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江澤民病逝看習時代政治基礎變遷
202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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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新聞重點
江澤民自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成為第三代領導人，後在2002年中共16大先卸下中共中央總書記，2003年再卸下國家主席職位，但至2004年才卸下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最後一項正式官方職位。在「白紙運動」方興未艾之際，江澤民於2022年11月30日在上海病逝，12月6日中共舉辦了江澤民的悼念大會，並由習近平代表致上長達50分鐘並充滿肯定和傳承意味的悼詞，這象徵中國又一個時代的更迭。本文對照江澤民與習近平各自執政時期內的政治基礎，試圖釐清從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前後的中共黨建理論和政治基礎二方面有何變化，並以此對照習近平時代的政治基礎變遷，以及相配套的未來政策走向。
貳、安全意涵
本文首先將中共的政治基礎定義為：該政黨所欲代表的社會階層，而這源自中共建政以來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自我定位和「人民民主專政」的統治方式，使得中共建政本質不同於以往中國各朝代的政權更迭。隨著時代的演進，此政治基礎必須與時俱進的修改進步，並在中共歷任領導人的理論建構中逐步修修補補。江澤民正是處於鄧小平改革開放後邁向新階段的重要節點，故對後續領導人乃至於習近平時代都有著重大的影響。
一、江澤民昔為中共擴大政治基礎
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早已界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時期，主要矛盾已從改革開放前的階級鬥爭，轉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繼承鄧路線的江澤民作為中共第三代領導人，其標誌性的黨建理論，即為他在2000年所提出的「三個代表」，系統性的內容則在200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80週年大會」致詞時提出，中共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者是統一的整體相互促進。「三個代表」重點延續了改革開放以來已經濟生產力為中心的路線，並使中共的政治基礎得以擴大。
中共的政治基礎原本以工農聯盟為主，在「三個代表」提出後正式將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資產階級也納入。江澤民在中共16大報告上談「三個代表」時，正式承認「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仲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1] 而這些人也是在改革開放中最先得利的新興資產階級，故又進一步成為開放「資本家入黨」的依據，並讓中共從原始的「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與時俱進的蛻變成為全民政黨。
二、習近平刻意淡化資產階級在政治基礎中的地位
江澤民為了克服落後生產力的主要矛盾而提出「三個代表」，但習近平在中共19大的黨章修改時，將總綱部分修改成：「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2] 這二者的差異顯示出中國於不同時代的矛盾問題所在，以及解決問題所需具備政治基礎之不同。首先，鄧小平以來鼓勵「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並由江澤民從黨建理論給予正當化，並將先富起來的那批人吸納入黨；但當習近平開始重視不平衡問題時，其政治基礎就不必然包括那批反過來擴大失衡的資本家了。其次，從中共近期操作「國進民退」對待「阿里巴巴」馬雲、「騰訊」馬化騰、「聯想」柳傳志等人的方式可知，習近平就是要讓國家重新主導經濟發展方向，集中用以克服內外困境的資源。這使原本「三個代表」中的發展先進生產力也必須被置於國家的掌控之下，因此不能任由資本和技術持續「野蠻生長」，而是要盡可能以國企或是具備官方色彩的「自己人」，以「官僚資本主義」（或稱「權貴資本主義」）的模式發展，故也不會於政治基礎中再優待資產階級和資本家，而是刻意淡化、甚至取而代之。
參、趨勢研判
一、習大權在握使江派淡出領導班子
除了江澤民留在軍界的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勢力被習近平藉由打「軍老虎」徹底掃除之外，從第20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單中觀察，取代第19屆常委李克強、栗戰書、汪洋、韓正的李強、蔡奇、丁薛祥、李希等四人，都是習近平的人馬，這顯示習已能夠獨攬大局，排除掉江派和團派的掣肘。即便常委中留任的王滬寧，自江澤民時代就被重用，但真正將他提拔成為政治局委員乃至常委的，仍是習近平。故無論是否被歸類為江派，皆不影響習大權在握，且江派已淡出領導核心的事實。
在可預見未來內，習近平極可能不會滿足於三任的領導人任期，而是會效法毛澤東走向終身制。這也代表在其任內，不可能再回到江和胡錦濤時代的集體領導制度，使習以外的常委都將只是下屬身分。依照這樣的邏輯，習時代的領導班子會持續撇除資產階級對於政策的影響，使其方向和政治基礎逐漸左傾。
二、習時代政治基礎難以真正走向代表全民
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在江澤民「三個代表」的基礎之上，發展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這是因為江澤民已經擴展了政治基礎成為「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全民政黨，故胡所提的「以人為本」是呼應強調「把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這裡的人民已經被默認為是包含所有階級的「全民」，而非毛時期「人民民主專政」時所指的工農聯盟無產階級。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強調的「人民至上」、「以人民為中心」則顯得空洞，只是呼籲黨內幹部不要脫離群眾，而未能如江和胡時代對於何謂人民、以及黨在人民之間的政治基礎和代表性，做出更具系統性的論述。
展望習的第三任期，在排擠資產階級和鞏固自身權位之餘，終將必須跳脫空洞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詞藻包裝，扎實地從黨建理論的高度妥善處理「中共代表的人民包括誰？」的問題。因為從習近平一連串所作所為而言，已經逐漸失去新興資產階級以及知識份子的信賴，近期「白紙運動」可說是這種失去民心的劇烈反映。顯現出習近平愈是呼籲「人民至上」，卻愈與民心背離的事實，故未來他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放棄全民政黨的表象，走回毛澤東偏左的老路以鞏固無產階級支持，而這也是外資所最擔心的方向；二是認真的維持開放路線，並鬆綁各種政策以維持社會和資本活力，真正成為全民政黨。但以目前發展來說，第二條路顯然有違習近平的個性而遙不可及。
[1]〈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08年8月1日，http://www.gov.cn/test/2008-08/01/content_1061490.htm。
[2]〈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共產黨員網》，2017年10月24日，https://www.12371.cn/2017/10/24/ARTI150883298261296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