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軍事史以小搏大防衛成功的案例所在多有，例如進行中的俄烏戰爭，俄國國防預算規模為 659 億美元，相形之下烏克蘭國防預算僅 59 億美元，[1]兩者差距達 11 倍之譜，且地形上由於烏俄兩國邊界長達 1,400 餘公里不利防守。在預算及戰場地形都對烏克蘭不利情勢下，烏軍憑藉劣勢兵力阻絕俄軍優勢地面部隊，可說是當代不對稱戰的成功案例。相對地，具海峽阻隔的台灣，考量總體防衛態勢、戰場地理、軍事科技發展趨勢，選擇合乎我國既有優勢的科技與產業作為優先選項，更具有成功防衛的條件。特別是考量面對俄國威脅的波蘭決定自 2024 年將國防預算提高到GDP4%，[2]更凸顯防衛決心與資源投入的重要。
事實上中華民國的生存與安全面對複合威脅，除國際空間、軍事威脅之外，自然環境的氣候變遷、國際產業的競爭等都是重要的外部影響因素，其中以武力威脅最為直接而嚴重，因可在短時間藉由暴力改變政治現狀徹底摧毀台灣的民主與自由。由於台灣國防資源有限，面對中共質量都具優勢的軍事威脅進行防衛作戰，必須全面思考戰略思維，而核心就是國防資源的運用。尤其是台灣海峽的地理空間距離有限，現代火力投射武器可快速跨越，所能提供的空間屏障也相對壓縮，故若能善用現代軍事技術與既有產業的優異條件，可在有限時間內發揮資源效益快速強化並獲得足夠防衛戰力。
相對之下，中共 2023 年度軍費支出達 1.55 兆人民幣（約 6 兆 5,410億台幣）規模相較前年度成長達 7.2%，[3]對照同期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僅為 3%，反映出雖然疫情衝擊經濟，但北京仍持續提高軍事能力的意志與極權心態。進一步對照習近平於 2012 年第一任期開始時的國防預算為1,003 億美金（約 3 兆台幣）則軍費增加 2.2 倍。以國際安全智庫一般估算中國隱藏性軍事預算，應為官方名目預算的 140% 左右，此給台灣乃至全球造成明顯威脅。[4]
進一步比較，我國同年度國防資源，以常年預算為 4,151 億列計，中共軍事預算為我國 15.7 倍，即使加計「特別預算」達 5,863 億台幣，中共也為 11.1 倍之譜，[5]使共軍在質與量皆大為提升。因此台灣需認真思考，不對稱戰力與正規兵力並非零與一的選擇，而是應對各種戰力投資的比例與優先順序，才能使有限的資源與時間發揮最大防衛效益。
另一方面中共本身的戰略環境相形複雜，其依照防衛環境區分為五大戰區需分散軍事資源，因此台灣不必與中國軍備競賽，但合理預算投入可建構足夠自衛，大幅增加防衛成功公算。因此在戰爭與和平間，墨家兵法的核心精神「自衛維和」，可作為我國所面對的防衛環境以及應對方向。
貳、防衛資源的挑戰
一、預算支出與人力資源
我國雖然國家量體較小，但總和國力的表現卻令人矚目，依照國際貨幣組織（IMF）統計，台灣的 GDP 總額達到 8,286 億美元，在全球 191 個經濟體中超越瑞士成為世界第 21 大經濟體。[6]相對地由於人口、國防資源投入規模等剛性條件受限，因此再強化防衛能力的挑戰主要有以下兩項因素。
（一）國防預算規模
長期來看國防預算規模換算平均維持在 GDP2% 上下浮動，同時名目預算的增加也必須需導入「消費者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 CPI）的變動，也就是購買力的變動才能有意義的還原增加率。若由時間軸作為取樣觀察，可藉由代表性的台海飛彈危機 1996 年至 2016 年的 20 年為例，亞洲金融風暴前的 1998 年國防預算為 2,574.8 億元。[7]相對地，2016 年度國防預算 3,217 億元，[8]若比對同時期（1998 年至 2016 年）CPI 指數的增幅達 19.8%，[9]則 2016 年的國防預算僅相當等值於 1998 年的 2,654 億，在比例上呈現停滯。也就是在 1996 年至 2016 年的 20 年區間，台灣國防預算的實質增加率僅為 3%，對比中共軍事開支成長率可說嚴重不足，也使得 20 年來中共軍力崛起的威脅更為嚴峻。
持平來說，任何國家的軍事預算不可能無限擴張，特別是資源有限的小國，但可觀察預算結構，以民主國家的國防預算為人力維持、作業維持、裝備投資三大區塊平均各佔預算的 30% 作為基準，因此以我國國防預算目前人力維持費約 1,790 億台幣規模為準，[10]可合理推估每年約 5,400億新台幣會是最小的基礎。如此作業維持費才能有效維繫裝備妥善率，軍事投資費也才能擁有足夠規模維持穩定的裝備研發與生產規劃，保持現役部隊得以逐步獲得新式裝備，確保有效戰力，這都有賴決策者的決心與穩定。同時，導入國防經濟的概念，讓國防投資發揮「加值型」（value added）效益，也可促進國防需求及經濟發展的正向循環。
（二）人力資源減少
國家人口結構也是影響國防人力的關鍵要素，由我國可徵役男的人數變動趨勢觀察，面臨的問題較為嚴峻。由人口金字塔觀察，同樣以前述「台海飛彈危機」後的 20 年區間作為觀察取樣，我國人口出生率在 1998年開始持續降低，由當年可徵役男數 148,042 人，至 2016 年役男減少為111,041 人[11] 及齡役男的來源人數縮減達 33%，對部隊人力需求造成結構性問題。因此，若想僅倚賴募兵滿足部隊人力需求將面對極大挑戰，或需與其他職業競爭付出極高的人力成本。除前述 20 年區間時期趨勢外，內政部人口統計適齡役男自 2016 年開始由 11 萬人持續開始遞減 ，預估至 2025 年進一步縮減到 7.4 萬人，並逐年遞減。因此以 2021 年現住人口（18 歲至 32 歲）男女為 4,127,123，男性為 2,146,821 人。若以 2016 年至 2021 年，5 年區間志願士兵招獲總數為 70,495 員，換算年均約 14,099員。相當於 0.3%，或千分之三，符合民主國家募兵比例的常態。是以，少子化若使可徵人口減少至目前三分之二，則換算適齡人口數志願士兵每年約僅能招獲 9,305 員，恐難滿足未來部隊規模的需求。
役期為 5 年的志願役人力組成的武裝部隊，可穩定單位的人力結構、降低訓練成本，可獲得符合成本效益的專業化部隊，但由於我國少子化導致人口結構改變，因此志願役士兵人數受限。且中共不斷增進投射能力，包括氣墊船、直升機等立體多元登陸手段，加上可藉由約 70 艘正規兩棲登陸艦、戰時動員 60 艘以上的商用客滾輪，乃至中共陸航 1,000 架直升機可進行快速的兵力投射，使共軍具有快速投射的戰略突襲能力，將擠壓我國後備動員的應變時程，故保持一定規模的現役部隊極為重要。
如同「捍衛戰士 2」電影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加強徵募海軍飛行員，[12]凸顯包含美國、歐盟在內的民主國家都面臨志願役人員招募的挑戰。其主因為民主國家的民眾由於生活方式，加入武裝部隊的平均比率都偏低，各國在此情況下無不想盡辦法招募志願兵，這對人口較少的國家，例如瑞士、挪威、瑞典等國就更為困難。而恢復徵兵就成為維繫武裝部隊人力的重要方式。
二、資源調整提高效能
《中華民國憲法》保有國民服役義務，具體做法則規範在普通法層次的兵役法規定「4 個月訓練役」、「一年兵役」，並給權責機關行政裁量權，可以依照實際需要自行決定恢復兵役。這將有助提高台灣的「防衛韌性」，也就是有飛彈阻止敵軍登陸，有更充足的人力防止前述敵軍可能的兩棲或空降的突襲。
我國自 2024 年恢復一年期兵役，可說是前述人口結構有限下的合理選擇。事實上，以人口數較少的民主國家為例，具代表性的包括瑞典1,024 萬人口，依照男女性別服 9 至 12 個月兵役、挪威人口 542 萬，男女皆需服 12 個月兵役、以色列人口 888 萬人，男女皆需服 2.5 年不等之兵役，這都是同時考量威脅以及人口數量。參考歐洲國家的經驗，對照台灣海島防禦為主的情境，較前述國家易守難攻，役期若維持 12 個月便可在兼顧國家安全與國民生涯規劃的平衡點。
義務役與志願役的關聯並非零與一的二分法。民主國家的志願役軍隊屬「軍隊公民」（soldier-citizen），而義務役為主的屬「公民軍隊」（citizen-soldier），受威脅導向的國家通常以公民軍隊為主要機制，兩者如同網球雙打一般相輔相成。同時規劃國防人力（manpower），以及常備與後備部隊的比例配置，便可在有限資源的限制下發揮最大效益。
2024 年恢復徵兵後，各權責機關同步參酌其他國家實務規劃以提高新兵訓練的安全與專業技能，包括增加民防訓練，以在災害發生時協助災害救援。軍事作戰則集中適性、戰鬥、體能，並將延長的役期予以整體評估，如基礎訓練∕進階銜接訓練 6 個月，在營∕演訓 6 個月等。同時針對役男與社會關係展開跨部會政策配套，例如教育部修訂大學學期制，使役男得以於 4 年內修完學分、獲得學歷並完成兵役。經濟部則評估中小企業人力補助等，這是國防與社會生產所需的人力資源及培訓的重要關聯。
同樣邏輯，應嚴肅考慮合理的增加預算。中華民國的國防思維基礎為戰略守勢，軍事戰略層面為「防衛固守，重層嚇阻」，用兵的作戰層面為「拒敵於彼岸、擊敵於海上、毀敵於水際、殲敵於灘岸」，而造兵的兵力整建則結合不對稱兵力、及正規兵力以發揮最大防衛效益。
然而，同樣面對威脅的以色列則是將國防預算列為政府支出的優先，文化上同屬「華人」國家的新加坡，將國防預算作為首位，再如同前文所述俄烏戰爭後對俄羅斯備感威脅的波蘭，也決定將國防預算提高到GDP4%，這都是值得我方有效維持足夠防衛能力的參鑑之處。
以國防預算結構主要分為人力維持、作業維持、軍事投資三者，估算我國防預算應為 5,400 億規模為基礎，若進一步考量 2022 年我國 GDP 產值為 8,286 億美金規模，以 GDP3% 換算即 240 億美金的量能，相當 7,200億台幣規模，則可提高、加速並穩定總體防衛能力。
易言之，依照台灣的經濟量體，國防預算應在 5,400 至 7,200 億元台幣區間，可作為未來政策之參考依據。面對外來武力威脅增加，學者菁英與跨部會支持，一方面增加軍事投資，另一方面善用「經濟加乘」（multiplier）效果，可同時滿足國防需求與經濟的發展，投入國防資源產生正向循環。
參、國防資源投入預估
後續章節中，除各作者所列舉的軍事技術分析與評估外，也須預估未來所需的兵火力投資能量，就須先行評估國防預算的規模，也就是可掌控的資源，如此在規劃時將有所依據。以 2023 年為基期，本年度法定國防預算為 5,863 億台幣，較前年5,147 億增加 13.9%，[13]但若進一步拆解，扣除特別預算、非營業特種基金等，筆者認為此為不可控的預算，因此應以穩定以「常年預算」為 4,151億元新台幣為基準，較前年增加 475 億元，年增率 12.9%。但 12.9% 的成長率也非常態，因此以 3% 作為年均成長率之基準較為合宜。
同時採用複合成長公式計算未來國防預算之投入：
【複合成長公式】
(FV) = 現值 (PV)×(1 + r)t
其中的 FV 指終期價金、PV 為各期國防預算、r 為年成長率、t 為時間。
【變數設定】
PV 設定為 2024 年之常年預算，4,406 億新台幣
r 設定為 3%、t 為 20 年
則可得出年度軍事投資，由 2024 年開始，預估未來 20 年軍事投資的總和為 2 兆 9,396 億新台幣。第一個 5 年總和為 5,670 億新台幣，其他各期程之軍事投資請見表 1。依照此一中常期的預算評估，結合威脅之判定，可更合理選擇兵力規劃與作需投資，發揮最大效益。
一、強化用兵與造兵的關聯
以資訊較透明的美軍為例，其對兵力籌獲採「聯合戰力暨發展系統」（Joint Capabilities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System, JCIDS）改革，結合採購系統（acquisition system），[14]此造兵與用兵是一種創新戰法，讓軍事科學法則不受科技發展影響，而歷久彌新。我國近年強調「不對稱戰兵力」（asymmetric force）可說是以小搏大的關鍵，戰爭史中也有諸多實例證明其效益。例如冷兵器時期的坎尼會戰，漢尼拔將方陣兵力重新配置，以騎兵擊敗占優勢的羅馬軍團。二戰時期德國將戰車集中使用，擊潰戰車數量優勢卻分散的法軍。日本海軍集中航艦，得以在太平戰爭初期掌握海權。這都是經典的代表案例。在兵器部分，以台海戰場反登陸的特性所需的反艦飛彈為例，1967 年埃及率先以「艦對艦」飛彈擊沉以色列驅逐艦、1982 年福克蘭戰役阿根廷戰機以「空對艦」飛彈擊沉英國巡防艦、2022 年烏克蘭海軍以「岸對艦」飛彈擊沉俄國「莫斯科號」驅逐艦，此三個代表案例都象徵不對稱兵器的潛力與價值。
另一項需思考的是「不平衡建軍」（unbalance force），意指在一軍事力量中對於兵種的投資不同，例如美國海軍曾經出現的「平衡建軍」、「不平衡建軍」的路線爭議，也就是在航艦、驅逐艦、巡防艦、潛艦等兵科部隊的投資比例。可以這麼說，「不對稱兵力」是在國家戰略層級的評估、「不平衡建軍」則是在軍種層級的評估，上位位階的確立，方有助於後續用兵裝備的政策確立。
接著則是造兵與資源投資，無論前述的不對稱戰力、不平衡建軍的核心就在有限資源下進行投資的選擇，因此核心就是不對稱成本（asymmetric cost），除先進裝備外，靈活運用低成本、低科技裝備以「成本交換比」（cost- exchange ratio）創造不對稱優勢的價值，將可使總體防衛效果最大化。
由軍事管理科學來看，這都說明不對稱戰的核心就在成本，也就是前述「不對稱成本」，所謂低成本不對稱武器可以是利用戰略、組織、科技等方式，以較敵方低成本方式創造戰術優勢，進而累積並創造戰略上的優勢。以軍備相對造價舉例而言，各國主力戰機平均造價約為 6,000 萬美元以上，而防空飛彈平均成本則僅為 100 萬美元。又如作為艦隊主角的巡防艦造價平均為 10 億美金以上，而反艦飛彈均價僅約 100 萬美元。
藉由成本評估及戰略需求思考，可在用兵與造兵的選擇上同步考量戰略需求及效益規劃。
二、技術選擇與評估
我國在進行各種裝備、軍事科技選擇時，或可導入「技術可用度」（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TRL）的方式。此為美國太空總署所創設，並為美國國防部用以評價各式科技發展與應用時的主要方式之一，其主要分類如後。
基本原則的評估，科技可用度（TRL）是用於評估特定科技成熟度的量測系統。每個技術項目都根據每個技術等級的參數進行評估，再根據各個項目的發展進度進行評級。劃分為 9 個科技發展與可能的等級。TRL 1最低，TRL 9 最高。
TRL 1 初步研究：當一項技術處於科學研究初始，就列為意指是正在轉化為未來的研究和開發。
TRL2 概念發展：一旦基本原理研究並且可實際應用於這些初步發現，就會進入 TRL 2，此階段技術具有很強的推測性，因為該技術的概念幾乎沒有實驗證明。
TRL 3 可行性驗證：是研究和設計階段開始時，此技術可列為 TRL 3。一般而言，在這個等級上需要進行分析和實驗室研究，以確定一項技術是否可行，並在開發過程中準備好進一步推進。通常在 TRL 3 期間，會構建一個概念驗證模型。
TRL4 整合測試：一旦科技完成概念驗證，就會將對多個組件進行相互測試。
TRL 5 系統建立：達到 5 的科技意指建立原型（麵包板），且相對TRL 4 的技術進行更嚴格的測試。模擬應盡可能接近現實的環境。
TRL 6 原型建立：技術具有功能齊全的原型或代表性模型。
TRL 7 環境測試：工程原型或原型在實際環境中進行展示與測試。
TRL 8 實際完成全系統測試與認證：科技已經過測試並符合要求，可在現有技術或技術系統中實施。
TRL 9 可執行並滿足實際任務操作：此科技可在實際任務環境下成功作業獲得，證明其符合操作測試與改進之性能，即可稱為 TRL 9。[15]
若能參考此類已經應用的科技評價模式，在用兵指導原則下，合理選擇與評估軍備體系的研發科技，或由既有各類科技進行「向上建軍」的政策，如此可合理的進行下貫式（top down）、上饋式（bottom up）的雙向決策，以滿足短中長程的建軍、兵力整建、戰備需求。
肆、小結：以小搏大的關鍵是資源運用
前文提及中共國防支出是台灣的 15 倍，但由於四周競爭者眾，國防資源與軍力較分散。相對地台灣僅需面對單一威脅，類似《孫子兵法》的「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這也是台灣的局部優勢。只要國防預算合理增加並結合後文所列的各種關鍵科技，可獲得充足防衛能力，提高防衛作戰成功公算。
軍事史也客觀反映出此一事實，包括馬拉松戰役等若干以小搏大的成功防衛案例，也包含進行中的烏俄戰爭，如同文前所述開戰前俄國國防預算為烏克蘭 11 倍之多，類似台海兩岸的對比情勢，戰場地形有利俄國快速入侵。在不利的情況下，烏克蘭遭遇突襲的第一時間，以劣勢兵力成功阻絕優勢的俄軍入侵。
再如戰術戰法層面，英國在二戰時面對納粹德國 V1 巡弋飛彈的心事威脅，曾以「防空氣球」（barrage balloon）藉低科技、低成本手段攔截納粹德軍 300 枚以上的 V1 飛彈。[16]類此經驗都可使我們思考，低價、低科技的手段抵銷部分威脅，因此考量北部淡水河口、東部空軍基地、西部重要軍事關鍵設施的低空來襲的巡弋飛彈、 無人機等威脅，都可評估以此類防空氣球作為防空輔助手段。
參考其他民主國家合理提高國防預算的趨勢，結合台灣可運用的成熟科技，可提供更多元更全面的規畫思考，即以低價高效的方式抵銷敵方的儎台優勢。例如以導引彈藥遂行「以陸制空、以陸制海」創造有效的拒止區。在立於不敗的前提下，搭配合理比例的船艦，戰機擔負反制灰帶行動任務，爭取時間籌獲新式儎台的正規兵力，形成良性循環。善用守勢作戰的主場優勢，完整地結合戰場地理、軍事科技等要素，如同墨家思想的「備城門」一般，有效結合不對稱兵力與正規兵力，相輔相成達成防衛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