是否可能運用私人資本提供一個「串聯」的平台。一旦民營企業以私人資本為軸，連結公民社會、外部勢力、老幹部的影響力，並在這個過程中，壯大自身有別於中央的價值體系或政治路線時，恐將成為當權者無法掌握的一股威脅。因此，以國家專制力量震懾民營企業主背後的意圖，一來為截斷民營企業家對外串聯的能力，強化民營企業家對黨單向依賴的庇護關係；二來也藉此釋放出民營企業家應如何為黨所信任的訊息。下文將以不同產業別的「孫大午案」與遭監管部門連番約談的網路科技巨頭為例簡要說明之。
1. 「孫大午案」：
河北大午農牧集團創辦人孫大午於去（2020）年11月被中國公安部門帶走後，今（2021）年7月河北省高碑店市人民法院數罪併罰，共獲刑18年。[7] 「孫大午案」牽涉到的問題為民營企業家與公民運動的連結，資本家支持有別於中央政治路線的社會力量，對中共而言，不啻為政權最大的隱憂。孫大午除了白手起家的公眾形象之外，也以「敢言」廣為人知。孫作為一個中國500強企業的創辦人，並不避諱與自由派知識分子往來，且敢於支持自由派知識分子。例如：孫大午不僅於2003年公開悼念自由派知識分子李慎之，也替在2015年7月被中共逮捕的維權律師們發聲（此逮捕行動又稱「709事件」）。[8]
2. 網路科技巨頭：
中共防堵網路科技巨頭公司，如阿里巴巴、騰訊、滴滴、美團、快手等企業，除了強化國家對新興金融科技的監管之外，仍存以下兩方面的考量。第一，防堵其串聯國內外私人資本的能力。這些網路新興產業一方面茁壯於江、胡時代，得益於老幹部私人政治、資金網絡的支持；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市場潛力，在發展的過程中也獲得國外資本的挹注，如軟銀至2021年仍分別持股阿里巴巴、滴滴超過20%。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以來，阿里巴巴、騰訊、百度也紛紛赴矽谷投資。如此一來，中國網路科技企業不只得益於私人資本，自身也成為國際資本的一部分。這背後所代表的資本、政治、技術、人才等實力，若不能將之納入麾下，將削弱當權者對產業的話語權。
其次，則防堵從事新興產業的「新一代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成為多元價值觀的載體。中國網路科技巨頭所吸納的不只為中國境內一流大學的畢業生，更有為數甚多的「海歸派」。[9] 這批「新一代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所形成的社會網絡關係，雖是中國網路科技產業創新的養分，但恐獨立於黨組織控制之外。對於中共而言，此張社會網絡關係不僅掌握知識能力，又具備吸引資金的潛力，同時高度與國際新創網絡相融。一旦脫離組織部門的掌控，將源源不絕地形成各自的價值偏好，極易成為當權者的「逆鱗」，在欲推展的政策上埋下不安定的因子。
參、趨勢研判
一、國家將引導私人資本支持特定產業
2020年11月中旬，習近平赴江蘇南通考察調研時，指出「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為民營企業發展和企業家成長創造了良好條件」，期許「民營企業家富起來以後，要見賢思齊，增強家國情懷、擔當社會責任，發揮先富幫後富的作用」。[10] 顯見，中共有意識地釋放民營企業須國家「指哪便投資哪」的訊息。
今年4月，騰訊宣布推動「永續社會價值創新」，不只投入人民幣500億的經費，也將協調企業各產品、部門共同支持基礎科學、教育創新、振興鄉村、碳中和、養老科技、公益數位化等領域。[11] 無獨有偶，騰訊與廣汽集團於上海車展媒體日當天（2021/4/19）也連袂宣布提升戰略合作層級。雙方合作範圍從建立貫穿生產製造–銷售–管理的資料平臺，乃至於加速升級網路叫車服務平臺的生態化、科技化。[12] 以騰訊公開的資訊為例，可知此投資布局吻合《十四五規劃與2035遠景目標》中的兩大政策支柱：第一，發展實體經濟與推動先進製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第二，改變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的經濟發展模式，下一階段將追求縮小民生福祉差距的「高質量發展」。
然而，除了忌憚於中共的專制權力以外，為何民營企業仍將對國家產業政策亦步亦趨地跟隨？第一，按此新情勢，民營企業除了在思想路線上需與中央保持一致之外，更重要地是，其所作所為需能博取黨的信任，以保企業經營長治久安。因此，可預期地是，「有需要展現忠誠」的大型民營企業集團未來的投資標的將包含《十四五規劃與2035遠景目標》中所指出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農村振興。第二，在經濟轉型的過程裡，中共仍處於分配國家政治權力與支配國家資本的制高點，民營企業主為追求利益極大化，會發展出尋求政治庇護的動機。[13] 中共利用此動機，在《關於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見》（2020/9）中釋出以下訊息—「優化民營經濟代表人士隊伍結構，適當向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現代農業等領域傾斜」。顯示，上述產業的相關從業人員為中共規劃要特別吸納的人才，並將賦予其代表民營企業群體的代表權，意謂著他們可能取得政治上的特殊待遇。可想而知，為獲取政治上的庇護，民營企業將這些產業納入投資布局也是經濟理性的展現。
二、民營企業走向集團化將受限
據今年4月金融監管單位再次約談螞蟻集團，以及其他13家網路平台企業的結果看來，官方定調，以科技新創包裝金融服務的混業經營屬「資本無序擴張」的行為而被禁止，下一階段行政監管的重點項目則為，網路平台企業如何剝離金融業務。[14] 此外，自2019年迄今，大型民營企業的實質控制人，包含騰訊的馬化騰、農夫山泉的創辦人鐘睒睒等人，紛紛卸任本業以外的職務。[15] 以此為引，本文認為，中共財經官僚下一步或將防堵大型民營企業走向「集團化」。
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企業體為了達到經濟規模與極大化獲利，將趨動企業走向集團化的組織型態。企業集團源自於，母公司將數個橫跨不同產業或佔據供應鏈垂直上下游的子企業們透過交叉持股的方式組合在一起，在東亞最知名便是日本與南韓的「財閥」。[16] 此種企業集團透過內部交易成本降低與資金配置的效率，很快地在市場上攻城掠地，取得龐大的政治、經濟影響力。如南韓「財閥」（chaebol）對於國家經濟發展則有無可比擬的地位，但也造成南韓經濟產業發展的問題：排擠了南韓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或國家經濟發展過於依賴單一企業集團等。
對此，未來中共為預防大型民營企業走向集團化之後可能產生的政治、經濟影響力，恐限縮民營企業的產業觸角。中共一來為朝「共同富裕」、「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方向前進，[17] 除投入資源建置完善的社福、教育系統，將迫使大型民營企業釋放出更多市場空間，扶持中小型企業。二來為免國家反過來陷入服務企業發展的處境，民營企業「資本無序擴張」的程度必須受限。最後，削弱民營企業擴張的動機、能力，其背後也是為了強化其對國家的依賴與政治庇護的需求。
[1] 2020年11月孫大午、楊宗義（浙江福中集團創辦人）被帶走；重慶李懷慶（重慶富華典當公司）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獲罪20年。2020年12月至今，螞蟻集團、騰訊、滴滴等一眾藉網路科技擴張業務的科技巨頭遭監管部門所豎立的新規（反壟斷、數據使用）輪番整頓。中共最新的目標則轉向補教產業、遊戲產業與乳品業。國務院以《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通稱「雙減」），指示補教產業須登記為非營利產業，且不准上市融資。同時，不只透過《經濟參考報》（新華社旗下媒體）點名批評遊戲產業對青少年身心戕害，也透過新華社提醒消費者警惕配方奶粉過度行銷而影響母奶的問題。官方（媒）的意見，造成補教、遊戲、奶粉產業股價一時震盪。
[2] 2019年美方啟動區分中共與中國人民的說法後，一開始除了引起中國外交系統的反應外，2020年更上升至由習近平親自回應，「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中國人民都絕對不答應！」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20年9月3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9/03/c_1126449917.htm。
[3]原文為：We must also engage and empower the Chinese people – a dynamic, freedom-loving people who are completely distinct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ichael R. Pompeo,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30, 2020, https://2017-2021.state.gov/communist-china-and-the-free-worlds-future-2/index.html.
[4]相關的論述立場，請詳見：Kellee S. Tsai, “Capitalists without a Class: Political Diversity Amo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8, No. 9 (November 2005), pp. 1130-1158; McNally, Christopher A, and Teresa Wright, “Source of Social Support for China’s Current Political Order: The ‘Thick Embeddedness’ of Private Capital Holder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43, No. 2 (June 2010), pp. 189~198; Perry, Elizabeth J.,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Farewell or Revolution?” The China Journal, Vol. 57 (January 2007), pp. 1~22.
[5]〈指導開創民營經濟統戰工作新局面的綱領性文獻—中央統戰部負責人就《關於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見》答記者問〉，《人民網》，2020年9月16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0/0916/c1001-31862713.html。
[6] 2018年11月習近平於「民營企業座談會」上表示，「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習近平，〈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8年11月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1/01/c_1123649488.htm。
[7]孫大午被控以聚眾衝擊國家機關罪、妨害公務罪、尋釁滋事罪、破壞生產經營罪、強迫交易罪、非法採礦罪、非法佔用農用地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等罪名。〈孫大午一審獲刑18年 並處罰金311萬元〉，《人民網》，2021年7月29日，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21/0729/c1008-32173871.html。
[8]孫大午替維權律師發聲，或許肇因於中共欲追捕的律師許志永曾於2003年擔任孫大午的辯護律師。〈中國企業家孫大午因妨害公務罪等八罪名 被判刑18年〉，《BBC中文網》，2021年7月28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7085524。
[9]關於中國高科技產業（主要是IT產業、半導體）的人才流動問題可詳見：Yu Zhou and Jinn-yuh Hsu, “Divergent Engagement: Roles and Strategies of Taiwanese and Mainland Chinese Returnee Entrepreneurs in the IT Industry,” Global Networks, Vol. 11, No. 3 (July 2011), pp. 398~419. 熊瑞梅、陳冠榮、官逸人，〈紅色跨界創新網絡的機制：以中國大陸半導體公司專利發明人網絡為例〉，收錄於李宗榮與林宗弘主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7），頁496~539。
[10]〈習近平在江蘇考察時強調 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 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發展〉，《新華網》，2020年11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1/14/c_1126740143.htm。
[11]〈騰訊斥資2千億推「永續社會價值創新」 馬化騰：只是開始〉，《自由時報》，2021年4月19日，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504567。
[12]〈廣汽與騰訊戰略合作升級 共同推動平臺數位化、生態化進程〉，《新浪網》，2021年4月19日，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1-04-19/doc-ikmxzfmk7696153.shtml。
[13] 雖然Wank認為，隨著市場改革深化，民營企業主與中共之間單向庇護關係漸漸邁向雙向依賴的共生關係。但儘管是共生關係，也不能否認民營企業主為了自身企業發展，存在尋求政治庇護的動機，只是在共生關係下，民營企業也可提供國家所需的資源。David L. Wank, “Bureaucratic Patronage and Private Business: Changing Networks of Power in Urban China,” in Andrew G. Walder (eds.),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Economic Origin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153~183.
[14]〈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就金融管理部門再次約談螞蟻集團情況答記者問〉，《新華網》，2021年4月12日，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1-04/12/c_1127321490.htm。〈金融管理部門聯合約談部分從事金融業務的網路平臺企業〉，《新華網》，2021年4月29日，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1-04/29/c_1127393316.htm。
[15]〈中國首富鐘睒睒突辭董座 萬泰生物股價大跌〉，《中央社》，2021年1月14日，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1140351.aspx。
[16]日本財閥稱之為「keiretsu」，以三井物產、三菱商事、住友集團、第一勸業、芙蓉和三和為代表；韓國財閥則稱「chaebol」，以三星集團、現代集團、樂天集團最為知名。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日本「財閥」雖透過主力銀行為中心調度資金配置，但集團內部是一種無核心的網絡關係，其中沒有任何一個位居領導地位的企業可以支配其他集團內的成員。然而，兩者均於內部發展出橫跨不同產業公司間的水平網絡，以及產業內部垂直的供應鏈網絡。James R. Lincoln and Michael L. Gerlach, Japan’s Network Economy: Structure Persistence and Chang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50.
[17]〈在高品質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 統籌做好重大金融風險防範化解工作〉，《人民網》，2021年8月18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1/0818/c1024-321973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