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艦隊較大的一方將會贏》之評論
2023.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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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新聞重點
2023年1月，《美國海軍學會月刊》（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刊載題為「艦隊較大的一方將會贏」（Bigger Fleets Win）論文，作者唐格雷迪（Sam J. Tangredi）教授為備役海軍上校，現任教於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戰略與作戰研究部（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Research Department），其長期從事國家戰略、海軍戰略與未來戰爭相關議題研究。唐氏在這篇文章中，從歷史上擷取28次重大海戰進行研究，時間跨度起自希波戰爭（Greco-Persian）終於冷戰時期。他發現當中25場海戰係由艦隊數量較多一方獲勝，僅有3場海戰係由艦隊規模較小但技術擁有優勢一方獲勝。作者亦列舉英國與法國以及日本與美國海軍對抗的例子，闡釋技術水平相近（拿破崙戰爭的英法兩國）或擁有優勢者（二次大戰時的日本），最後卻因艦隊規模不及對方導致戰爭失敗。綜觀全文可知作者主要目的，係憂慮中國日增的艦隊數量已對美國萎縮中的艦隊形成挑戰，美國應當加速艦船建造而非仰賴科技用以贏得未來海戰勝利。[1]
貳、安全意涵
一、軍力平衡缺乏有效量度指標
長期以來，各國國防部門均努力地尋求一個清晰與標準化量度指標，能對本身與他國間的軍力推移及相對態勢進行評估，從而為戰略規劃與兵力整建提供必要的指引。由於軍力平衡評估存在著許多非計量因素，例如領導統御、人員訓練與軍隊士氣等，這些都是對戰爭勝負具有不可輕忽影響的重要因素。由於這些因素過於抽象且無法進行量化分析，國防計畫者與軍事觀察家就採取一種較為簡約方式從事軍力平衡評估，此即以載台或武器數量為基礎的量度方式。這種量度方式簡明易懂，雖然數據精確卻無法真實反映出國家間軍力平衡的真實本質。採取量化方式評估軍力如同「數豆子」（bean counts）般，這種將不同載台加總進行比較已存在不小問題，而其衍生的「拿蘋果跟橘子比」（comparing apples to oranges）錯誤偏差，將使評估結果遭到扭曲不具太大價值。由於短期內尚無法取得有效的量度指標，基於數量為基礎的軍力評估仍將繼續存在，這是本文作者選用數量評估歷史上重大海戰結局的主要原因。
二、數量不是決定勝負唯一因素
唐氏在這篇文章中，總結歷史海戰經驗得出了艦隊大幾乎總會贏的結論，這種數量決定論（determinism）似乎否定了戰術戰略與領導指揮在現代戰爭中的重要性。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其傳世著作《戰爭論》（On War）中寫道：數量優勢係戰爭諸多因素中唯一具決定性的。英國戰略學者李德哈特（Basil H. Liddell Hart）對此提出批判，他認為克氏過度強調數量的重要性，從而將戰略貶抑為以壓倒性數量重創敵人的簡單行動。因此，李德哈特將克勞塞維茨稱為「數量教主」（Mahdi of Mass）。[2] 海軍艦船構造複雜，加上建造時程較長，任何國家一定時期能擁有的數量相對有限。當艦船受損或沉沒後，短時期內無法重建投入戰鬥，因此初戰時擁有艦艇數量優勢對贏得海戰勝利是有利的，這應是作者為文的立論基礎。然而，隨著水雷與攻船飛彈技術的擴散，海軍艦船的易毀損性（vulnerability）大增，這種發展使得艦船數量多寡的重要性不若往昔，倘若他方採取海洋排拒（sea denial）戰術，即使擁有艦船數量處於劣勢，仍能藉水雷與陸基攻船飛彈等武器的運用，將雙方運用海洋的競爭維持於爭奪狀態。
三、美國海軍戰力絕非中國海軍所能企及
作者文中指出，2020年代結束時，中國海軍擁有艦船數量將達460艘，美國海軍艦船總數則可能低於260艘。然而，若以艦船數量外的指標比較，則會出現截然不同結果。當前中國海軍擁有排水量3,000噸以上的艦船63艘，總排水量為44.7萬噸。相對地，美國海軍擁有3,000噸以上艦船120艘，排水量總計為200萬噸。中國海軍艦船總計部署了1,900枚飛彈，美國海軍艦船部署飛彈數量則為9,500枚。此外，中國海軍擁有441架定翼機與118架旋翼機，美國海軍與陸戰隊共擁有2,448架定翼機與1,249架旋翼機。中國海軍現役兩艘航艦能攜行70架艦載機，美國海軍11艘航艦攜行的戰機總數超過800架。美國海軍航艦與潛艦均採用核動力推進，具有無限期滯海能力，中國903型補給艦僅能支持兩至三艘軍艦海上活動兩個星期，中國海軍艦隊的海上持久力遠不及美國海軍。[3] 撇開戰鬥經驗與訓練水準等質化因素不計外，即以前揭各項數據作為評估，美國海軍戰力並未因艦船數量處於劣勢而遜於中國海軍。
參、趨勢研判
美國海軍透過各種作為抵銷中國海軍艦船數量優勢
近年來，中國新造艦船不斷地成軍加入戰鬥序列，美國海軍由於艦船造價成本昂貴，加上造船工業基礎日漸萎縮，短時間內甚難逆轉數量劣勢。因此，美國海軍近年提出了「分散式殺傷」（Distributed Lethality）與「分散式海上作戰」（Distributed Maritime Operation）等嶄新作戰概念，同時配合水面無人載具（Unmanned Surface Vessels, USVs）與水下無人載具（Unmanned Underwater Vessels, UUVs）的研發與部署，用以強化戰力並抵消本身艦船數量處於劣勢的不利局面。透過前揭各項措施，美國海軍可將分散不同水域的單艦甚至編隊整合，使其在作戰水域與決戰時擁有較佳態勢，能夠發揚戰力擊敗敵人取得海戰勝利。尤其重要的，美國與亞太國家如日本與澳洲等國簽署有安保條約，這些國家擁有相當海軍戰力，同時定期與美軍進行海上聯合演習。因此，美國透過聯盟團結（alliance solidarity）途徑可以結合亞太各國海軍力量，[4] 化解其艦船數量不及中國海軍的不利態勢，並透過集體力量對中國海權擴張形成制約。
[1]Captain Sam J. Tangredi, U.S. Navy（Retired）, “Bigger Fleets Win,”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149, No.1, January 2023,https://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2023/january/bigger-fleets-win。
[2]Phillip S. Meilinger, “Busting the Icon: Restoring Balance to the Influence of Clausewitz,”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1, No.1,Fall 2007, pp. 120-121; Christopher Bassford, “Clausewitz in English: The Reception of Clausewitz in Britain and America,” https://www.clausewitzstudies.org/readings/Bassford/CIE/Chapter15.ht。
[3]Mangesh Sawant, “Why China Cannot Challenge the US Military Primacy,” Journal of Indo-Pacific Affairs, Winter 2021, pp. 123-124, and 127.
[4] Admiral James D. Watkins, U.S. Navy, “The Maritime Strategy,”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112, No.1, January 1986,https://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1986/january-supplement/maritime-strategy-0。